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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基本学识
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儒家思想表现在外的特色是：肯定传统、重视教育，以及关怀社会。传统指向过去，教育针对未来，社会则是现在的，儒家对于人的世界都以正面态度来看待。孔子之后，他的学生分为八派，各立门户，能分而不能合，他们能当老师，也能做官；但是谈到哲学，儒家系统却很少有什么发挥。直到一百七十多年后的孟子，才将孔子的思想温故知新，提出一系列创见。
“孟母三迁”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孟母认为，如果住在市集旁，小孩会跟着学做生意，满脑子想要赚钱；住在坟墓边，小孩跟着去祭祀、叩拜，看起来也不合适；后搬到了学堂边，年幼的孟子也喜欢念书了。这说明人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孟子后来谈到人的问题，也特别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但没有明确的证据。
《三字经》里提到“子不学，断机杼”，讲的是有一天孟子在念书，念着念着便停下来，在一旁织布的母亲见状，就用剪刀把她织的布剪断，孟子吓了一跳，问母亲为什么这么做？母亲说：“你念书停下来，我就把布剪断。”孟子学问很好，大概也是因为母亲的鼓励，或说勉励有加吧。
孟子成年之后，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想休妻，古代做妻子的比较没有保障，丈夫有各种理由休妻。孟母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因为我回到家时，看见妻子坐在地上。”古代人或蹲或跪，不能坐着，因坐着不雅。孟母问他：“你要进门时，有没有先扬其声？”“扬其声”指故意说话大声一点，至少是咳嗽一下，让别人知道你要进来了。孟子说：“没有。”孟母说：“那是你先不对，你进门没有依礼而行。”于是孟子打消了这个想法。这些哲学家的逸事，有趣但未必可靠。
精通古典资料：诗、书、易
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如果以孔子为儒家代，那么孟子就是第五代了。孟子学习儒家的《诗》《书》《礼》《乐》《易》，同时也专心学习孔子思想。从孔子的弟子开始，介绍及发扬他的学说，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有《孟子荀卿列传》，他们都自称是孔子的继承者，但两人立场针锋相对：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
孟子说“性”，强调人的心有四端，端代表开端、萌芽，它是一种力量，在实现之后造成善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有人做坏事呢？他认为，照正常情况来说，人会做好事，如果外在力量太大，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称作“势”，就像水往下流，如果用手泼，外在力量反而能改变水的方向。有关人性的讨论，我们还会深入分析。孟子认为人性向善，是因为他从人内心基本的开端来界定人性。
荀子说性恶，因为他认为人类的本能与欲望表现出来的结果是恶的。人争权夺利、互相伤害，这显然是恶。如果没有老师、礼仪或法律，人就会做坏事。荀子说恶，是从行为的结果来说。这样分析之后，孟子、荀子所说的“性”字意义不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未必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同样都接受儒家的三个原则：肯定传统、重视教育、关怀社会，因此司马迁把他们放在一起介绍。
司马迁用“道既通”一语来描述孟子，人活在世界上，能够做到这一步，就不虚此生了。“道”是人生的正路，对于人生该怎么走、这一生该怎么过，都想通了。念书念到后觉悟了，一悟百悟，对现实情况都能提出个人看法，融会贯通，形成一个系统。孟子肯定也是过了五十岁以后才道既通。当时读书人好的出路就是做官，目的是要用自己的学识来帮助国君推行良政、照顾百姓，所以孟子去见了齐宣王、梁惠王。
《孟子》总共七篇，每一篇分上下，篇是《梁惠王》。梁国是战国时代的魏国（韩、赵、魏三家分晋的魏国），迁都大梁后又称梁国，所以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叟就是老先生，说明孟子见梁惠王时，年纪应该是中年以后了。司马迁说他读《孟子》，看到梁惠王这么问孟子，就废书而叹。
其实梁惠王会这么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战国中期有二十二个国家，我们熟知的是战国七雄：韩、赵、魏三分春秋时代强大的晋国，东边偏北是齐国与燕国，南方是楚国，西方是秦国。二十二国里也包括孟子的祖国邹国，邹国的宗主国鲁国，还有宋国、滕国、薛国、越国等。当时各国为了竞争，用了很多战略高手，譬如秦国有商鞅，赵国有廉颇与蔺相如，燕国有乐毅，齐国有田单。各国都在设法合纵连横，联合对付某一国，或者维持短暂的和平。
