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探索希特勒
阿道夫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希特勒童年的好友奥古斯特·库比切克，未公开的信
那么,我了解这个我与之度过多年时光的人吗？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写给妻子的信
您永远无法知道我在想什么。至于那些夸口说了解我的想法的人，我对他们撒了更多的谎。
——希特勒对弗兰茨·哈尔德说的话
除了耶稣基督，历史上恐怕没有人比阿道夫·希特勒更有写头了。
一位英国记者查看了1972年在伦敦出现的著作、文章、小说、电视和电影以及戏院里上演的戏剧作品后，挖苦地评论道，那是“元首”在英国畅销的一年。但是，接下来希特勒在德国更受欢迎，关于他的主要著作有14部之多，包括一本长篇传记，此传记被评论人称为“权威性”的著作，预言它将成为“希特勒浪潮”的。
Joachim CFest, Hitler: Eine Biographie, 1190 pages (Frankfurt, Berlin, Wemma, 1973).
不过，他们都错了。到1975年为止，即希特勒死后的30年间，各界已经出版了5万本关于他和他的帝国的重要著作。［1］1976年，又一本1000页的巨著诞生，被称为“为后代所写的权威传记”。关于这一宣传，见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9 September 1976 of John Tolands Adolf Hitler, 1057 (New York, 1976)。
事实的确如此。
希特勒的人格一直令试图探索整个历史中引人注目问题的人困惑：这个如此平庸而不可思议的小男人，是如何迷惑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使它欣然接受残酷的暴政，又是如何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
人们一定赞同早期著名的传记作家布洛克（Lord Bullock）的说法，当他回顾他的主人公的童年时，坦言道：“就我而言，我了解阿道夫·希特勒越多，我就发现越难以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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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那些原因都不足以解释后面的结果。要求我们相信［年轻的希特勒］是和恺撒、波拿巴之类……独裁者一样，显然是背离我们的推理和经验的。而档案记录表明我们是错的。希特勒经历的迷惑性在于解释和事实本身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2］
解释与事实之间确实存在着鸿沟。当阿道夫·希特勒从软弱无能的青年成长为专横的独裁者时，他的个性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吗？如果这样，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还是说他的个性在他的童年早期就定型了，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他的成功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迁？1933年德国的形势究竟是如何使他成为适宜的领袖人选？在魏玛共和国那些濒临灭亡的岁月里，他那特殊的病态心理成了他的政治资本，这是可能的吗？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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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世界—— 一部心理传记
除了智力上的挑战，还有一个理由使传记作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戏剧作家都对希特勒感兴趣：就是与他的名字相联的深重的、几乎是具有强大磁力的恐怖。在《黑暗的心底》（Heart of Darkness）一书中，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深入探寻了人的邪恶习性，他发现了人们“对令人厌恶的行为的迷恋”。只要人们对某种神秘而深重的邪恶感兴趣，希特勒就会找到读者，因为他是吞噬人类的恐怖之神，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与上帝为敌的政治体系”。［3］
可以想见，传记作家对希特勒都有着各不相同的解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处心积虑地成功欺骗了自己和任何试图了解他的人。他的私人书信和回忆录往往都是设计好了要伪装自己而不是想透露什么；他有意无意地编造着关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谎言。他以身为“欧洲秀的演员”而自豪，并将自己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他表面上可能温和、体贴、迷人，同时却恶毒而又极具报复心；有时他似乎是公理的化身，有时又成为一名偏执的狂徒；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公正严明的统治者、拯救者，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则是个疯狂的、具有破坏性的暴君。传记作家都是依据他们使用的那些资料，但与希特勒同时代的人对他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所以他们的回忆、书信和日记提供了强烈冲突的证据。
伪劣的回忆录也误导了人们对希特勒的探究。例如，尽责的历史学家大都认可约瑟夫·格雷纳（Josef Greiner）是希特勒在维也纳那些年里的可靠证据来源。然而，事实上格雷纳根本就不认识希特勒，所以他的“回忆录”毫无价值。心理学的研究是根据一个以希特勒的“精神病医生”自居的人所写的全为欺骗性的报告。一位颇受欢迎的传记作家，根据希特勒弟媳的明显杜撰的回忆录，断言希特勒年轻时的英国之行对于他的外交决策至关重要；然而希特勒从来没有去过英国。
