阳明学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
日本从江户末期到明治维新，在迎接新时代到来之际，有不少人是信奉阳明学的，而且他们大都活跃于明治政府的中枢，如在倒幕运动中被处极刑的吉田松阴，没能等到明治维新就病故的高杉晋作，战死于倒幕运动的久坂玄瑞（1840—1864），使明治维新得以实现的西乡南洲，奈良县首任知事春日潜庵，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池田草庵、三岛中洲，以及代表日本的大实业家涩泽荣一，真是举不胜举。但明治新政府推行的是全盘欧化的政策，使东洋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多数儒学者在感叹世道变迁的同时，也只能得过且过，无所事事。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还出现了旧士族反乱和刺杀政治家的事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状况下，三岛中洲于明治十年在东京创设了汉学私塾二松学舍，培养了以夏目漱石为首的一大批人才。作为其后起者的二松学舍大学至今仍是阳明学研究的重镇。而对该大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当中，涩泽容一也许是代表性的人物。容一是中洲的友人，他以《论语》和阳明学为基盘来发展企业，而他对《论语》的解释，则来源于三岛中洲的阳明学。出于中洲门下的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两大巨匠之一（另一位是森鸥外），他的作品受阳明学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点森鸥外也不例外。明治、大正以后，昭和时代的文学也同样有受阳明学影响的问题，如林芙美子、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作者的考察，说明阳明学在近代日本的影响及其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作用。
一、明治、大正时代的阳明学
自明治初年三岛中洲创设二松学舍始，进入明治二十年以后，日本的国民精神开始高扬。从明治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曾发行了大量被称为儒教机关杂志的刊物。有关阳明学的，冈田武彦博士在《王学杂志》（上、下卷，东京：文言社，1992年）里列举了以下五种：（1）《阳明学》，吉木襄（铁华）编辑，铁华书院（东京）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刊行；（2）《王学杂志》，东敬治（正堂）编辑，明善学社（东京）明治三十九年刊行；（3）《阳明学》，东敬治编辑，阳明学会（东京）明治四十一年刊行；（4）《阳明》，石崎酉之允（东国）编辑，阳明学会（大阪）大正三年刊行；5、《阳明主义》，石崎酉之允等编辑，阳明学会（大阪）大正八年至昭和三年刊行。据冈田先生说，编辑这五种杂志的目的，都是为了革新被欧化主义污染了的世道人心，振作国民精神，维护国体，以发扬国威于海外。其中东敬治（1860—1935）是江户末期岩国阳明学者东泽泻之子。泽泻在岩国培养了众多门弟，而且大都出身庶民，不为时流所惑。东敬治与明治四十年就任京都大学助教授的高濑武次郎及三岛中州的后继者二松学舍教授山田准一起，被誉为明治时代日本阳明学界的“三羽鸟”。
由此可见，明治以降的阳明学，在经历了从明治初期到二十年代欧化主义的低迷期及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振兴期以后，从明治末期开始包括整个大正时代直到昭和初年，由于各种阳明学杂志的刊行，使得其生命价值在日本得以保持。这点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
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三宅雪岭（1860—1945）的《王阳明》一书由政教社刊行。雪岭利用“政教社”（明治二十一年设立的文化团体），批判欧化主义的国内外政策，提倡国粹主义。雪岭认为，王阳明是与德国近代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比肩的思想家，尤其近似于黑格尔。同年，国木田独步（1871—1908）从《不欺记》里读到了王阳明的书，爱不释手，并将其与《英雄论》、《新约圣书》等西方名著相提并论。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内村鉴三（1861—1930）著《代表性的日本人》，书中对王阳明的非凡权威佩服得五体投地，尊崇备至，决意作为自己的偶像而贯穿始终。他认为：“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家中，是以其良心（良知）、仁慈且严峻的天之法则（天理），而与同样起源于亚细亚并成为致尊之信仰的基督为相近的人物。”
