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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一

久美子近非常忙。

她在为一份名为《艺术与性》的女性杂志打工，眼下，正忙着为即将出版的这期杂志做现场访谈——她承接了这份杂志的一个专版。

这份原本面向精英女性的知识读物，近来也受流行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一改文风，出现了一些含有色情内容的打擦边球专栏。色情一旦披上知识和艺术的外衣则更具诱惑力，让人难以抵抗。

久美子很反感这种做法，但她无可奈何，改变不了什么——她只是一名配合记者做做现场采访、写写报道的临时工而已，与编辑部签的是临时聘用合同。当不了正式编辑，就不可能对杂志有话语权。结婚之前，久美子也曾给别的杂志社这样打过工，现在的这份工作是五年前开始的。

久美子承接的专版名为“从西洋油画看性”。这是久美子次独立承担整个专版的稿件，她跃跃欲试，颇感兴奋和紧张。桌上摆满了从图书馆和朋友们那里借来的西洋美术史、油画集、绘画理论等书籍，她正在一页页仔细地读着，不时在笔记本上写点什么。

暮春三月，夜空中仍透着一丝丝凉意。

白天四处奔波、马不停蹄，作息时间毫无规律，不能按时下班已是司空见惯。因此，晚饭后的一段时间是久美子阅读和写作的黄金时间，弥足珍贵。然而，此时从隔壁房间不断传来丈夫信夫夸张地撕碎稿纸的声音以及他重重地仰面倒在榻榻米上所发出的沉闷声响，完全搅乱了久美子的心绪，令她心烦意乱，如坐针毡，阅读和做笔记的兴致荡然无存。

隔壁的怪异举动不仅严重干扰了久美子的写作，而且对她的生活也宛如一场灾难。

而且，这场灾难已经持续了数年。

五年前，信夫辞去公职在家专事写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坐家”。三年后，作为妻子的久美子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丈夫猛烈撕碎稿纸的声音。

几天前，信夫把自己长达一百二十页的作品投到了A出版公司所属的L文艺杂志社。不言而喻，这部呕心沥血的大作和往常一样——很快被退了回来。一个名叫N的年轻编辑对作品指指点点，圈出了一大堆“问题”。回到家中的久美子从信夫的脸色和举止上立刻得知了结果。一年多来，写稿、投稿、退稿，接着再投……周而复始，信夫尽管没有对久美子提起，但久美子从他的精神状态上就能明白无误地做出判断，进而决定采取何种对策。一般说来，如果被退稿了，他一定如同霜打的茄子，蔫头耷脑，魂不守舍，无心做任何事情；或是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变得狂躁不逊。这种状态要经过三天时间才会逐渐恢复常态，然后再重整旗鼓，继续战斗——按编辑的意见对稿子进行修改。如果修改的进展没有像预想那样顺利，接下来的情景可想而知——怒火冲天地把稿子撕得粉碎，纸屑撒得满天飞，然后愤愤地夺门而去。信夫不喝酒，他只能去向同人杂志^①[1]()的那些伙伴大喊大叫一番，发泄一通就去后山爬山，直到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折腾得疲惫不堪，再回家蒙头大睡。久美子已经习惯了从隔壁房门紧闭的屋里传来的唉声叹气以及榻榻米上辗转反侧的声响，但每每如此仍是心惊肉跳，无法安心工作。

久美子表面上默默忍受，毫无怨言，但内心却坚信这是丈夫有意所为，故意弄出这些声响来搅乱自己心情——信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而且，对久美子的一些做法信夫也是不允许的。比如，拉开隔扇门去安慰他，或听他倾诉几句等。倘若这么做了，他一定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他不想被人怜悯和同情。因此，在丈夫“喂”的一声呼唤她过去之前，久美子只能静静等待，等待这如同唤狗一般的声音穿过那扇紧闭的隔扇门。

久美子习惯把当天在外面的活动一五一十地记在笔记本上，比如像这样：

“上午11：00到达编辑部，中午1：00到职工食堂吃午饭，2：30在田园调布^①[2]()对作家A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采访，4：00回到编辑部，然后整理采访笔记至晚上7：00，整理完毕十一张文稿。7：10吃晚饭，8：20在目黑^②[3]()采访画家Y氏，9：00结束，乘电车回家。”

