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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远行客

                                                                    1     

是不是自己天生不够机敏呢?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否则为什么我做很多事都比别人慢几拍呢?

《东京女子图鉴》这部日剧热播时被很多社交媒体拿来做推送素材,而我在那个时间段里对它似乎并没有产生兴趣,等到热度散去,大家开始看别的了,我仿佛才忽然反应过来。

这个故事的主旨并不复杂,也不沉重,甚至可以说是很轻盈的。可又是为什么,我中间有好几次停下来,去给自己倒杯水,或者把衣服扔进洗衣机里,总之就是要找点儿别的事情来做一做,好让自己停一停。

在这样的片段与片段的缝隙之间,有些很难描述的感受慢慢被回想起来。

说是感同身受吧,好像有点儿做作,但又否认不了,女主角绫的某些台词,就是我年轻时候的心声。 如我一般生长在小地方的女生,在青春期的某些时刻,做的都是关于离开和远行的梦。 只是在那之后,有些人选择付诸行动,不断折腾;有些人选择把它忘掉,好好生活。

剧中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绫去东京之后不久,便在一次散步中认识了初恋男友,但很快便和那个温暖腼腆的男生分手了,搬家,交往了住在东京惠比寿高级公寓里的青年才俊。她刷信用卡买下一条自己根本担负不起的礼服裙,期待着新男友带她去那家有名的法国餐厅吃生日晚餐。

“30 岁之前在这里约过会的就是好女人。”绫的声音出现在旁白里。餐厅的画面一出现,我就叫了一声:“妈呀,我去过这里!”

“那你是好女人了,”朋友善意地讽刺我,笑着问,“东西好吃吗?”

比起食物的味道,我印象更深的是那顿晚餐的时长。真的吃了很久,付完账走出餐厅呼吸到外面的冷空气时,好像刚从一个悠长的幻觉里醒来。

毋庸置疑,那是一间高级餐厅。客人们的着装优雅得体,灯光明暗适宜,所有的人音量都很低,侍应们彬彬有礼,神情友好。一切都无可挑剔。我本应该沉浸其中,放松享受,可却无端端地想起一桩陈年往事。

十年前,我还在念书的时候,一位姐姐带我去酒店吃晚餐。对于我来说,那是平常根本无法涉足的地方。尽管我并不爱吃甜食,但是拼命地拿蛋糕和冰激凌。她觉得很奇怪:“虾和蟹都很新鲜,你不喜欢吃吗?”

年轻意味着自尊心强,贫穷往往伴随着敏感。所以,在那个时刻,年轻又贫穷的我说不出这句话来:“我不会吃。”

是,你年纪大了许多,见过的看过的都丰富了许多,好像理所当然地,你应该自信了许多。但事实却是,只要出现一个相似的场景,你就会全都想起来,连空气都能将你打回原形。

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有办法克服的缺失和塌陷,就是刻在你基因里的“故乡”。

 

2

我查出身体有问题的那一年,是 27 岁,在北京。同年,我故乡的几位女性朋友结了婚,其中有一两位婚后迅速辞掉了工作,我没有和她们交流过关于婚恋的话题。很自然地,我理解不了她们的决定,就像她们也理解不了为什么我连开刀这么重要的事情也自己一个人处理。

北京激活了我身体里“冷漠”的特质,它不是某种技能,它是我这一类人的本能。为什么会来北京,这么多年我还是不能够彻底说清楚。事实上,这座城市本身就提供了很多种答案:它是首都,是我们从小到大背诵过无数遍的“政治、文化中心”,它有历史,也有未来。

因工作而认识的朋友还会告诉你,这里有好的资源和多的机会,只要你有强烈的想要成功的欲望,有足够的冒险精神,就会获得你在家乡永远也无法获得的东西—具体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并没有说。

而年轻时的我,文艺腔十足,向往它高而深远的天空。尤其是每年 11 月初,银杏和梧桐在风中簌簌落叶的画面,是我在南方生活了 20 多年都没有见过的金色秋天。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小半生爱的那个人,曾在某次聊天中漫不经心地说:“北京吧,除了有时候空气差些之外,其他方面其实都还可以。”

现在,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一个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会那样深远地影响另一个人的人生。

可是年轻的时候,好像对爱情就是没有办法。

后来他反而离开了北京,而我却长久地在这里待了下来。从来北京开始,我才真正学会以一个成年人的样子独自生活。在这里的日子与从前在长沙那种成天和朋友们厮混在一起的日子完全不同,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

在南方时,我只会分“左右”,而在北京,打车师傅会问我“东南西北”。以前约人,临时约就能临时见,而在北京,熟悉的朋友要提前两三天约,不熟悉的朋友更是需要提前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来确定。

北京以它纵横七环的气势拓宽了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半径,不光是距离上的,还有心理上的—那种你在家乡体会不了的疏离感和分寸感。

像一个转校生一样,我努力地适应它,它的干燥、粗粝,冬天晚上呼啸的风,春天肆意飞扬的杨絮。我的微信好友数从几十增长到一百,然后是两百,有些人在加的时候我就知道彼此不是一类人,可也不能不加。

