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二世 1727—1760】（节选）
在美洲战争中惊人的军事行动，是时年33岁的沃尔夫将军进军魁北克。但是详细描述英军进攻加拿大的计划遭人窃取，所以极具天赋的法国将军蒙卡尔姆侯爵（Marquis de Montcalm）有充足的时间从蒙特利尔以外的圣劳伦斯河上游地区将军队调回魁北克。英军抵达时，法军已在魁北克城中储备了充足的士兵和枪支。更糟糕的是，沃尔夫部队中秀水手在一条通常会引起危险的极浅河流中逆流而上时（其中包括詹姆斯·库克，他很快就会因为发现南太平洋地区而闻名于世），蒙卡尔姆侯爵和他的部下在上方的高地上摆出了完美的阵形。魁北克就建在亚伯拉罕高地上，法军安置在这个要塞的四周，防卫着每一条道路。
因此，可能进入城市的方式是爬上圣劳伦斯河岸高耸的峭壁，到达亚伯拉罕高地。这座高大的白垩绝壁隐约显露在英军的上方，看起来似乎难以攻克。英军士兵向上攀爬时，法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一锅端。没有人会认为从峭壁上能爬上来足够打一仗的士兵，更不会想到后有5000名英国士兵爬了上来。他们的营帐就在法国人眼皮底下散布在圣劳伦斯河南岸。
在1759年夏天的剩余时间里，英国军队一直焦急地注视着他们头顶上方闪耀着的光辉城市。沃尔夫将军不停地咯血，鲜血甚至喷到了放在床边的碗里。毫无疑问，他患了肺结核。前景愈加灰暗，在沃尔夫将军消瘦的面庞和频繁短促的干咳中，许多人明白他将不久于世。在那年夏季大部分时间里，他手下的陆军准将几近绝望。时间一天天过去，沃尔夫几乎病得出不了营帐。夏季正在一点一滴地流逝，秋季很快就要到来，一旦圣劳伦斯河结冰，所有计划都不得不推迟到来年春天河面再次融化时。而他们无法继续这样干等在魁北克外围。
沃尔夫将军下达的几项命令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蒙卡尔姆侯爵十分谨慎，不可能被引诱出驻地，前来保卫沃尔夫下令进攻的魁北克周围的村庄。从低处炮轰魁北克毫无效果。袭击蒙卡尔姆侯爵营地的计划毫无进展。沃尔夫病情加重，甚至抬不起头来，只能让副将替他起草作战计划。
在漫长的炎热夏季即将结束的时候，沃尔夫的结核病有所缓解，他证明了自己的明智。他制订了一项大胆的计划，这位皮特信赖的将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孤注一掷。沃尔夫沿着圣劳伦斯河巡视时，注意到了一个极小的河流入水口切开岩壁流了进去。他认为，如果部下能够趁半夜从那里登陆，就可以在夜色的掩护下登上悬崖，在清晨给法军致命一击。
深夜，5000 名英国和北美士兵把脸涂成黑色，在沃尔夫的带领下，他们静悄悄地划船顺流而下，直达亚伯拉罕高地对面。河水变化莫测，河里的岩石和浅滩将所有人都置于险境，除了魁北克人。沃尔夫温柔地吟诵着自己爱的诗篇——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的《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这首诗在几年前出版，诗稿是他的未婚妻刚从英国寄来的。月光洒在他消瘦的面庞上，似乎给吟诵铿锵诗句的表情镀上了一道祝福之光。诗歌反映的浪漫而犹豫的情绪，正是他当前心境的写照。当神秘的悬崖隐约闪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的部下正在朦胧的月色中躺在船上休息，沃尔夫合上了书。“好吧，先生们，”他说，“我宁愿创作这首诗，而不是攻占魁北克。”但是，他毅然决然地从船上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圣劳伦斯河中。他一直游在队伍前面，直到自己成了靠着绳索登上巨大悬崖的许多小人物中的一员。
当黎明来到，蒙卡尔姆侯爵醒来时，发现身后的平原，那个人们所说的不可攀登的悬崖之上，站立着一排排英国红衫军。他们排列成了作战阵形，人数远远超过法军。法军哨兵的尸体被砍成了碎片，或散落在悬崖之上，或顺着河水漂走。一夜之间将数千名士兵送上悬崖，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惊人壮举，但是沃尔夫做到了。
几个小时后，一切都结束了。魁北克被英国和美洲军队占领。他们在沃尔夫催人奋进的领导下，像魔鬼一样战斗。沃尔夫本人被火枪手射中，身中三弹，但他却只让人匆匆包扎了伤口，以便鼓舞部下发动确保胜利的后一次进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们没有骑兵部队，仅凭借一门加农炮，便取得了胜利。战斗的硝烟散去了之后，他由于失血过多而昏倒。沃尔夫看着在他的指挥之下法军的撤退路线被切断，咽下了后一口气。蒙卡尔姆侯爵也因在战斗中受伤而死去。