明治以降的日本阳明学，虽然没有像江户时代所招徕的新思潮那样的势头，而且还被当时的欧美科学主义和物质文明中心论所支配，但却对先辈之国中国做出了贡献。新中国之父孙文于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7月游历完美国、欧洲各地后到达日本横滨，同年8月13日他在东京富士见楼的欢迎会上，面对千余名中国留学生发表了演讲，敦促他们增强汉民族的自觉性，并强调指出，能够被称为日本英雄豪杰的人，无不受到过中国大哲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感化，而正是这些人成就了明治维新，以救4500万日本国民于水火之泽。[参见上垣外宪一：《日本留学生与革命运动》，《比较文化丛书》之五，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二、夏目漱石与森鸥外
夏目漱石早年矢志汉学，特就读于二松学舍。明治十四年（1881）四月后的一年多时间，他直接向当时杰出的汉学家三岛中州学习汉学。后来入东京大学预备科学习，其间写了《居移气说》（明治二十二年）一文。该文首先记述了人们性情之变化犹如天地之变化，这便是境遇之变化的由来；然后又论述了“孟母三迁”之教，而漱石自己也曾三度迁居。但他强调要确立自我，认为即使居所改变，也不能被境遇所支配。他在文中引用了阳明的话：“阳明有言：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阳明文录》里是“破”而非“去”，两字内容相差无异。《居移气说》里还有“虚灵不昧”一语。“虚灵不昧”是阳明的基本思想之一，漱石将其拿过来作为自己的基本思想，直到在东京大学专攻英国文学时也没放弃，以后仍矢志不渝。
漱石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赴熊本任第五高等学校（即现在的熊本大学）教授。在以后的若干年间，他以《无题》命名写有五言古诗和七言律诗，诗中的“虚怀役刚柔”、“欲抱虚怀步古今”等句子，充分反映了他思想境界，而这种境界也就是阳明的“虚灵不昧”之境。[参见佐右纯一郎：《夏目漱石论》，东京：审美社，1984年，第149页。]
王阳明在《传习录》里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上卷，陆原静录）所谓“虚灵不昧”，意指心体虚无而有灵妙之动。由此“心外无理”亦即“心即理”的思想才能成立。关于“心即理”说，初出现在《传习录》上卷徐曰仁录的一段话里。朱子在《大学章句》里针对“虚灵不昧”有“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的论述，并认为这样做才不会蔽于“人欲”。阳明也主张“去人欲，存天理”。那么，漱石的“虚灵不昧”说，究竟是以朱子的《大学章句》为基础，还是以阳明的《传习录》为基础，抑或是两者兼容并用的呢？笔者认为是出于阳明的《传习录》。因为，漱石学成于以阳明学立足的二松学舍；第二，他在《居移气说》里提出“虚灵不昧”说之前，引用了阳明“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的话。此外，《居移气说》还引用了“孟母三迁”之教，在强调环境的重要性的同时，又特别指出不被环境所左右的“心”的关键作用，而要确立“心”的牢固不动的地位，就必须做到“虚灵不昧”。
漱石在熊本期间，还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月为第五高等学校校刊《龙南会杂志》写过一篇题目叫《人生》的文章。文中所谓“离事物而无心，离心而无事物”，不难看出，也是从阳明的“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传习录》卷上，徐曰仁录）来的。
漱石的小说《从此以后》，连载在《朝日新闻》明治四十二年（1909）六月二十七日至十月十四日上，主题是恋爱和社会批评。小说的主人公代助对其父尊崇的《中庸》“诚者天之道也”之说以及《论语》、王阳明所谓的儒教持否定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漱石当时已开始摆脱以阳明学为代表的儒教思想的影响。但小说中描写了不少故弄玄虚、心情烦闷等情节，说明作者否定的是故弄玄虚式的“热诚”，而对真正的“诚”则并不反对。在执笔《从此以后》前一年发表的小说《三四郎》中，可以看到“活泼泼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阳明的《传习录》（下卷，黄省曾录）等书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综上所述，自少年时代至熊本居住期间，是夏目漱石与阳明学的关系较为密切的一段时期。
