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6月 1日，宁夏银川
对话余秋雨：文化传播者的当代使命
人生为一大事来。
他们所做的大事，都意在推动人类文化的传播。
余秋雨在文化废墟中体验、行吟，坚持将传播文化作为个人的生命体验，把文化碎片通过个人心灵感悟粘贴成文化的全景，激活为日常生活形态。
龚曙光在读者心灵里圈地，坚持以做乙方的心态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使中南传媒成为公众信赖与期待的文化品牌。
2012年 6月 1日下午，余秋雨、龚曙光以“文化传播者的当代使命”为题，对话于银川书博会。无论是个人载体，还是机构载体，他们都在担当同一使命——为了文化的赓续与传扬。
中华文化被严重误读。
龚曙光：一个写书人和一个出书人，这分别是余先生和我本质的身份。古往今来，写书人和出书人的关系一直很纠结，他们不大能够说到一起，写书人更多地要说理想，出书人更多地谈钱财，他们的友谊可能因理想始，也可能因钱财终。把写书人和出书人弄到一起谈文化的话题，其实很难。
也许大家觉得写书人和出书人必定要与文化发生关系，或者说他们都是命定的文化传播者，其实不一定！我们看到很多写书人不传播文化，很多出书人甚至还毁坏文化。今天我们坐到一起时，说明我们的身份已经被确认，我们都选择了做文化的传播者。当年余先生出版了一本戏剧理论史的著作——《戏剧理论史稿》，巧的是这部著作正好是中南传媒旗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读到这本书时，我还很年轻，读完后非常激动，原因不是余先生给了我一个关于世界戏剧理论发展的框架和脉络，也不是给了我一个史学家的纯正眼光和独到见解，而是我看到余先生总是在理论的框架中“翻墙”出来，用蓬勃的激情和激昂的文字来描述中外文化史上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余先生写古希腊人去看悲剧时那种万人空巷的盛况，写元杂剧梨园班头和观众怎样在勾栏瓦肆中一起为剧情欢呼。那些文字，就像一丛一丛翻出宫闱的野花，野蛮而蓬勃地生长。那一刻，我感觉余先生感兴趣的不是戏剧史，而是某一种文化。在那本书中，先生通过戏剧表达了一种对文化的向往和颂扬。我想问先生，在思想解放程度和文化普及程度还不高的时代，“文化”这个词是怎么进入你心灵的？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停地把自己学者的身份摆在一边，肆意颂扬这种精神气象？
余秋雨：我很少参加这样的活动，但是听到曙光的名字，没有犹豫就来了。今天的话题很好，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问题。写你刚才提到的那本书时，我还在高校任校长，当时心中非常矛盾、非常挣扎，这种矛盾和挣扎，不是因为自己的职务等原因。我在书中曾写过，我喜欢拿一个文化和另外一个文化做对比。那本书中提到的康德、黑格尔，以及许多的典范都是德国人。这使我产生了一些想法，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不知道给人类带来多大的痛苦，而中国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一直是受欺负的，两次都站在正义的一边，中国也没有惹过外国人。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在世界上不存在“德国威胁论”“日本威胁论”，却存在“中国威胁论”？连面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也没有人说“美国威胁论”。粗一看觉得是政客在玩弄，但到国外后，发现不光是政客，连老百姓也是这样想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你不得不想到一个很深层的问题——世界误读了中华文化。
人们为什么不误读德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所有人都知道德国有贝多芬、黑格尔、康德、歌德等——这些人是永恒的精神导师，当然也有希特勒这样的坏人，但是大家分得清清楚楚——这和德国的文化比较起来只是一个小负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很多德国人虽然衣衫褴褛，但还是要去破烂的音乐厅听交响乐，恢复自己的心灵。
纽约的几个教授曾对我说，中国经济崛起那么快，他们想了解中国文化，于是努力地看一些中国图书、影视作品。看过后，他们的感觉是中国太可怕，书中、影视作品中尽是宫廷里的阴谋、家庭里的阴谋，到处是阴谋，而且这些阴谋都写得很漂亮、很美，越美的阴谋越厉害。这样的阴谋也带给孩子们很深的误会，导致他们学的都是如何战胜别人的计谋，美其名曰“成功学”。在商店里，“成功学”一类的书随处可见，这些都被和中国所谓的“智慧”“谋略”联系到一起，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误读。
我时常在考虑，我们在进行文化传播时为什么不能多传播一些中华文化和平、善良、温暖的范本。我在农村长大，那里“阴谋”学说很少。以前中国农村的文盲率在 90%以上，他们不可能读很多书，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阴谋？有些农民是有点吝啬、小气，但总的来说，他们不太搞阴谋，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很直接。经历过汶川地震后就知道，个人是无法抵挡那么大的灾难的，正因为我们有守望相助的本性，才战胜了一切苦难—中华文明成为古文明中没有中断和灭亡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