尽管英国还花费了一年时间才迫使法国实际交出了加拿大，但英军通过这次战役，攻占了魁北克，足以俯瞰圣劳伦斯河水路，从而阻止了法国派遣更多军队前来支援蒙特利尔。沃尔夫英勇牺牲的事迹传到英国之后，乔治二世深受鼓舞，他委任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创作了一幅描绘沃尔夫临终场景的叙事性画作。今天，我们可以在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中欣赏到这幅画。
【亨利八世 1509—1547】（节选）
亨利国王，当年那个出身高贵、曾经赢得全民拥戴的年轻人，已经从一位富有魅力的文艺复兴君主，迅速地堕落成了一个暴君，一个接连杀妻的罪人。在英格兰，一个人不管在政府中身居何位、掌握何权，都不可能高枕无忧。1538 年，亨利因为一场阴谋而杀掉了两位王室近亲，分别是埃克塞特侯爵（Marquis of Exeter）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后者是天主教的枢机主教波尔（Pole）的母亲，波尔当时流亡于罗马。伯爵夫人当时已到古稀之年，她的下场尤为骇人。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被送上断头台后，绕着刀架一圈又一圈地跑，一边跑一边喊：“我的脑袋里从未有过叛国的念头，你有本事就自己来拿走它。”刽子手只好亲自按住她，用斧子把她的首级砍下来。
不过，在安妮·博林正式成为王后之后，刚过三年，杀头的斧子也落到了她的脖子上。王后没有给国王生出一个他日夜期盼的男性继承人，反而生了一个瘦弱的红发小女孩。已经因为暴饮暴食而变得异常肥胖的亨利认为这也是一个征兆，预示着这场婚姻也是受到诅咒的。尽管许多宫殿装饰都体现了他对安妮的热烈感情，尽管两个人名字的首字母HA 被设计成交缠的图案，在汉普敦宫和圣詹姆士宫里刻得到处都是，但是国王已经开始物色下一任妻子了。于是，突然某一天，活泼热情的安妮就发现自己被逮捕了，并被控告通奸。她一直被很多人厌恶，因为人们讨厌她的傲慢自矜，更憎恶她的新教信仰。
没有任何正式的说法，安妮就从位于格林尼治（Greenwich）的王室宫殿被带到了伦敦塔。她是坐着驳船过去的，当她看到狰狞庞大的伦敦塔外门、知道自己将被送往何处之后，她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那声尖叫凄厉恐怖，令人胆寒，一直传到河的南岸。伦敦塔的警卫试图安抚她，就跟她说她不会被关押进地牢，而是会住在她封后之前住的那个房间里。但她只是发出了一声嘲讽的冷笑。警卫接着真诚地对她说，亨利国王治下的每一位臣民，都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所以她大可放心，结果她只是发出了一声更为嘲讽的笑声。接下来，安妮·博林好像陷入了精神失控的状态。在之后的几周里，她不停地尖叫吵嚷，间或发出一些歇斯底里的笑声，直到她被认定犯有叛国罪并被处以死刑。由于她曾跟监狱的看守说过，她害怕杀头的斧子会弄疼她纤细的脖子，所以她的丈夫专门从加来运来了一柄宝剑，用它来割下她的首级。这可谓是她丈夫给她的后一点宠爱了。
安妮·博林踏上了行刑台，她的黑色长发盘了起来，用白色的亚麻布头巾绑住，好让刽子手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脖子。就在她走上行刑台的同一天，亨利迎娶了他的新宠——安静温婉的简·西摩（Jane Seymour）。国王终于合法地结婚了。公元1537 年，简为他生了一个他夙夜期盼的儿子，他立即封这个儿子为威尔士亲王，并在施洗礼时为他赐名爱德华。不过在爱德华出生后刚过12 天，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于是，国王身边的位置又空了出来。出于真心的悲痛和对亡妻的尊重，整整两年时间，国王没有让人填上这个空缺。
很多人相信简·西摩一家是支持新学问的新教徒，尤其是她的两个兄弟和克兰默及克伦威尔都走得很近。16 世纪30 年代末，国王默认了克伦威尔的提议，将克里维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定为下一任王后，国王身边的新教势力似乎达到了。新王后的哥哥是莱茵河下游的克里维斯公爵，是个新教徒。当时的情势看起来仿佛英格兰很快就要公开与德意志北部的小国君主结成同盟了。那些小国君主成立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en League），正竭尽所能地支持新教徒，与皇帝对抗。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国王当时都已经有些厌烦克伦威尔，并且日益倾向于支持宗教保守分子，比如温彻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和伦敦主教埃德蒙·邦纳（Edmund Bonner）。克伦威尔促成了一些真正的改革措施，比如设立教区登记制度，将居民出生、死亡和婚姻等事记录在册。