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有关灯火的诗
一
为刘绪源的《文心雕虎》专栏出一本书，一直是我的心愿。现在，这个专栏在《中国儿童文学》杂志上已经做到第五年，文章也累计有20篇了。可以说，它是和《中国儿童文学》一起成长的。
记得1999年深秋的一天，我和秦文君、张洁、吴怡为《中国儿童文学》创刊的事来到刘绪源香花桥畔的新居，征求他的意见。当时刘绪源对刊物的风格、栏目及至封面设计，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秦文君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主编，请刘绪源为我们写一个专栏，他想了想，慨然应允了。
很快，他拟出了专栏的名字——《文心雕虎》，这当然是从刘勰的古典文论《文心雕龙》转借来的。篇文章《我苦呵，我一直单干……》就刊登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创刊号，也就是2000年第1期上。从此，这个栏目一期不落，越来越引起读者的注意，渐渐成了刊物的特色和亮点。我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编辑，时常要和刘绪源联系，我们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因为他对自己的稿子特别精心，认真而负责，每句话每段文字都经过仔细考量和推敲，于是我这边的工作就轻松舒服多了。
而我自己，一直对儿童文学理论抱有兴趣，平时做一些研究，也爱读理论书，并一直在关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但刘绪源的文章每每拿来，都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发现，特别是当我对某一文学现象迷惑不解，仿佛一头雾水找不到冲出去的路径之时，读刘绪源的文字就常有茅塞顿开之感，让我不得不佩服他洞察的深入、分析的明晰和解决问题的彻底。
刘绪源向以文笔犀利、意见中肯见长，常发人所不敢发之感慨。在《我苦呵，我一直单干……》里，他就提出儿童文学的三戒：一戒“官气”，二戒“江湖气”，三戒“小家子气”。他说：“我以为，近几年，‘官气’仍没有戒掉，而‘江湖气’与‘小家子气’也日益抬头，已严重影响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产量和质量了。我甚望儿童文学界的朋友（自然应包括我自己在内）读完此文，能‘对号入座’，深自检讨，有则改之，无则作罢，或许对澄净儿童文学界的创作空气，能有所裨益。”这些文字无疑是尖锐的，而且直指每一位可能沾染上“官气”、“江湖气”和“小家子气”的作家、理论家和评论家。
这不由使我想起，当年，在周晓（后来是秦文君）主持的《儿童文学选刊》和朱效文主持的《儿童文学研究》上，曾经有过很好的批评风气（《儿童文学选刊》注重严谨的“年评”和对话式、印象式的活泼的批评；《儿童文学研究》则发表了大量“争鸣”文字和严肃的理论探讨）。朱效文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与表扬相对应的狭义的批评”的意义：“这是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也是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的活力之源。”同时还指出，这种批评应是“学术性的以理服人的”。我以为，这是很精当的话语。这两点，现在都体现在刘绪源的批评文字里了。可惜的是，现在儿童文学的理论园地明显缩小，认真的批评也变得少而又少，于是，像刘绪源这样有着鲜明批评特质的文章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二
毋庸置疑，《文心雕虎》中有不少文字都是有感而发、始于批评的。譬如他对韩寒的批评就很直截了当。针对现在大多数年轻作者出书太快太容易以致“习作期”太短或根本没有“习作期”的现象，他也深感担忧：“这就像婴儿出世不足月一般。与此相应的，是习作的影子将始终伴随，难以消除，这又近似于胎里带出的病，有时就颇不易治愈了。”而在《“纯文学”与“娜拉”》中他感慨于“纯文学”的边缘地位，又不满于人们为了让纯文学重新引起大众注意而趋于媚俗的倾向，他设问：“我们的‘纯文学’，是否也会像娜拉那样呢？……在‘出走’以后，一部分‘堕落’了，成了无人问津又并无实际价值的东西；另一部分‘回来’了，重新成为政治的附庸或迎合大众口味的东西。”
每读到这样直抒胸臆的文字，我总感到格外痛快，但是痛快之余却常常忽略了那批评后面的更深入的理论探险。其实，对刘绪源来说，批评只是个引子，后面的才更重要，更具有建设意义。所谓“破中有立”，关键的不只是“破”，还应是如何“立”，这“立”的过程就显示出了他的学术追求。
在刘绪源的世界里，我想有两个理论原点至关重要，它们就像一对巨大的翅翼，带着他遨游广袤的文学天地，无往而不利。
这就是“真”和“美”。
真，也就是“真实”和“真诚”。对作品来说，要“真实”；对作者来说，就要“真诚”。
由“真实”延伸开去，他提出了儿童文学也应是“不掩饰”的文学，他反对只给儿童以“美好”的假象，更反对所谓“净化”的倾向，他还引入了别林斯基关于“分裂时期”的概念，认为儿童文学有责任让孩子更顺利地度过“分裂时期”，成长为真正的人。他的这些观点，在《儿童文学与“分裂时期”》《哈利·波特与汉姆莱脱》等文章中都有透彻的论述。