森鸥外（1863—1923）至1877年（明治十年）离家赴京为止，一直在家乡津和野（现岛根县鹿足郡津和野町）的私塾学校或者藩校养老馆学习汉学。当时的养老馆注重山崎闇斋、浅见炯斋（1652—1711）等的躬行实践说，并把朱子学作为学校的宗旨。因此，森鸥外学习阳明学要比夏目漱石晚一些。
鸥外于明治十七年（1884）赴德国留学，翌年他与井上哲次郎一起会晤了柏格森（1859—1941）。双方虽就东洋哲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内容不详。[参见森鸥外：《德国日记》。]归国后，他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发表了小说《舞姬》。小说突出了“心之诚”这个在《传习录》中反复使用过的话。我猜想当时鸥外可能已受了阳明学的某些影响，但尚无具体例证。
鸥外与阳明学发生深刻关系大概是在明治三十年（1897）以后。他在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6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中屿直清、神保涛次郎来军校。神保谈及阳明学和《传习录》之事。”翌年因人事变动他被调任小仓（现北九州市小仓北区）的第12师团军医部长，6月19日到任。此后直到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离任回京，他在小仓住了两年零九个月时间。他在担任军医工作之外，还从事美学、文艺批评、理论研究、翻译等工作，并参加了当地的心理学讲座和演讲等活动。《伦理学的歧路》一文就是他在福冈县行桥市所发表的演讲。他在文中指出：“名宋儒之理者，即如道德之源头处，近于（道德）先天主义也。陆、王亦同然。”
明治三十四年（1901）九月十七日至二十日，鸥外利用公务出差到福冈市和二日市的机会，在福冈购得了《传习录》。虽然有关《传习录》的记载，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的鸥外日记里就能见到，然而作为藏书，却是在三年以后。九月二十四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这本书是王阳明的弟子对其师之言语的真实而有趣的记录。里面反复提到了‘知行合一’之说。”鸥外认为，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与德国心理学家韦特海默（1832—1920）的思想是一致的，并且还提到了阳明思想与德国哲学家哈特曼（1842—1906）的唯意志论及佛教唯识论的关系。九天后的十月三日，鸥外在《续心头语》里就朱子和阳明的“格物”说作了如下评述：“欲研究儒学，必先从心理上入手。朱子之格物，即心理上之智论也；王阳明之格物，犹如意论，尤堪玩味矣。”
这时的鸥外大概已进入了其哲学思考的旺盛时期。在小仓作一名军医部长并不是他的心意。他一刻也未放弃过回京的愿望，因而心情焦躁，度日如年。而这时阳明学的思想却给了他深刻的启示，使他既能基于实践之道又能从思想深处领悟“谛念”的心境。
1914年（大正三年），鸥外撰写了《大盐平八郎》一书。大盐平八郎（1793—1837）是大阪著名的阳明学者，曾任大阪东町奉行与力（属下级武士），引退后为家塾教授于洗心洞。平八郎未入过师门，全靠自学。他以阳明学的“归方虚”说和“致良知”说为思想根基，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提倡与实践的直接结合。[参见拙作：《森鸥外作品中的阳明学》，《语学与文学》第26号，九州女子大学国文学会，1996年。]
《大盐平八郎》执笔前五年，鸥外发表了短篇小说《杯》。据鸥外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日记》记载，该小说草拟于27日，但29日通过其上司新六陆军次官石本向报社投稿时，却不知何故被禁止署名。后来鸥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我的立场》一文，表明自己现在的心境是“谛念”。虽然鸥外当时的职务已是陆军军医的职位军医总监，但他却受到了上司石本对其文艺创作的百般嘲笑。《大盐平八郎》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压抑下创作的。
小说描写了大盐平八郎率领一批乌合之众和感化之人，举兵袭击大阪的富豪，从成功后的救济贫民到遭受挫折走向失败的过程和心境。文中在叙述平八郎后来深陷于自己曾斥责过的枯寂之空的心情时指出：这是由于失败和挫折感所造成的空虚及愤懑。其实这正好反映了鸥外自己当时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