我一直保留着一个旧笔记本电脑,不仅是因为我用它写过好几本书,也因为那些过去的聊天记录。

有时我会想,也许再过 10 年、15 年,某个秋天的下午,我会心血来潮地把那个旧笔记本插上电源,开机,登录,翻看多年前我视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的那些对话,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而这种无意义又将衍生出新的意义。

在北京待的时间稍微长点儿,我交浅言深的毛病就显露出来,我逢人就掏心窝子的傻劲儿,我轻而易举就交付给别人的信任—这些以前被当作“单纯”“没心眼儿”的特点,好像都成了一种愚蠢。

“你啊,听任何人说话,多只能信一半。”一个比我年长五六岁,却比我先到北京十来年的朋友告诫我,“在漫咖啡厅坐一下午,你能听到几十个影视项目马上要开机,女主角定了 ×××,男主角定了 ×××,北京到处都是这些张嘴就来的人。”

一个和我一样从长沙来北京混的女性朋友说 :“自从来了北京,我可是懂了一个道理—好事可轮不到我们呢。”

在这里生活得久了,大家都很难去相信谁,更要说毫无保留地再去爱谁。我信错过,无从辨别过,说错过话,签错过合同,但也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错,累积出了一点点聪明,一点点成熟,一点点使自己免于被伤害的能力。我身上有些从家乡一并带过来的热腾腾的东西,在这里都慢慢冷掉了。

可笑的是,一开始,北京的无情刺痛过我,而在之后的岁月里,我却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无情。

 

3

生过病之后,我明显倦怠了许多。

也许是真的不再年轻、精力不再充沛,也许是因为医生反复对我说“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钱是挣不完的”,总而言之,我慢了下来。

“慢”是“北京”的反义词,在这座极速而高效的城市,没有人敢慢。

可我快走不动了,就这样自暴自弃地过上了一种松松垮垮、没着没落的生活,好像排在一个队伍末尾的人,决意以自己独有的节奏走下去。

我删掉了微信联系人里许多平时根本没有来往的人—与此同时,发现有些人也早已经删除了我。我剔除了许多不必要的社交,也不再参加任何无聊的饭局,我不再愚蠢地期待千载难逢的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又开始像刚毕业的那几年一样到处晃荡,看世界,我在 30 岁这一年花在旅行上的时间比前三年加起来都多。

明知道这样会掉队,甚至会被人忘记,可我不在乎了。

《东京女子图鉴》的后半段中,绫一度怀疑自己不适合继续留在东京,于是她回了趟老家,那个她从小就看不上的、土里土气的乡下—看到这里,我已经猜到了后面的情节—果然,她偶遇了学生时代的老师,老师激动地拿出绫登上过的杂志给她看,这一刻,绫作为“东京女子”的虚荣心又重新获得了满足。

老家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我想了很久很久,觉得那儿就是一个会让你三天两头说要回去,但实际上根本回不去的地方。

我已经弄丢了我的老家,像弄丢了前半生的记忆。

毕业后,我选择留在长沙,而后在一次次的搬家中,我遗失了老家的门钥匙,那简直就像是命运的暗示。

给妈妈打电话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她跟我讲:“没关系的,将来你会有自己的家,会有自己家的钥匙。”

她并不知道,我为这件事情哭过,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很难过。

我曾经不珍惜的,拼尽全力想要摆脱的,在漫长的青春里一直竭力回避,甚至与之对抗的一切,我没有想到,会在多年后的深夜里让我落下泪来。

十年前看《每当变幻时》,杨千嬅饰演的阿妙一直想买一个钱包,但始终没有找到 100% 中意的那个,她说想要一个“像 Gucc的 Prada”。陈奕迅饰演的鱼佬说,要么是 Gucci,要么是Prada,哪有像 Gucci 的 Prada 这种东西。

我们都曾经以为人生是可以兼得的,是吧?

而我的青涩和幼稚,已经被北京洗刷得所剩不多。

生病休养的那一年里,我想通了许多事,看明白了许多关系,也更深地认识了自己。

该争取的要竭力争取,得不到的不要太执着,赶紧翻篇,这是北京赐予我们的一点儿聪明。

在东京看花火大会时,同船的日本客人都很兴奋,显得我格外落寞。同去的朋友问我:“你不喜欢吗?”

 “你知道我们湖南有个地方叫作‘浏阳’吗?”我向他解释,“我住在长沙的时候,每周六橘子洲头都会燃放浏阳烟花,比这个要壮观得多,我们就那样看了一两年。”

在北京,我每周都会开车去 20 公里之外的一家湘菜馆吃饭,次在那家喝到放了紫苏叶的鱼汤时,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些,都是我生命的烙印,像树的年轮一样,非得劈开它才能看见。

灵魂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你总想往千山万水去,往更自由的天地去。我也曾立志要去更远的地方,要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

可就是要在走了那么远之后你才会明白,离开是很简单的,艰难的是,你没法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