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为政府挽回民心。国王之前只看过克里维斯的安妮的一张画像，就同意了这场婚姻，并命人着手安排，因为他没时间亲自见她本人。但是这幅由汉斯·荷尔拜因绘制的画像比她本人美得多，所以当她本人抵达伦敦之后，提议这场联姻的克伦威尔就开始遭遇事业滑坡了，因为她与画像上的人一点都不像。那幅画像如今存于巴黎的罗浮宫。在亨利看来，她身材肥胖、骨架粗大、粗野笨拙，更重要的是，她只会讲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据说，亨利次见到她之后，就恼火地对克伦威尔低声骂道：“简直是一头佛兰德斯的母驴，我不喜欢她。”同时，尽管这场婚礼办得隆重而盛大，但是德意志北部信仰新教的小国君主联盟并没有因此而向英格兰伸出橄榄枝。虽然国王不能撤销婚约，但是克兰默很快就炮制出了一个恰当的借口，宣告这场婚姻无效，于是王后克里维斯的安妮领了一笔赡养费，就从王后的宝座上退下来了，不过估计她应该还是很开心的，毕竟她还能全身而退，不用像前几任那样身首异处。
野心勃勃、肆无忌惮的诺福克公爵带领支持天主教的派系，向国王提出驱逐克伦威尔的请愿，国王很快就屈从了。诺福克公爵之前用外甥女安妮·博林引诱国王，如今他刚刚主持完对安妮·博林的审判，就故技重施，给国王献上了他的另一个外甥女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期望她能成为下一任王后。1540 年夏天，他们发现，一位名叫巴恩斯博士（Dr Barnes）的新教传教士是克伦威尔与德意志新教君主联系的秘密代理，这似乎足以证明克伦威尔是英格兰的新教异教徒的代理人。不到几周的时间，克伦威尔也被斩首了。所有的亲友故旧都抛弃了他，唯有大主教克兰默出来替他求情，他请求国王看在克伦威尔多年来忠心耿耿地为国王效命的份儿上，给他一些恩慈，但是国王根本不为所动。
到16 世纪40 年代，英格兰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沉默无声的恐怖氛围之中。正如枢机主教波尔所质问的那样：“英格兰是不是跟土耳其一样，只能靠刀剑的暴力来统治了？”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有殉道者陆续被关进囚笼，送到史密斯菲尔德烧死，因为，不管是像天主教徒那样认为教皇的权威高于国王，还是像新教徒那样否认天主教的教义，都会以叛国罪论处。这两个有着不可调和的宗教矛盾的敌对阵营在朝堂上钩心斗角，时常告发对方，相互攻讦，弄得朝廷乌烟瘴气。
克伦威尔被处死的那个月，国王终于迎娶了他的第五任妻子——年轻活泼、身材娇小的凯瑟琳·霍华德。这令天主教派备受鼓舞。所有人都期待这次的婚姻能够持久，但是结果却并不如他们所愿。国王本来就生性多疑，如今他肥硕的腿溃烂发炎，令他的情绪更是暴躁不定，不过在凯瑟琳·霍华德这件事情上，他的怀疑或许不无根据。新王后年仅十八，自然会觉得宫廷里那些英俊潇洒的年轻男子比她那个已经50 岁的老丈夫更有魅力，这一切都看在了国王眼里。凯瑟琳与他结婚后不到两年，某一天，国王在汉普敦宫吃完晚饭后就消失了，跑去了白厅宫。自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与王后见面。过了几天，在11 月中的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几个士兵来到汉普敦宫，逮捕了凯瑟琳。当年她被逮捕的位置是一条连接小教堂和国家公寓（State Apartments）的走廊，如今它被人称为“闹鬼的走廊”，据说，那条长廊上常常有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出没，一边走一边哭泣——那是凯瑟琳·霍华德的鬼魂。
王后被软禁在奇西克（Chiswick）的赛昂宫（Syon House）里一段时间，之后，她与人通奸的罪名坐实。和她的表姐安妮·博林一样，她以叛国罪被处决。在困于囚牢的期间，她华美的衣服上的珍宝首饰都被摘了下来，送回恼怒的国王手中。她的所有朋友都受到牵连，被严厉地审讯，招供出很多细节，而且，她自己也曾偷偷地向大主教克兰默告解，以为如果她能坦诚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自己因年轻无知而犯的错误，或许会有所帮助。
亨利八世的第六任也是后一任妻子是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他在前一个王后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543年，迎娶了她。她的年龄比国王的前几任妻子大得多，为人务实又识时务，聪明而又善于审时度势，所以她的脑袋稳稳地留在了她的肩膀上。她一直熬到了国王去世，至此，她才总算真正保住了自己的首级。她同时也是个非常优秀的护士，对于一个已经因为血栓而半身不遂的国王而言，这是她为重要、为优秀的品质。到16 世纪40 年代末，亨利八世早已经失去了年轻时运动员般的强健体魄；打猎和谱写音乐，都成了久远的记忆。尽管1544 年，他还成功地率领他的军队包围了布洛涅，但是大部分时候，由于他的腿已经水肿得不成样子了，他只能坐在一种新发明的机械装置上，被人推着在宫殿里走走。他的身体已经太差了，甚至都没法签署文件，于是手下人只好发明了一个橡胶印章，代替他的签名。