采访时间必须依照受访对象的方便程度而随时调整，甚至约在晚上九点后见面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仅如此，对方爽约的现象屡见不鲜——待风尘仆仆赶到对方家中时，大门紧闭、寂无人声；或是言之凿凿定好了时间和地点，但久美子在咖啡馆苦苦等待三个小时也不见来人影踪。久美子从事的工作与打卡考勤的上班族不一样，一旦从家出来，上班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固定。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一年前，信夫的注意力开始聚焦在久美子在外面的工作上。起初，久美子认为这只是丈夫宅在家中太久，对在外工作的妻子的嫉妒心所致。孰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注居然愈演愈烈，甚至一发不可收拾——每天回家，久美子必须向他详细汇报当天在外工作的每一细节，一旦出现时间上的不吻合，信夫就会勃然大怒，而且，这种怒火一经点燃则难以扑灭，任凭久美子耗尽力气，说破嘴皮，他仍是暴跳如雷，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久美子并没有留意工作的每个细节，更没有用笔把每一项活动的起始时间记录下来，有时竟完全忘了。因此，经常被问得惊慌失措、瞠目结舌，或是顾此失彼、漏洞百出，信夫就越发相信自己臆想的一切，脾气就越发暴躁，发怒的程度足以让人目瞪口呆。这位原本性格内向、自尊自爱的男人，以前即使对妻子存有疑心也不会轻易说出口，现在则毫无廉耻，不顾忌自己的形象而在妻子面前破口大骂、恶语伤人，这些毫无凭据的臆想，无异于一支刺向久美子的利刃！

久美子认为，信夫的变化是一年前开始的，那时恰好他的创作出现了危机——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具有作家的才能。

七年前，久美子和信夫缔月下之盟，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彼时的信夫是一名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不仅有一帮爱好文学的青年朋友，还创办了几期文学同人杂志，在上面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其中几篇也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关注，在文艺期刊或是其他文学同人杂志上均有所提及。

信夫当时在一家公司上班，早九晚五的通勤耗掉了一天宝贵的时光，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搞创作。于是，他萌生了辞去工作、专事写作的念头。问题是，今天辞掉了工作，明天就立刻揭不开锅了啊，这种选择让信夫纠结、烦恼不已。

好在有久美子。她虽然不认为丈夫有文学创作的才华，但她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实现愿望。于是，她放弃了专职太太的生活，找到婚前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出版社，经社长推荐谋到了现在这家杂志社的职位。作为编外记者，久美子的工资是按稿费标准来计算的，所以她每月的收入比信夫的工资要高出两倍多。

信夫为此兴奋不已，全神贯注地投入小说创作之中。辞去公职后的两三年间，他白天写作，晚上为晚归的妻子做好可口的晚饭或准备夜宵，等她回家。

然而，在全国一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绝非易事。

尽管信夫的作品构思精巧，妙笔生花，在同人杂志上发表绰绰有余，但作为文学专业的杂志或是走纯商业路线的出版商，评判标准则十分苛刻，对他的作品并不看好。

信夫挑选了三家文艺杂志社，把稿子投到了编辑部，并且频繁周旋于这几家编辑部，多次登门拜访。尽管如此，令人欣慰的消息却没有一丝一毫。坦率地说，信夫的文笔是非常贴近这几家杂志社的口味的，写作水平也达到他们的用稿标准，因此每次投稿编辑部都会把稿件留下认真审阅，但终的结局却每每如此、概莫能外——大约过了一周或十天，信夫得到约请去了编辑部，责任编辑抱着他的作品进了接待室。毫无疑问，是来批判他的作品的。

编辑要说的无非是情节平淡、心理描写拙劣、文笔幼稚之类。信夫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些瑕疵，但他并不心悦诚服——文学描写方法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能简单划一啊。不过，此时此刻如果与对方争辩起来一定不会有好结果，年轻气盛的编辑一不高兴或许直接把稿件扔进垃圾桶，他也再没有跨进编辑部大门的机会了。与其争个面红耳赤，莫不如放下身段虚心接受，谦逊有礼地把稿子拿回去修改再说吧。