关于对这些书的讨论，见附录，“关于虚假资料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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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资料的来源，而且作者本人的特殊倾向也会影响对历史的书写。那些对了解精神分析方法的历史学家极具启发性的心理学证据，在传统历史学家的眼中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在处理诸如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这些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方法。单独一种方法绝不会令人满意，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可以垄断历史真相。正如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曾说的，“噢，历史，多少真理都以这个名义而出现！”［4］
我将这本书确定为“心理史学”的著作，只是因为我相信阿道夫·希特勒的经历呈现了一些无法单纯用心理学或历史学本身解释的问题。我强调的是这个人的人格。但是我所受过的历史学训练使我意识到尽管他的人格对于第三帝国至关重要——纳粹独裁统治没有他是无法想象的——但它并不是整个故事。如果不了解广阔的历史背景，我们将无法理解他的一生。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更多关于他个人的东西，也是无法理解它的。对我而言，希特勒的行为经常表现出的非理性，否则就是无法解释的，因此明智的做法就是向受过专业训练并具有理解病态人格能力的专家请教。
不可否认，在寻求这种专业帮助的过程中存在着危险和困惑。历史学家开始探寻心理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历史复杂的因果关系，但到后来可能错误地认为同样的俄狄浦斯问题适用于解释每个个体［5］，而所有传记存在的问题都可以简化为弗洛伊德主义或新弗洛伊德主义所描述的症候。令人遗憾的结果十分明显地反映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研究中。在类似这样的著作中，著名人物的经历成了变态心理学教科书中的案例，而复杂的人格则被简化为诊断结果。
随便使用心理学术语并不能使人信服或有什么助益。把希特勒标示为“偏执狂式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世界上的精神病院机构中，有许多这样悲惨可怜、毫无判断力的人。每个人都试图让人相信他就是希特勒（或拿破仑），哪怕给他一点儿机会，他就可以统治世界。一个标签本身并不能给出什么解释。但是，对那些表现出标签所标明的行为模式的个体进行仔细的检查就可能得出有用的结论。因为研究表明，希特勒的行为非常类似于那种单侧隐睾的神经症患者或临界人格患者，所以请教专业的分析家并参照临床著作或许会提供关于希特勒行为的线索，而这一点恰恰是传统的传记作者所忽视的。
心理史学家（令人遗憾的字眼！）被频繁地指控过多强调心理学因素，而忽略了其他的历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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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指责有时是合理的。心智史学、军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方面的专家有时也有类似的倾向，在揭示过去的复杂现象中夸大他们所喜欢的某种特殊方法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以此来为心理史学家有时偏重心理因素的错误做辩护。我们需要保持均衡感。如果心理学在解决某些问题方面很有用，那就让我们运用它；如果其他的分析方法更适宜，那就采纳那些方法。在探索希特勒的过程中，我们不必局限于在临床心理学和政治史学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任务是要努力把二者结合起来以找到对这个人和他的时代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心理学可以看作是其他适宜的历史探索方法的补充，而不是它们的替代物。心理学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我们对它的要求不应更多，也不必更少。
任何人的人生经历都会出现有关事实的问题。这些事实很少像我们初所设想的那样是“固定”或“”的；它们有时完全是含糊不定的，而且，其中总有性质上的差异。容易证实的不一定是能说明问题的。因此，尽管有许多对希特勒行为的精确描述，但要解释他为什么产生这些行为可能就需要我们走出狭隘的叙述性历史而去检视另一种更难以捉摸的事实。就此而言，对传记作家有帮助的指导者，恐怕就是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了。因为无论何时，一旦提出“为什么”这一问题，传记作家就会发现自己不自觉地采纳了心理学的某种观点。甚至在他确信自己与心理学没有关联，相反是依赖“人类的基本洞察力”或是被称为“常识”的东西时，他也无法避免地进行了心理学的假设。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此的见解：
传记作家明确反对系统的心理学阐释，却默许自己进行为广泛的心理分析，他们自己相信这是常识，只是因为他们否认一种定义明确的心理学观点。然而，在明确反对心理学的背后，总是有一种隐含的心理学。［6］
埃里克森的评论鲜明地体现在一位卓越的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身上，他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希特勒的一生。在处理他的主题时，他蔑视变态心理学方法的运用，因为在他看来，可以把希特勒当作一个正常人来理解。希特勒是一个“夸大的普通德国人”（the ordinary German writ largè），希特勒并不是一个真正富于侵略特性的人。尽管有时他可能看起来特别好战，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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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并非他的本意；他不是那种言行一致的人。