【前言】
我年轻时曾阅读过介绍英国历史的各类书籍，它们为我们源远流长而错综复杂的过去整理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这些书带有很强的传记性，内容丰富多彩，里面充满了冒险经历，从而使历史更容易被人们记住。1905 年，一位名叫亨利埃塔·马歇尔（Henrietta Marshall）的新西兰女士撰写了介绍英国历史著名的一本书——《岛国故事》（Our Island Story）。当时，大英帝国正值全盛时期，如《1066 年和所有》（1066 and All That）中不朽的文字所描述的那样，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不必说，世界已与昨日不同，主管历史的缪斯女神克利俄（Clio）也改变了她的观点。如今，人们对上一辈心中的英雄壮举可能已经有了全然不同的态度。
在起笔撰写本书时，我想到了我的3 个女儿。考虑到她们，我认为还是有必要为普通人写一本书，让他们在充满争论的历史浅滩上不至于迷失方向，同时为那些并不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人大致勾勒出过去的形貌。在现行国家教学的安排下，许多年轻人学会了查阅只有内行才懂的历史文献，却对年代的顺序毫无所知，甚至分不清斯图亚特王朝和维多利亚时代究竟孰先孰后。许多孩子认为，埃及人和阿兹特克人也曾经在大不列颠群岛上生活过。而我们对这样的误解似乎也已经见怪不怪了。本书的目的在于尝试带领读者回归“何人、何时、何事、何如”的传统原则。
再者，历史长河中展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打动了我。英国今日之成就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昨日之亡士。一些天资卓越的个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假使没有他们，英国今天的状况可能完全不同。他们的行动促使历史发生了转折。威廉·威尔伯福斯是废除奴隶贸易运动背后的推动力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挽救了无数英国士兵的生命，他们原本可能丧命于拖沓懒散的军队官僚制度之下。诺曼王朝和都铎王朝虽然统治残暴，但本质上是两个思想自由的时代，这两个时代也铸就了英国历史上的一段辉煌，而其血腥统治则应被视作英国本土民族的本性。自布狄卡（Boudicca）王后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以来，英国人便传承了一种振奋人心的特质，一旦统治者太过分，他们便会反抗。英国拥有维护法制、保护普通民众权利不受暴政侵害的传统，这种传统为世界带来了议会民主体制。
一个民族的历史必须将体现民族精神的趣闻轶事包括在内，因为它们能够反映民族价值观。因此，我也毫不愧疚地再一次讲述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民族故事，虽然我并不确定它们到底是否真实地发生过。重要的是，这些故事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数百年后依然被人们反复提起。我们英国人喜爱的故事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如阿尔弗雷德大帝）欣然采纳了街头普通男女的意见，然后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毫无疑问，这是能说明英国人特质的例子。
当然，英国人身上还有其他优秀的品质，比如善用讥讽、心地善良、维护民主、幽默诙谐、充满活力、宽大包容、英勇无畏。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已经推翻了无数残暴统治和严酷政策，英国也永远不会缺少时刻准备与暴政斗争的英雄儿女。从约翰·汉普登到试图阻止塞西尔·罗兹将恩德贝莱人的土地掠夺过来建立罗得西亚的英国传教士，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约瑟夫·张伯伦开创了市政社会主义，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也在英国建立了起来，两者共同成为英国人道主义理想的例证。