他也认真尝试按编辑的意见去做，但修改过程却是痛苦万分——亲手把呕心沥血的一段段描写删除掉宛如刀割肉一般疼痛。不仅如此，原本是一段细腻的展现人物内心的文字，按编辑的意思这么一改反倒不伦不类了。信夫心中不断纠结着——是忠诚于缪斯、断绝与编辑们的往来，还是违背良心毕恭毕敬接受编辑的意见、留下今后登上文坛的机会？终，他选择了后者。他没有勇气与手握文稿生杀大权的编辑们正面交锋，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编辑的意图去改，尽管修改后的文字一点儿也不像出自他之手。

可悲的是，重新修改的文字仍然不对编辑们的胃口，又被进一步指出了许多毛病，又从头至尾进行了第三轮、第四轮修改，直至后改得面目全非——不仅主题模糊，不知所云，而且结构混乱，狗屁不通。这种毫无主见、人云亦云的反复修改，局面已经无法收拾，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不予采用，别无选择。

然而，被一流文学专业杂志屡屡拒绝的信夫的大作，却频频出现在文学同人杂志上，短短的一小块文章也会被同人经常提起，评论一番，这也是众多挤在文学独木桥上的青年趋之若鹜的啊。这平添了信夫的勇气，坚定了他屡败屡战的信念——决不放弃，永不言败，文学的宏伟殿堂已近在咫尺，只有一步之遥了！

毕竟，同人杂志属于那种自娱自乐范畴的印刷品，与全国一流的正规文学刊物是有天壤之别的。

信夫喜欢把自己的作品给朋友们展示，然后不停地拿自己的构思与编辑的意见对比，询问孰对孰错。毫无疑问，绝大部分读者都是他的铁杆粉丝，对他的作品赞赏有加，认同编辑意见的人寥寥无几。

但是，这种赞赏并没有给信夫带来任何好处。即便成千上万的粉丝力挺他，只要有一名编辑不认可，他的小说就不能发表。可以说，他作品的命运掌握在某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小伙子或小姑娘手中。按照年轻的编辑们的说法，“刊登平庸的作品不仅不能给作者带来利益，也不能给杂志社带来利益”，显然，重点在于后者。

难道这些年轻的编辑个个都是文学鉴赏大家？信夫对此高度怀疑。没有深厚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字功底，何以能够遴选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倘若只是一次偶然的工作调动，把一些毫无文学感觉和文字功力的人安排在文学编辑的岗位上，让这些人去审阅作家的作品，这无异于一场灾难，简直就是恐怖事件。

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他们的评审结果提出质疑呢？对方一定会列举一大堆理由，比如经过了其他杂志编辑人员匿名评审，结果是公平的云云。信夫坚持认为仅凭少数几个人的判断是不能确定文学作品价值的，何况评审者摆脱不了世俗观念和一些利益的羁绊。那么，如果是几十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去参与评审呢？这样的评审结果自己能信服吗？这群编辑真的能够从一大堆的来稿中，独具慧眼地发现那些有独特视角、有深刻思想内涵且有创新的作品吗？恐怕他们世俗的眼光已经习惯了八股式的东西，不可能理解优秀作品的精髓，一定也会把它们扔进垃圾桶吧？

所以说，杰出的编辑一定是杰出的文艺评论家，尤其是在审阅文学新人作品时。

久美子早已习惯了信夫这些近乎咒骂的牢骚话。

二

信夫的脾气变得蛮横暴躁是近两年的事情。而且，有愈演愈烈、变本加厉之势。

他意志坚定、目标明确、任务具体——全神贯注创作小说，每天至少写十页稿纸，守株待兔地等待可能出现的机会——当约稿的作家未能按期完稿，而杂志的印刷又迫在眉睫，作为填补空缺，把他的稿件凑合顶上。

当然，这种机会千载难逢，少之又少。

而且，即便作为替补顶上了，也是泥牛入海、悄无声息，刊登和没刊登一个样。但是他却会因此受到莫大鼓舞，斗志也被激励得无比高涨，在一流杂志发表文章和要在文坛出人头地的期望相互交织，双重的欣喜让他内心不住地飘起金光灿灿的浮云。是啊，一颗文坛新星冉冉升起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就差小小一步呢。

