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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也并非要全面恢复周礼。他认真研究过夏、商、周三代因革损益的变迁史，认为“礼”应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有所“损益”才对。从主观愿望上说，孔子其实是要人们按照周礼的规定行事，同时又企图用“仁”的精神来充实礼乐的内容，用“为仁”的方法去实现“礼”。他曾对弟子颜渊说：一个人如果使自己的视、听、言、动都能符合周礼的规定，人们就会送给他“仁人”的称号。在这里，孔子所讲的“仁”是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只有经过主观精神的自我克制才能实现。所以，孔子提倡“克己复礼”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通过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消除公室和私家的矛盾。当年在齐国时，齐景公曾向孔子请教怎样管理国家大事，孔子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各人都遵守自己的名分地位，国家才能被治理好。齐景公听了十分高兴地说：太好了！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然有粮食，我也吃不到嘴里呀！这就是孔子的所谓“正名”理论，他认为一切政治上的改革都必须从“正名”开始。这同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诸侯贵族的既得利益，防止卿大夫和陪臣犯上作乱，破坏了社会的等级体系。
孔子一方面维护周礼，另一方面又企图对周礼有所“损益”，给它灌注新的时代精神。这个新的时代精神就是他明确提出的“仁者爱人”理论。“爱人”是以抽象形式表述的，是从强调主观精神的自觉方面论述“仁”的意义。当然，这个“爱人”的抽象命题里，也包括着丰富的实际内容。首先，在“爱人”的口号下，孔子要求统治阶级内部应该互相尊重，推己及人。他在《论语·颜渊》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要强加于别人。又在《论语·雍也》里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要有所树立，同时也使别人有所树立；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孔子的学生曾参，便用“忠恕”二字，十分恰切地概括了老师的这两条原则。孔子提倡“忠恕之道”，是为了能够做到如《论语·八佾》中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消除公室和私家的矛盾。但孔子并没有看到私家卿大夫与诸侯公室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新兴封建地主与旧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企图用改良周礼的办法来调和这种矛盾，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在这里，也暴露了孔子保守的政治立场方面。
其次，在“爱人”的口号下，孔子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孔子认为，“贤才”也是以“仁”为基本标准的，凡是有利于诸侯公室的功臣都是“贤才”。所以，孔子不仅称赞管仲、子产是“仁人”“惠人”，而且还称赞百里奚与魏舒子。百里奚是虞国贵族，不幸被晋国俘虏。后来，晋国公主穆姬出嫁，拿百里奚去抵五张羊皮的价格，送到秦国当陪嫁。秦穆公爱惜百里奚之才，便力排众议，打破惯例，授给百里奚爵位，让他掌握行政大权，终于辅佐穆公使秦国称霸于西戎。齐景公问孔子：秦国处在偏僻的西方，为什么也会称霸呢？孔子说，秦穆公有胸襟和气派，敢于任用“五”大夫，以此而论，称王都可以，称霸还嫌小哩！这件事在司马迁写的《史记·孔子世家》里，也有记载。魏舒子在晋国兼并了祁氏和羊舌氏的土地，分成10个县，派了10个人去做县大夫，其中有一个是魏舒自己的庶子，两个是有功于公室的人。有人非议说魏舒“私己”。孔子则认为，这几个人都有贤才，便极力赞扬魏舒是“近不失亲，远不失举”，“以贤举，义也”，这恰恰是忠的表现。这事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里也提到了。可见，孔子的“举贤才”是要求在贵族内部不过分计较亲疏、远近的关系，一视同仁，广泛搜罗各种人才，维护公室的根本利益。
此外，在“爱人”的口号下，孔子还提出了“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主张；同时，他还反对对民众“不教而杀”，主张“以礼教民”。这些在《论语·学而》《尧曰》《子路》等篇中都有记载。当然，这里所谓“爱人”，并不是说统治者应平等地去爱劳动人民。孔子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一样，把劳动者看成是“使”的对象，但他主张爱护人力，合理地使用劳动力的思想，却是难能可贵的。他说，君子追求的是“义”，即伦理道德，小人追求的是“利”，即物质利益。因此对于老百姓，统治者就应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通过“养民”“富民”“惠民”的手段来达到“使民”的目的。这说明他已经看到，为了贵族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应该适当地采取一点封建改良的措施。至于“教民”，孔子主要是强调用道德来教化民众，用礼教来规范民众，用政治来诱导民众，使大家有廉耻之心，并且真心归服你的统治。所以，孔子大肆宣扬，一个统治者，如果“好礼”“好义”“好信”，人民就会尊重他，给他说实话，四方的百姓也都会背着儿女来归附他。
孔子的这套“仁”学理论，虽然渗透了一些新的时代精神，但总的说来，并没有冲破周礼的老框子。他提倡“克己复礼”“忠恕之道”和“举贤才”，完全是为了缓和公室与私家的矛盾，维护公室的根本利益；他提倡“节用爱人”“以礼教民”，也是为了缓和统治者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维护公室的长远利益。因此，他讲的“爱人”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由此也不难看出，孔子的仁学理论有其积极的方面，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从哲学上来看，其局限性主要在于，他把道德规范看作是先验的东西，认为只有统治者的“君子”才能做到“仁”，而广大的民众即“小人”是不能做到的，只能靠“君子”对仁进行施舍才能有所享受。同时，孔子认为能否达到“仁”，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来决定的，只有加强主观的道德修养，才能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这就否定了社会生活实践对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的决定作用，也使其仁政学说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