有许多希特勒的重要讲话，泰勒根本没有认真分析，列举如下： 1933年5月30日他对军事指挥官的讲话，目标是要征服东部空间；1938年5月30日号称“高度机密”的指令，其中写道，“在不久的以后，通过军事行动铲平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不可更改的决心”；而他在波兰战役前下达给手下将军的命令是“铁起心肠……勇猛作战”。
事实上，泰勒向我们保证，无论如何希特勒都没有侵略的企图：“他并没有征服世界或是别的什么计划。”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爱国的希特勒不过是想把自己的国家变得更为强大。我们又一次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泰勒写道，“他的全部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7］
由于排除了无意识和非理性的问题——也就是从弗洛伊德到埃里克森一派精神分析学家所做的心理分析——泰勒感到，能够自由随意地对希特勒的人格做出他自己的心理分析：元首可以被理解为是相当明智达理的、公正的、消极的，他突出的特点是耐心，他没有强烈的野心，因而他的动机和观点都是“正常”的，行动则一直都是合情合理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泰勒在坚信自己脱离了希特勒个人“心理的神秘领域”的同一页上，却在说希特勒以某种未透露的方式把美国同他所藐视的奥地利联系起来，因而他憎恨美国。正是基于这种对希特勒口是心非的断言，这位英国史学家做出了关于希特勒思维方式的重要的心理学判断。
这里必须重申，问题并不是历史学家是否愿意使用心理学方法，我们肯定愿意；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寻求专家的帮助，还是希望像门外汉那样试图自己独立解决。我们愿意使用心理学方法，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阐释历史的来龙去脉，说明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便牵涉到人的动机，使我们直接涉及心理活动。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n）
芭芭拉·W塔奇曼（1912—1989），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其于1963年出版的著作《八月炮火》和1971年出版的《史迪威在中国》两度获得普利策奖。——译者注
对此做出简明扼要的表述：“每一位善于思考的历史学家都是一位历史心理学家，因为心理作为人类历史记录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成分，显然是我们资料的一部分。我们都明白这一点。”［8］
我的研究方法主要借助于正规的心理学，因此不同于泰勒以及其他研究希特勒的传统史学家。我完全不同意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的观点。比如，他认为，“希特勒的个人生活对研究其历史地位是无足轻重的。”［9］我不赞同这些历史学家的看法，因为我是从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出发：即希特勒属于病态人格，如果不研究他的个人生活，根本无法理解他的人生。单纯用传统的史学分析和常识方法则无法解释清楚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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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往往使人相信，人们是按照理性行事的，从总体上说是依照其愿望行事的，而且他们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意图。但是，像希特勒这样，当主体意识奇特而且举止怪异，表现出非理性和固执放纵的样子时，历史学家便陷入了尴尬境地。他往往倾向于回避这些问题。然而，难道那些不合理性、明显荒谬的行为就不是传记作家的资料的一部分吗？只是把它们称为“怪异”或是“微不足道”就真能解决问题吗？难道努力解释这样的行为，特别是在其结果对研究对象个人和其他人都很重要的情况下，不是史学家的责任吗？难道我们没有义务判断驱使人类的非理性力量吗？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例如，希特勒下令屠杀全欧洲的犹太人或是决定进攻苏联，并不意味要终止对问题的讨论；反之，它应当促使对这样的历史性决定的非理性基础进行严格的考察。
对我而言，希特勒必须被看作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同时又被视为一位手腕高超的、极具智慧的政治领袖。像泰勒那样，只是把他看作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或者像布洛克那样，把他视为野心勃勃的独裁者，都会错估他人格的复杂性从而误解他的许多历史性行为。另一方面，希特勒能够出色分析一个政治或外交问题，并且能令人震惊地做出有力反应。无论是忽略这个事实而去关注他的反常行为，还是把他降格为教科书中心理变态的典型，即以性变态或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去解释他的政治生涯，都是对希特勒和历史的嘲讽。