平心而论，这反倒是他不幸的开始——他在文学这个诱惑的泥淖里越陷越深，一天又一天地消磨时光而终不能自拔。不仅如此，一种无名的焦灼感也在驱赶着他，令他欲罢不能——以前一起创办同人杂志的文学爱好者也开始向文艺杂志写稿了，之前没有任何名气的年轻人也开始向文坛进军了，有人竟然也获得了一些奖项，有人竟然也成了小有名气的新锐作家……他觉得自己被纷至沓来的人群推搡着，挤了出来，沦落在后面踮起脚尖眺望。

信夫在文人圈子里口碑并不好。认识他的人不多，在仅认识的一些编辑或作家的眼中，他是个才能平庸、碌碌无为的人，尽管一直在坚持写，但出不了活儿，写的东西也是索然无味，毫无亮点，终归是没有文学天赋和感觉所致吧。

众人轻蔑嘲讽的目光丝毫没有影响信夫的文学追求，他仍一如既往地每天写十页稿子，笔耕不辍。当他发现作品的主题与当前文学思潮不相符时，也会及时校正，以贴近流行的东西；当他觉得文章缺乏流行语或结构不时髦时，也会下功夫去修改，限度地迎合市场口味。

即便如此，仍没有得到任何一家文艺杂志社的青睐。

原来的责任编辑一一升职调到了其他部门，新来的编辑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像公司里的打工仔。他们不懂装懂，颐指气使，口出狂言，对稿子的意见越来越尖刻，对修改的要求越来越离谱。信夫不禁悲从中来，唏嘘不已——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以前那些编辑的文学鉴赏力已经乏善可陈、不敢恭维，可与眼前的这位相比，不知强到哪儿去了呢。

但是，信夫从未停止过向刊物投稿。他一如既往地对编辑们毕恭毕敬，言听计从，毫无怨言地把稿子改过去又改回来，尽管他明知面对的是一群毛孩子，尽管他自认为文学功底要比他们资深得多……

终究到了信夫不能忍受的那一天——只见他憋红着脸，嗫嚅着向对方陈述自己的意见，汗珠顺着脸颊滴落下来。“就这样吧。别说了，写下来拿给我看。”年轻人透过反光镜片射出鄙夷厌恶的目光，说完，丢下信夫扬长而去。

自那天之后，信夫再也无缘该杂志社的会客室。

这件事让信夫刻骨铭心，让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他深知：一旦得罪了责任编辑，对方有的是手段报复他，这是一条血的教训——作为作者，纵然内心恨不得把对方撕成碎片，但外表也必须表现得心悦诚服、唯命是从。尽管此举终未必会如愿以偿，但如果不这样死路一条。卑微、低调，再卑微、再低调，直至低到尘埃，才能保住那一丝的成功的可能性。

讪笑着，卑微地行个礼，伸出双手接过退稿离开杂志社——这种屈辱的滋味信夫不知品尝了多少次。他如同着魔一般的执着，每每抑郁绝望，又每每振作奋起，让人联想到战场上倒下又挺立起的士兵。

当然，不要忘了，信夫的执着与坚持是建立在久美子有工作、有收入基础上的。离开了每月维持家庭生计的基本收入，信夫的理想信念和执着等都将不复存在，如果让他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手中的一切爱好都将化为泡影——边上班边写小说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他五年前从公司辞职时就想清楚了。

辞职之初，信夫并未如此走火入魔地行进在修罗之道，他对久美子是怀有感恩之心的——从他精心为妻子准备晚饭或者夜宵，对妻子的生活起居倍加关心的举动中可见一斑。然而，屡屡失败而产生的沮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焦灼，以及与社会隔绝的宅男生活，令他的情绪如过山车一般，没有心情讲究精致了——晚饭变得马马虎虎，甚至索性不做了；对妻子冷漠暴戾，甚至干脆不说话了；他会把投稿时受到的屈辱全部发泄在妻子身上，对拖着疲惫身子的久美子大声吼叫；他会在紧闭的屋里把稿子撕碎或是仰天倒地发出野兽般的号叫，故意弄出怪异的声响折磨久美子。而且，他以此作为对妻子宣泄和报复的手段，随着抑郁和绝望的增加而越发强烈。