由“真诚”延伸开去，他反对“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他认为为孩子写作也应该全力以赴，应通过写作把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奉献出去，这样的创作才会有“真生命”。其实刘绪源的随笔和评论，本身也都是创作。尤其是对那些前途远大的年轻人的作品的评论，譬如对玉清、彭学军、曾小春、殷健灵、张弘、张洁、王蔚、谢倩霓、萧萍、郁雨君等人的作品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他都充满真情，有点像导师，但更像兄长，他仔细分析他们的作品，对成功之处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对写作的败笔也毫不客气地严厉批评。我想他是抱着一种特别真诚的态度来写这些文字的。通过写作，他真的把自己的灵魂献出来了，文章里有着他对人生和文学的独到体验，这就使他的文章充满了生命的魅力。如此看来，这种“真”，对于作家和评论家，其实同样重要。
另一侧的翅翼——美，其理论含义也许更为深广。刘绪源早期的理论探讨，差不多都围绕着这一个“美”字。为冲破长期禁锢儿童文学界的“教育工具论”，他写出了《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此文拖了一两年才得以发表）。他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儿童文学的本质不是教育，而只能是审美；“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其实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三者并不是并列的”。他强调了审美（文学性）的本体作用，突出了审美（文学性）的整合性与统摄力。这就把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难题理清楚了。所以，朱自强、方卫平、汤锐等年轻理论家在他们后来的专著中，都对刘绪源的观点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如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就说：“刘绪源的思考代表了在儿童文学的审美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和向文学回归的方向上，新时期儿童文学所达到的点。”但刘绪源并非提出这一理论观点就完事，他付出极大心血完成的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也可说是从学术高度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深化。
按刘绪源的看法，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难题：其一即回归“文学性”，其二则是回归“儿童性”。但就在随后的关于儿童性的讨论中，刘绪源以其独特的理论眼光，又提出了一度引起很大争议的“双重标准”论。他的意思是，不能因为强调儿童性，就把文学降低为迎合孩子、哄孩子的东西，而应让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都能为我们的作品叫好。他提出了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儿童文学同时也是‘成人文学’。”“一部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它在成人文学中也应是上乘之作——事实上被划入儿童文学范围的世界名著，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作品。”所以他提出，必须以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双重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作品。这可说是一个极高的标准。但中国的儿童文学要走向世界（同时也是走向儿童），除了以这样的高标准，难道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标准吗？
刘绪源的理论新见还有很多，比如他对动物小说的独到见解，对“没意思”的作品的高度评价，对幽默的解释，又比如对文学与“不满”的关系的论证……但我以为，他对于儿童文学的主要理论贡献，还是在于上述的“审美本质”与“双重标准”这两点上。
三
后还想提一下的是，刘绪源那别具一格的文风。他多年浸淫于随笔的写作，其理性与感性相糅的笔法常能使他的文字婀娜多姿，娓娓道来，将深奥的哲理讲述得明明白白，这是他的作品充满魅力的又一原因。
本书中的“上编”收入了他2000年之前的文章，“下编”则几乎全是近年的专栏文字。他的理论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但相比之下，其文字之美却在发展——正在走向炉火纯青。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也是很难得的。
因为一直在做《中国儿童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有友人送了一句话称我为“儿童文学提灯人”，初听这句话不免惴惴，惭愧多多。但后来想想，有关灯火的隐喻，也有它传神的地方。当道路显得特别昏暗、泥泞，或行路者感到特别孤寂无依时，一盏灯火确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然而，一旦天色大亮，道路畅通，灯火也就退隐，很少有人再记起它了。编辑和批评家的命运，大约都是如此。和刘绪源一样，我们生命的相当一部分已献给了儿童文学事业，到将来，当生命行将远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这一部分生命，早已化作了一首有关灯火的诗……
我想，刘绪源一定也会觉得，这是一首很美的诗吧。
唐兵
2004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