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当一个人在某种特殊的文明中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经常试图探索文明的起源究竟是什么、文明究竟是沿着什么道路发展等问题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会想朝其他方向扫视一下，而且想询问一下在文明面前有什么样的命运，以及文明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转换。但是，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探究的价值从一开始就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而日渐降低。首先，这是因为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全面细致地观察人类的活动，而大多数人则不得不把自己囿于某一个或几个文明中。但是，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了解得越少，他对未来的判断就越不可靠。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恰恰是在这种判断中，一个人的主观期待往往会起一种难以评价的作用;结果这些期待便依赖于他自己经验中的纯粹个人的因素，依赖于他对生活所采取的或多或少的乐观态度，这种态度是受他的气质类型或者他的成功与失败指使的。其次，这个奇妙的事实使人觉得，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说，人们是天真纯朴地体验他们的现状的，但无法对其内容做出估计;在现实状况能够使人处于由此判断未来的有利地位之前，他们首先必须使自己和现状保持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必须把现状变成过去。
因此，任何一个人，若屈从于这种诱惑，对我们文明的可能的未来发表某种看法，都一定会想到我刚才指出的那些困难，想到与任何预言都有普遍联系的那种不确定性。就我个人而言，在这样一个过分艰巨的任务面前，我也要迅速地知难而退。只要我确定了这个狭小的研究领域在整个事物进程中的地位，我就会迅速地探讨这个迄今为止我一直十分关注的领域。
我所说的人类文明，是人类生命从其动物状态提升而来，而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所有方面——我不屑于对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分。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常常向观察者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需的各种规章制度。文明的这两种倾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首先，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受本能满足的数量影响，而只有现存的财富才能使本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其次，就另一个人可以利用他的工作能力，或者把他选作一个性对象而言，一个人在与另一个人发生联系时，他本身就可以起到财产的作用。后，尽管文明被认为是人类普遍感兴趣的一个对象，但每一个人实质上又都是文明的敌人。显而易见，由于人们不能孤立地存在，因而为了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文明所寄希望于他们的那些牺牲便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样一来，文明就必须对个体严加防范，它的一切规章制度、风俗习惯和要求都旨在完成这项任务，其目的不仅在于影响财产的分配，而且在于维持这种分配。确实，对于一切有助于控制自然和生产财富以抵御人类敌意冲动的东西，这些规章制度、风俗习惯和要求都必须予以保护。否则，人类创造的财富就会轻而易举地毁于一旦。另外，创造了这些财富的科学和技术也能用来毁灭这些财富。
因此，人们常常获得这种印象：文明不过是少数人强加于大多数反抗者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为数虽少却懂得怎样才能掌握占有权力和采取强制手段。当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假设，这些困难并不是文明本性中内在固有的，而是由于迄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文明形式的不完善所决定的。而且，要说明这些不完善和缺陷实际上并不困难。虽然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取得了不断的进步，而且完全有望取得更大的进步，但无法明确地肯定，在人类事务的管理方面都取得了类似的进步;而且有可能在各个时期——如同现在一样，许多人一再扪心自问，已经获得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文明是否确实值得保护。人们还会认为，重新安排人类关系的秩序应该是可能的，通过放弃对本能的克制和压制(suppression)，就能把对文明感到不满的那些根源全部除去，这样一来，由于没有内部冲突的干扰，人们就能专心致志地获得财富并沉浸在获得财富的欢乐之中。这当然是一个黄金时代，但这种状况能否实现是值得怀疑的。相反，每一种文明似乎都必须建立在对本能的克制和强制基础上;更有甚者，谁也无法确定，如果强制终止，是否大多数人就会为获得新的财富所必须进行的那些工作做好准备。我认为，人们必须重视一个事实，即目前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破坏性倾向，也就是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在相当多的人身上，这些倾向是十分强大的，它足以决定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