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
法律有什么用？在丛林社会，徒有法律，恐怕并没有什么用。只有在那样一个地方，法律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共识和一种力量，哪怕其暂时不那么统一，或不那么强大，它才可能发挥功用。说实话，这种功用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员，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于强权在握者，法律更多的时候只是提高统治管理效率的工具。而对于那些受了委屈、无力自救者来说，法律更像是一束光，照进他们所在的晦暗、偏远的角落。
无论生活在纽约、东京、广州，还是汉堡、伦敦、喀布尔，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孤岛，能够利用的资源、寻得的帮助总是有限的。好的法律，给予弱者的，是额外的庇护；给予普通人的，是便利的自救途径。本书快要结集的时候，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了。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女主角李雪莲生活的乡下，要进城需要坐竹筏。这个细节很是令人寻味。被一片水域与镇上隔开乡下，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因而，官员们的秩序和公正，与李雪莲（以及秋菊）所拼命追求的"说法"，欠缺的就是那么一道桥梁，或是一叶扁舟。如果一切顺利，法律本该就是连接起她所生活的角落和公正秩序的"桥梁"和"扁舟"。
无论你生活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世界都不会真正与你无关。这个时代，大隐再也无法隐于世，小隐所向往的山野也在日渐消失。在东京、伦敦、比利时和美国洛夫运河早已发生过。而在那些故事里，早也证明了另一个道理：扫帚不到，灰尘并不会自己跑掉。假如不是近乎偏执地进行集团诉讼，东京雾霾的受害者或许至今不能得到政府的补偿。洛夫运河污染受害儿童的母亲，如果只是默默饮泣，环境调查和治理举措并不会从天而降。伦敦长达30年的治雾立法和市长们搭乘地铁上下班的淡然，也从不自然发生。要么用手投票，改善社会运作的机理；要么，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用脚代替手投票，离开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城市。
二、
十几年前，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国际法课程上学到了许多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听上去纷繁复杂，很难记得全。来自爱尔兰的Dennis老师教学生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前者可以称为目的性的权利，后者则是工具性的权利。如果说生命、健康、发展和平等这些权利，是人生而应得的、不应当被剥夺的，是人生而为人的重要标志；那么言论自由、代议民主和司法公正，这些权利则是实现前述目的而的手段和工具。李雪莲和秋菊要讨的"说法"，关乎她们自己的生存状态，用刘震云的话说，是一种"底线"。而当四处上诉碰壁，不断缠访被截访，李雪莲感到不平不甘的则是另一种权利的失位--这就是所谓的工具性权利的缺失。
不过，或许是因为笃信"阳光下无新事"。学历史的人大多会陷入另一种自我安慰式的乐观。在华盛顿，人们为争取公平的议会代表名额，举行了无数次游行示威，将车牌换成写着"无代表则不纳税"字样的新式车牌；在纽约，"申克案"提醒人们，"选举的初衷，是选出那些允许你反对征兵的官员"；政府里如果有令人讨厌的官员，无论多么权倾一时，人们都可以用弹劾制度赶走他们，或让他们低头认错。这些工具性的权利，不仅能将权力关进了笼子，规范政府的运作，让其不要违背创设政府的初衷，还能够保护公民在"国家对个人的战争"--刑事追诉中，行使辩护权和沉默权，得到公正的对待。
1877年3月，严复抵达伦敦。闲暇时曾到伦敦各个法庭旁听。后来他感慨道："独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谓基辅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几乎一切政治争议，都可以纳入司法框架。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布什诉戈尔，还是朴瑾惠受到审查，这些原本可能成为干戈的事端，都有如当年严复所说的那样，纳入司法框架，"公理日伸"。如果法庭不能解决基本的纠纷，那么一切只能诉诸行政权威，增加行政机关的额外负担自不必说，还难免导致规则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过，人们之所以愿意到法庭寻求庇护，而不是在角落低声饮泣，也建立在法庭能够提供合格的"裁决产品"的基础上。甚至，法庭应当作出高于行政机关决定效力的裁决，作为衡量公正的后标尺。当然，司法的权威不可能从天而降、自然而生，这也是为何我们在说权利时，总会言必称"马伯里诉麦迪逊"和"司法审查"。
三、
在此基础上，法律的手应当干预哪些事，"伸多长"才不会被认定为"司法过激"，是另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那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声犹在耳；然而，仍然有些"家务事"，法律不能不理。比如，在华盛顿有一个单亲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孩子的祖父母希望代行儿子的"探望权"，却被"前儿媳"拒之门外。祖父母思孙心切，只能寻求法庭的帮助。又如，在新泽西，一对不育夫妇找一位女子代孕。然而孩子出生后代孕母亲不舍，携带婴儿逃往佛罗里达。法庭需要对代孕合同的效力作出决断，来判断谁才是婴儿真正的母亲。