久美子理解信夫的心情，她默默承受了丈夫歇斯底里的咆哮和怪腔怪调的讥讽，把它当作丈夫在向自己撒娇。

独自一人笼闭一室，整日沉迷于自己臆想的那些幻境中，一次次被退回稿件，然后一次次地重新坠入那个虚无缥缈的世界中，信夫的文学梦极尽疯狂，近乎神一般的存在。

久美子没有阻止丈夫，她竭尽全力支持丈夫对文学的追求，尽量避免有损丈夫自尊心的话语和举止，尽量不让丈夫有“吃软饭”、靠老婆养活的屈辱感。

然而，这一切竟然换来了信夫的傲慢与骄横，久美子的顺从、委曲求全竟然都变成理所应当。

不仅如此，他还把久美子当成精神垃圾桶，把他受到的屈辱和焦虑交汇在一起，演变成一股怨气抛向妻子，发泄到兴奋时，还会在床上对妻子的身体进行一番变态的蹂躏，以此来寻求解脱。

一年半前，信夫虐待妻子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开始嫉妒妻子那种自由的工作时间，对妻子的行踪产生了猜疑——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对此，信夫明知理亏，于是编出各种理由来掩饰自己的荒唐行为——久美子看透了丈夫的用意。

这种不幸似乎也和久美子有点瓜葛。杂志内容创新是需要做些访谈，听取作者、读者的建议的。由于采访的对象大多是文化界的名流，其中不少人还是活跃在当今文坛的著名作家或评论家，这容易引起信夫的嫉妒之心。可以说，信夫对这些人又怕又恨，而久美子恰恰整天和这些人接触，于是，他把这种情绪转变成对久美子的憎恨。

丈夫的暴戾与日俱增，他对这种行为颇感兴奋，乐此不疲，似乎从久美子痛苦不堪的表情中得到了一种愉悦。

信夫经常能够准确描述久美子一天的活动轨迹，其准确性和详细程度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一直在跟踪。他洋洋得意地说：“你休想撒谎糊弄我。”每每听到这句话久美子直觉得脊背发凉。

她把外出活动的所有细节都记录在小本子上以防信夫的突然袭击。尤其是工作地点和时间，这是信夫问得多的，而且往往在夜深人静、久美子十分困乏时突然发问的。她希望自己能够对答如流、严丝合缝，因为哪怕一点点含糊不清或是前后不一致，就会被刨根问底，直至后被他痛骂——这些含混不清的地方恰是她未曾留意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与此同时，信夫本人似乎也开始自暴自弃，颓唐沦落得面目全非——从一天写十页变成一天一页也不写。满脸胡茬，一身倦怠，身上脏衬衫十几天都不换，甚至连眼神也变得阴险诡异，完全不像三十来岁的青年。

久美子苦苦哀求他不要这么邋遢颓废，可是，即便把洗好的衣服摆在他眼前，他也熟视无睹，依旧我行我素。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我是个无业游民，就这样吧。”看来，他也并不是刻意要把自己弄成个颓废艺术家或文学流氓的形象。

近他又口口声声说不想活了。“定位错了，像我这样毫无文学天赋的人从小立志文学是错误的选择，混到这个岁数已经无路可走。要我回头过朝九晚五打卡上班的生活，想想就毛骨悚然。我习惯了这种不劳而获的懒惰生活，我已经彻底废了，只有等待下辈子重新投胎吧！对你来说，摆脱我这样的累赘越早越好，所以，我必须死掉。”他说道。

久美子夫妻租住的公寓位于多摩丘陵附近，公寓楼后面的一片被低矮松树和杂木林覆盖的丘陵地带由于远没有达到住宅用地的水平，至今仍一片荒芜。翻过不到二百米的山坡，对面一座更高的山脊便展现在眼前。山脊中央处陷落形成山谷，面向公寓楼的那一侧，即从公寓的后山到另一面的山坡处排列着三个防空洞。这三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遗留物”是村民上山时无意发现的。防空洞被灌木和竹林覆盖，在草木繁盛的夏天恐怕连洞口也难以找到。附近的地下有水汩汩冒出，洞穴里的红土潮湿，气味令人作呕。防空洞虽说偏僻，但因距离公路不远，信夫有时逛进来打坐、睡觉，或称其为“冥想一会儿”。他走出洞时毛衣和裤子都粘满了红土，他想以这种形象示人，以展示自己的个性抑或是落魄。“我会把这个洞穴作为我人生的后归宿，如果发现我失踪了，你就到这个洞穴来找。”信夫一脸严肃地说着，让人觉得不像是揶揄或自嘲，倒有点胁迫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