孟子倡导儒家的学说与仁政的理想，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不容易做到。国君应该勤政爱民，但是当时的国君只想锦衣玉食、作威作福。孟子与国君见面时，就需要不断地讨论、辩论。许多人批评孟子喜欢辩论，孟子听了之后，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我怎么会喜欢辩论，我是不得已的。他的想法是，天下这么乱，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结果将不堪设想。
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刚继位时，见了孟子就问：“天下怎么样才能安定？”一个年轻领袖才即位就希望安定天下。孟子说：“统一就能安定。”这话现在听来有点意思。梁襄王又问：“谁可以统一？”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人可以统一。”（《孟子·梁惠王上》）若身处现代社会，杀人立刻坐牢，但以往的国君却可以随便杀人，所以孟子说，不喜欢杀人就可以统一。孟子对梁襄王印象不好，说他“望之不似人君”，看起来不像一个领袖的样子，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也不知道自省，见面就问如何安定天下。这就是孟子当时会见国君时生动的画面。
孟子常常要与这些国君讨论、辩论，所以他必须有充实的学识。他的学问来源主要是《诗经》与《书经》，《孟子》书中使用《诗经》《书经》的地方很多，通常是国君问一句话，孟子答一段话；国君问两句话，孟子答好几段。孟子大概觉得国君不太念书，所以至少要让他们知道古人是怎么说的。他熟背《诗经》与《书经》，谈话时引经据典，很有分量。如果连《诗经》与《书经》都不听，那该听谁的？别人虽然辩不过他，但也不得不承认他言之有理。
孟子表现精彩的地方，就是他与齐宣王的会面。齐宣王同孟子谈了几次以后，发现孟子确实有学问也有见解，于是向他坦诚自己的毛病，他说：“寡人有疾。”（《孟子·梁惠王下》）什么病呢？“好色、好勇、好货”。这三种病即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孔子把人的毛病分为三个阶段，事实上很多人同时具备这三种毛病，齐宣王就是个例子。
国君承认自己有三个毛病，你该怎么回应？如果讲得不好，他会恼羞成怒。孟子只简单地说：“你好色吗？”他马上念一首《诗经》的内容：“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朝祖先古公亶父好色，他清早起来就骑马到河边去（《水浒传》一名就来自“率西水浒”），认识一位姜姓女子，于是跟她约会，后结婚了。所以好色能让天下女子都有归宿、男子都有伴侣，满足天下人好色的愿望，可以组成家庭，社会永续发展，这是自然的愿望。国君如果好色，疼爱自己的王妃，并能推广及于天下百姓，让百姓也能疼爱自己所爱的人，那么国君行仁德之政何难之有？
第二，好勇，想要称霸天下。好勇有两种。如果在路上被人瞪了一眼，立刻拔剑相向，这就是匹夫之勇。国君若真的好勇，就应该学习周文王。文王看到老百姓被欺负就愤怒，他一怒就安定天下，因为他的正义之怒是为了老百姓，而不是为自己。周武王也一样，他见商纣横行天下便发怒，这一怒就安定天下了。孟子多次引用《尚书》的话：“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天降生万民，为万民立了君主也立了老师，要他们协助上帝来爱护百姓。因此，四方百姓有罪的与无罪的，都由我来负责。天下谁敢超越他的本分？上天让老百姓活着，国君和老师有责任，老师的责任，就是孟子要尽的责任。孟子和国君对话时，就把经典里的记载随口念出来。
第三，好货。孟子引述一段《诗经》：“公刘好货。”公刘是周朝更早的祖先，公刘要去打仗，家乡仓库存粮满满，士兵带出门的干粮也装得满满的，也就是留守的人有存粮，远行的人有满载的干粮。爱财不是不好，尤其是藏富于民，百姓都发财了，你自然就有钱了。
孟子的原则很简单。，任何问题，在古代经典皆能找到相关的诗句或文章；第二，表现儒家的立场，希望推己及人。孟子主张革命有理，是因为国君应该照顾百姓，不应该自己享受而不让百姓享受，这个立场很清楚。我们要学的是他与国君如何对话，国君一讲话，他立刻就能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回应。孟子的学问是反复练习而来的，这就是“精熟”。
《孟子》没有谈到《易经》，但是孟子对《易经》有相当的功力。《易经》用两个字讲人生的道理：“时”和“位”。“时”代表时机，该如何就如何，需要智慧的判断。孟子特别强调智慧，因为人生在世要与时俱进。孔子提到仁者、智者。仁者永远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存好心、做好事、很真诚；但是智者不只做好事，还要随机应变。有些人不知变通，性格忠厚就一路忠厚到底、勇敢就做到勇敢的极致。如果能变通，不是更好吗？所以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说他是“圣之时者也”，是圣人里合乎时宜的。可见他对《易经》六十四卦所谈的每一个时机、每一个形势，都有清楚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