我把自己视为拥有爱尔兰血统的苏格兰人，也十分清晰地认识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各自拥有独立的历史，尽管如此，我还是沿着英格兰王国的发展叙述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因为威斯敏斯特议会仍是这4 个地区的首要立法机构，目前联合王国也仍保持完整，所以我相信本书的叙述方式是符合法律的。
本书如有讹误，纯属我个人疏漏。历史学家艾伦·帕尔默（Alan Palmer）在创作过程中给了我大量帮助。他在英国史方面拥有百科全书般的渊博知识，让我深受启发。我对他的感谢难以言表。编辑佩内洛普·霍尔（Penelope Hoare）无比耐心地等待我完成了这本书，我的代理人埃德·维克托（Ed Victor）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经常在3个孩子布兰奇、亚特兰特和霍诺尔放假时进行历史考察，比如在复活节假期前往荒凉清冷的卡洛登战役古战
场。感谢孩子们能以良好的心态容忍我的考察活动。感谢海伦·弗雷泽（Helen Fraser）与我非亲非故，却委托我撰写此书。在创作期间，查图和温都斯书局出版商艾莉森·塞缪尔（Alison Samuel）一直鼓励着我。我的母亲安东尼娅·弗雷泽（Antonia Fraser）（英国著名历史作家、小说家，著有包括《历代英王生平》在内的逾30本书。——编者注） 不仅阅读了我在各个阶段的创作手稿，还一直积极地关注这本书的进展。在创作之初，我的继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英国剧作家、导演，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品特被誉为萧伯纳之后英国重要的剧作家，是英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编者注）和已故的外祖父母弗兰克·朗福德（Frank Longford）（即第七代朗福德伯爵弗兰克·帕克南，英国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曾任议会上院议长、海军大臣等政府要职。——编者注）、伊丽莎白·朗福德（Elizabeth Longford）（即朗福德伯爵夫人伊丽莎白· 帕克南，英国历史作家，曾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著有维多利亚女王、诗人拜伦和威灵顿公爵的传记。她也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外甥女。——编者注）便已读过我的手稿，我也要感谢他们。我还要感谢帕特里克·西尔（Patrick Seale）和我分享了许多中东地区的知识。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学识渊博，他赠送给我很多他认为我能用得上的书。我还要感谢劳拉·林赛（Laura Lindsay）。她就职于佳士得，得益于她手上的英国图像资料，我才不至于被地图弄得晕头转向。已故的杰拉尔德·布罗德里布（Gerald Brodribb）博士带领我参观了在东苏塞克斯博波尔公园发掘出的罗马公共浴室遗址，我想在这里表达对他的感谢。我还十分感谢菲利普·弗劳尔（Philip Flower）允许我重制一部分他祖父独一无二的收藏——记录布尔战争的照片。我也从罗伯特·西尔弗（Robert Silver）的儿时读物《英国历史图说》（The Pictorial History of England）中得到很大启发。莉莉 ·理查兹（Lily Richards）、波佩·汉普森（Poppy Hampson）和我的妹夫艺术家科尔曼·桑德斯（Coleman Saunders）为这本书的图片研究提供了大量帮助，我也要在此感谢他们。克里斯托弗·伍德黑德（Christopher Woodhead）也在创作中不断鼓励着我。爱德华· 巴克（Edward Barker）让我了解了青少年历史爱好者的观点，劳里· 德· 格拉蒙（Laure de Gramont）则提供了法国人看待阿尔比恩（英国或不列颠的雅称。——编者注）的视角。芒罗·普赖思（Munro Price）博士也为我提供了帮助，拉尔夫·格里菲思（Ralph Griffiths）负责本书的校对工作。此外，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出色地编辑了我的手稿，如果没有他，你们便不可能看到这本书。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他虽然几乎和这本书生活在了一起，但对历史的热情一直没有减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