一些希特勒的幼稚研究者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他的精神不正常。但他们却不想探究他的病，或是探讨这对他的事业的影响。例如，一位有名望的传记作家只满足于重申希特勒是精神病患者：“几乎从一开始，他心里就有某种疯狂的东西……他是精神错乱的。”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写道，希特勒“永远是……一个暴烈的妄想自大狂……终，他彻底丧失了与现实的接触”。一位美国外交史学家，在他详尽研究希特勒的战争动机一书的序言中，断言希特勒是一个“病态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深受狂妄自大之苦。但在书的其他部分，却没有反映出作者对自己叙述的重视；他并没努力去展示希特勒的心理变态与他的外交政策有什么关系，而是似乎把元首的政策看作心理健康的人制定的政策。近，甚至AJP.泰勒也得出结论，希特勒是“一个疯狂的神经症患者”，但他的兴趣并不在于寻求一种必将导致广泛修正他的论点的判断，尽管他曾认为希特勒是一个明智达理而又谨慎周到的政治家。德国一位重要的传记作家称希特勒属于“神经症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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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种无法抗拒的精神扭曲”所困扰，然后他得出明确的结论，希特勒多少有些“非人性”（Unperson）。然而，这些史学家中竟无人能在他的传记中列出有关精神错乱的心理学理论或是临床心理学的著作，尽管他们指称希特勒患有精神错乱。［10］
另有一些史学家在理解希特勒时拒绝以心理学为工具，反而转向了某种鬼神学论。当争论说希特勒是如此没有人性以至于无法用理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时，他们就把他称为恶魔、邪灵和魔鬼，并将其抛于视野之外，置于冥冥之中，视为外界的黑暗。毫无疑问，以任何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他都算是邪恶的；然而要把他完全从人类经验中排除可能就有不少严重的后果。后果之一，是《法兰克福杂志》（1972年10月11日）的一位思维敏捷的作者指出的，他警告他的国人，不要“将希特勒恶魔化”并把他从人类中排除，因为这样做将会取消我们的责任感。这位德国新闻记者得出结论，有关希特勒的可怕事实并不是他的特异之处，而是他的平凡：“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也不该忘记。”
“恶魔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它造成了对历史和人类个性探索领域的限制，这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一位写作了一本有关盖世太保的极具价值著作的传统史学家就放弃了理解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头子的尝试。他认为，因为这个人物不能借助常规的传记方法加以理解，所以他根本不可能被理解：“所有试图分析希姆莱性格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正如我所预料，所有努力都是徒劳……因为，这些努力是要以正常人类的经验来理解一个疯狂的人。……他是与正常人的行为相脱离的恐怖生物之一。”［11］把希特勒或是希姆莱弃之不理，斥之为“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狂人或魔鬼，也就是说无法对他们进行严格精确的判断，这样的态度不仅仅是蒙昧主义的，而且是反历史的。希特勒真实地存在于历史中，他是史学家必须力求理解的人类现象。
我不得不立刻承认，如果传统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拒斥非理性并忽略这个人不仅是有血有肉的生命，还是充满强迫性冲动和神经症的生命，那我们这些对研究对象的心理失常颇有兴趣的人则可能会有更多强调病态的行为。
这就是本书的问题之一。这里强调的希特勒的生活和经历一直是为早先的史学家所忽略的。我并不打算写一部完整的关于希特勒的人生和时代的作品；本书也无意取代几部出色的传记，而是想做一些补充。我也忽略了许多优秀的专题研究中涉及的希特勒政权的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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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强调的是，希特勒个人生活和社会经历中那些可以通过心理学方法更充分地加以理解的特异之处，而且，我强调了文明对这种个性的人物有何反应。
读者们将会发现，本书做了不少推测，特别是在希特勒人生至关重要的初几年，以及在希特勒的病态心理是如何影响他的政治行为的说明中。当证据有些零散时，自然增加了猜测的成分。不过，世界上的所有证据都不可能消除对人和事的推测。
20世纪初，流行的观点是把历史设想为“科学”。通常人们都相信，如果冷静地研究档案并且“客观”地考察原始资料，就能够像实验室里的自然科学家一样自信地得出无可争议的结论。伯里（JB.Bury）在1920年就任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座教授时，在就职仪式的演讲中，对此做出经典表述。他怀着神圣的自信断言：“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伯里同时代的人，具有人文倾向的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eorge MTrevelyan）却提出异议。他的结论震惊了许多同事，那就是“历史，就其核心而言，不是科学的推断，而是想象的猜测。……”［12］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要检视他们发现的所有证据并机智而诚实地阐释它，这是他们的职业义务和良心要求。当他们需要猜测时，自然要做得小心谨慎。然而，任何历史学家建构过去事件和亡故人物的努力终归离不开推测。而这种带有想象的重新建构难免会出现错误、破绽或者不完善。由于历史学家无法知道过去的完整事实，因此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在圣·保罗（StPaul）的忏悔中寻求安慰，其现代译文是：“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13］当然，也没有传记作家能够无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提醒：“绝不要以为你了解人类心灵的全部秘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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