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非常高兴看到我的书（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中译本面世，我衷心希望中国读者会发现它是本有趣的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令我身心愉悦，因为可供使用的资料十分丰富。有时我都会觉得，是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到过中国的每一位英国人，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其中一些书很精彩，显示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也许，我应该对这部书的英文标题加以解释。部分，“No Dogs”，指的是传说中那块立在上海江滨公园的告示牌，上面仅有一句 “狗与华人勿入”。没错，这块告示牌被认为是对居住在一座中国城市的中国居民的侮辱。一度传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告示牌。否定告示牌的存在，似是退一步，实是更进一步的伤害。言外之意，这块牌子是愤怒的中国民众的“发明”，他们的愤怒盖过了事实。事实是，大部分中国人（除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保姆），的确被禁止入园，狗也不许入园。然而，公园的禁令不止于此。就如同今天英国的大部分公园一样，有关入园的约束性规定有数十条之多。无论是上海、天津，还是伯明翰、伦敦的市政管理局，都倾向于制定冗长规定，其用意显然是阻止任何人获得快乐。在公园里面，禁止骑自行车、摘花，禁止打球、饮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此，上海的民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理由愤怒，但全部的事实是完整的系列禁令其实复杂得多。
书名的第二部分，“Not Many Chinese”，指的是（对于我而言）令人黯然神伤的事实：中国条约口岸绝大多数外国侨民很少与中国人交往，或完全没有接触。通常，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仅限于他们的仆人。社交俱乐部不接受中国人，许多这样的俱乐部同样排斥犹太人。对中国邻居的生活和文化回避接触，没有好奇心，今天看起来异乎寻常，而且还白白浪费了大把机会。我所读的很多条约口岸侨民所写的书，关注的是如何不遗余力创造与母国一样的生活。他们记录的问题包括：如何获得新鲜牛奶，如何教中国厨子制作油酥点心或薯条，如何让裁缝理解西式服装制作，以及如何让用人明白抹布与洗碗布至关重要的区别。仅有极少一部分人会去学习汉语，至于致力于翻译中国文献、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今天，没有人会为鸦片战争，和这场战争的后果，条约口岸开放，中国领土被占辩护。在条约口岸侨民的回忆录之中，也很少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温情。从粗野的行为到冷漠的内心，他们的态度放在今天很难理解。即使是对他们的中国用人，我必须费尽周章才能找到抱有好感的描述。这些用人，为他们提供了舒适的家居环境，虽然不能理解他们。仅有一类信息来源能令人感受到不尽的暖意：那些孩提时代生活在中国，并与中国保姆、仆人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人的记述。他们的回忆中是无穷的欢乐，这反映了孩子们所感受到的温暖和善意。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生经历的件不开心的事情，就是与他们的中国保姆分开，被送“回家”上学。对他们而言，中国常常是温暖和快乐的记忆所在。
面对一幅已经消逝的时代景像，我们无从追悔。不过，百年的外国占领，在中国留下了实体印迹——条约口岸屹立的建筑。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建筑物有明显的差别；天津租界内建筑风格多样：从现代主义风格的德式石头建筑到意大利租界区外墙刷成粉白的装饰主义风格建筑，以及苏格兰塔楼式样的戈登堂（现已损毁）；遗留下来的教堂，散布在全中国。所有这一切，提醒着我们过去的那段历史。多年以前，我携我的表妹——她的祖父是一名入华传教士医师——参观烟台，寻访芝罘学校①。我们还去了梧州，寻访当地一处史密斯医生曾工作过的传教士医院。尽管芝罘学校已经是过去式，但英国领事馆旧址仍在，是为孩子们举办圣诞晚会的场所，我们惊叹于那里大海和海湾永恒的景致。在梧州，建在山顶的前英国领事馆的遗迹犹存，我们还找到了一所解放前的医院（虽然不是我们想找的那一处）。
在上海和天津，许多条约口岸时期的建筑物得到了积极的保护，并被加以标识，这有助于辨明这些建筑物的历史。这也许能够帮助到那些前来寻访祖父、曾祖父故居的人们。但我希望，今天这座城市的居民也能对此感兴趣。这些房子代表着中国百年的近代历史，虽然那不是一个特别有启发意义的时段，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过去。不去否定历史，而是正视历史，并从中有所得；不去否认条约口岸侨民与中国邻居的隔离，而是建立彼此之间更好的理解，这样的做法更为可取。
吴芳思（Frances Wood）
2016年于英国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