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未完成的中兴—对中唐前期政治的再认识
本书对中唐前期政治史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并未追求面面俱到，而是以笔者所关心的若干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为线索，采用“政治过程”的观察视角，围绕中唐前期政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思考和论述。
讨论的目的并不仅限于追究中唐前期政治的利弊得失，而是更加注重通过新的角度来考察为治史者所熟悉甚至是习焉不察的一些观点和认识，追踪中唐政治形成过程中的若干关键环节，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对中唐政治的历
史意义有所揭示。
节 “中兴”至上：中唐政治的终极目标
毋庸讳言，我们对于中唐政治的认识，应该将其置于整个唐代历史之中才能把握其特点及发展趋势，充分理解其历史意义。就此而言，“中兴”无疑是整个中唐政治中为引人注目的核心议题，也是我们理解中唐政治的基础。中兴是中国历朝历代大多会经历的现象，其实质是一个朝代在从盛世转入乱世之后又再度趋于兴盛的过程。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包括少康中兴（夏）、武丁中兴（商）、宣王中兴（周）、光武中兴（汉）、建炎中兴（宋）、弘治中兴（明）、同治中兴（清）等，而就唐代来说，传统上至少有至德中兴、元和中兴、会昌中兴等说法， 而著名的中兴无疑是宪宗时的元和中兴，它正好在本书关注的时代之后。事实上，我们如果对上述这些不同时代的中兴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中兴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标准。种标准层次较低，一般泛指平定叛乱、恢复统治等，而并不强调是否重新达到或接近鼎盛状态。严格说来，这其实是一种不完全的中兴。而另一种标准则较高，它指的是一个朝代在经历衰败之后能够重新恢复或者至少是接近鼎盛时期的状态。具体到唐代，其参照标准就是太宗的贞观之治和玄宗的开元盛世。按照后一种标准，一般只有宪宗时的元和中兴被视作真正的中兴，而至德、会昌等中兴则仅仅被视为不完全的中兴。但无论如何，实现中兴始终是安史之乱后历代统治者的追求。当肃宗于灵武称帝之时，就以“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作为他自立的合法性证明，而至德中兴的说法即来源于此。 当“中兴”的说法经由肃宗提出后，遂成为此后为盛行的政治口号。
上元二年（761）八月，元结撰写了著名的《大唐中兴颂》，表达出对朝廷复兴的欢欣鼓舞，但事实上，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史朝义的叛军仍然占据着洛阳，与朝廷军队处于对峙局面。高仲武编撰《大唐中兴间气集》，收录作品的时代标准是从肃宗至德初年到代宗大历末年，可见当时人对“中兴”的定义。代宗时，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仆固怀恩亦称“朔方将士，功効，为先帝中兴主人，是陛下蒙尘故吏”。与他们同时期的将领马璘则被誉为“中兴之猛将”。德宗朝的陆贽沿袭了“肃宗中兴”的叫法， 但同时也将建中之乱的平定称之为“成中兴之功”。而唐末的昭宗居然也被其臣僚誉为“圣祚中兴”，末代皇帝哀帝时的宰相同样自称“国祚中兴”。上述这些对于“中兴”的定义基本属于前面所说的种不完全的中兴，可见中兴一词在中晚唐时期遭到过度滥用之后，已经丧失了其原初意义。但无论定义的标准和事实上的差异到底如何，中兴这一说法的频繁出现，本身就说明对中兴的期望已经成为中唐以来的政治主题。
事实上，尽管中唐以降对中兴的使用随处可见，但他们更为期待的仍然是真正的中兴。代宗时，郭子仪曾有“中兴之功，旬月可冀”的期待。宪宗的元和中兴被唐代史臣称赞为“唐室中兴，章武而已”。宰相裴度则被誉为“中兴宗臣”。武宗在李德裕的辅佐之下，“是时王室几中兴”。这些对中兴的认同标准无疑要高出许多。事实上，元和中兴被后人认为接近于完全的复兴。就此而言，宪宗之前数代君主的努力可以称之为未完成的中兴，这正是本书所考察的中唐前期政治的基本特色。
第二节 未完成的中兴
尽管中晚唐的士大夫们经常把任何提高朝廷和皇帝权威的努力和成功誉为“中兴”，但从实质上来看，所谓对中兴的不懈追求，主要是一种导向，是当时所追捧的政治理想，它是一种渴望重振朝廷权威的精神诉求，而并非某些确切固定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企图循着唐后期的一些政治口号去印证中兴是否存在，去追寻中兴的内容与性质，则很难获得明确无误的答案。