有的人一心想要孩子，有的人则希望避孕。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或许不能想象，50年前的美国，曾有几位医生因"为已婚人士提供避孕指导和建议"而被捕。1962年1月2日，康涅狄格州更是认定两位医生犯有"教唆他人避孕"的罪行。3年后，联邦法院才予以"平反"，理由是"政府的手不能干预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道格拉斯大法官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愿意让警察搜查夫妇卧室这样一个神圣区域吗？"在这里，司法扮演的，是私权保护者的角色。套用人们评价隔代探望权案的说法，这或许是用一种适当的"司法干预"来阻隔过度的司法干预。
四、
假如站在地球之外来看，会奇怪为何这个星球上的人类，这样偏执地追求着"钱"这种被创造出来的事物。这是世界上常见的财富形式，却让人趋之若鹜。从伦敦到巴黎，从上海到海口，从郁金香到纸币，从证券到银行，金钱时刻激发着人们的欲念和创造力，同时毁灭着人们的希望和生活。法律在这些故事的开端，则从未被真正重视过。然而在故事的收场，则又显得多少有些尴尬。因为无论是对经济泡沫缔造者的审判，还是对内幕交易者的窃听，抑或是对破产银行受害者的补偿，法律都从来不能缺席--然而与此同时，在场的它们似乎又多少有些心虚--谁能说，这些本该在场的法律或者本该勒住贪念的缰绳，对于贪欲之灾一点过错也没有呢？
相似的场景也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广州王老吉等民族资本家的资产，经历了改变命运的1956年，而今仍然不能明确产权归属。对于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也是近二十年来才显得理所应当。曾经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备受争议的牟其中，即便在入狱之后，也一直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在他闯荡江湖时，许多法律并不健全，给他定下的"骗开信用证套汇"之罪，似乎也不完全站得住脚。与他相似的，是曾经的烟草大王褚时健和金融教父仰融。前者因为当时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断送了政治和职业生命；后者则因为"侵吞国有资产罪"而败走美国--然而他并不服气，认为所谓的国有资产，其实原本就应当属于自己，并向美国联邦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分庭起诉，诉的是辽宁省政府非法侵占财产，一时舆论大哗。
诸位，我们终于要承认，人类历史的许多时刻，法律或许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有时显得无能为力，有时难以自圆其说。不仅在南海泡沫和巴黎密西西比风暴中无法抑制人们的贪欲，而且在历史性的社会灾难，比如战争中，也显得要么软弱，要么迟缓。当我们回首历史真相，试图清算"二战"中德军士兵的罪，盘点曾为纳粹拍摄"精神鸦片"的导演的污点，或是责备"满洲国"皇帝朝臣的过错时，突然发现我们只能以事后之法，来溯及当时"是非难辨"的举动。这样的审判，说得通吗？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却仍然只能诉诸司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是用法律在争取些什么呢？或许，这些审判对于后来者而言，肩负一项很重要的使命，即明确"法外之法"的价值。这是"二战"后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自然法。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应当仍然有某种选择，"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我们在钱秀玲的故事里，读到一位舍身救人的中国女性的故事，更能读到那位冒险释放犹太人的军官的事迹。人们应当作出选择，而当他们选择尊重或漠视某些基础之法时，法律也将给予他们应得的对待。无论正义来得多晚，终究会来。
五、
我们前面提到的钱秀玲，是一位不普通的女性。她差一点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却成了女版的"辛德勒"。顺着她的故事，我们将目光投向"乱世佳人"。其实，无论是战争时代还是和平年岁，只要爆发危机，容易受伤的或许莫过于妇孺。然而，分外令人感慨的是，女性总以无私的爱，包容任性的命运与残忍的对待。无论是在旧北平惨遭蹂躏的北大女生，还是在易权时代被剥夺权利的女性律师，她们都是大时代的牺牲者；然而，在比利时从枪口下救人的中国女性，和那位坚持上诉为女性赢得不再超时加班权利的洗衣女工，则以不同于男性的视角，给予这个世界温柔的拥抱。我们相信，一个有良心的法律体系，无论在任何时刻，都应当站在"她们"这边。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照进角落的光，却也仅仅是光而已。能给人希望，却不能直接改变什么。"光合作用"，也需要特定的条件与土壤。也许在眼下，我们能做和当做的，就是寻找和培育这样的土壤，尽每一份努力，像在火星上的马特一般，保护那些土壤。然后，每日每夜诚恳祈念："要有光"。
是为序。
林海
2017年2月6日 于西城区辟才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