如果我们尝试离开正史的阐述角度，或许不难观察到，中唐君臣口中的“中兴”，其实是一种可以无限外延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仍在于务实应变。中唐政治对中兴的强调既有其程式化的一面，又有其富于弹性的一面。
其内容决非一成不变，而是常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时而有所调整补充。但总体上来说，巩固唐朝统治的稳定，从而保持政治局面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无疑是唐后期历代君主追求中兴的根本目的。尽管因人而异的政策时有变化，迫于形势的调整更是屡见不鲜，但从整个中唐政治的大局来看，统治者始终坚持以巩固政权、稳定统治为目的。本书着重讨论的中唐前期约40年，与其前的安史之乱和其后的元和削藩时期相比，内部政治的总体发展态势尚属平稳，除去影响深远的建中之乱外，危机四伏的场面还不多见。中唐政治格局的形成和良好运行，大体上是在这一期间。具体来看，在安史之乱刚刚平定之际，代宗和元载等人对于自身情况及面临的局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以比较理智的态度，采取相对温和的方式，层层推进，步步为营，化解了许多棘手矛盾，同时也为朝廷统治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基础。对于河北藩镇，朝廷在代宗、德宗两朝的多次尝试干预未果之后，被迫承认了藩镇自治的局面，以此为基础的中唐政治格局基本成型。这一政治格局，在德宗贞元以后已经成为朝廷和藩镇双方的共识。必须再次强调，代宗、德宗对藩镇的姑息，并非彻底的消极退让。姑息的根本原因是朝廷的力量尚不足以动摇藩镇割据自治的基础，而吐蕃的入侵更迫使朝廷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移到边境局势上。通过与藩镇的和解、加强神策军建设以巩固边防力量，朝廷逐渐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局面，走上了复兴之路。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看，宪宗为恢复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功无疑值得尊重，“元和中兴”在中晚唐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也值得大书特书，但可以说，正是有了代、德两朝的积累，宪宗才能充分施展他的抱负，真正实现了中兴。更重要的是，从整个唐后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元和中兴”毕竟只是昙花一现的特殊状态。事实上，如果以河朔三镇的完全归顺作为标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中兴”局面要晚至元和十四年淄青李师道被平定后才出现。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于元和十三年向宪宗上言说：“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由此可见，藩镇是否能够做到“吏补授皆听朝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朝廷能否对其真正行使权威。就此而言，成德王承宗直到元和十五年正月才向朝廷提出，“镇冀深赵等州，每州请置录事参军一员，判司三员，每县请置令一员”。但就在不久之后，宪宗便去世，再经一年，河朔复乱。这就说明，“元和中兴”真正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尽管宪宗削藩所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将淄青镇纳入了朝廷的管辖范围，但河朔三镇的自治局面仍然未能改变。由此可见，在整个唐后期中，“元和中兴”显然只是一个特例，更为常见的则是由中唐前期所奠定的基调。如果要从整体上来理解中晚唐时期，相比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元和中兴，代、德时期那种“未完成的中兴”的常规状态无疑更值得我们重视。
事实上，元和中兴的出现，原本就与代、德两朝的制度和政策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它是代、德两代君主重振皇权的扩展。但当元和中兴作为一个特例被加以神话以后，代、德两朝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及注重实际的合
理务实取向反而遭到后世长期的否定和贬斥。将元和中兴所赖以实现的特殊环境当作固定的政治模式，表面上似乎是在强化对中兴的诉求，但事实上则将这场短暂的中兴置于难以延续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