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铜禁名实辨与酒
禁，东周典籍中称承放盛酒器的器物为禁。《仪礼•士冠礼》：“尊于房户之间，两甒，有禁。”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礼记•礼器》：“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为贵也。”郑玄注：“棜，斯禁也，谓之棜者，无足，有似于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椭）长局足，高三寸。”根据郑玄另注，“棜，今之木舆也”。《仪礼•特牲馈食礼》：“棜在其南，南顺，实兽于其上，东首。”郑玄注：“棜之制，如今大木舆矣。上有四周，下无足。兽，腊也。”根据文献所记，可知禁有两种形制，一是形如车舆（棜），方形有四周边，体下无足，亦称斯禁、棜；另一种形如方案，椭长而曲足，称为禁。无足之棜（斯禁）是大夫所用，有足之禁为士所用，有足之禁高于棜，故《礼记•礼器》中记天子、诸侯不用禁，大夫用斯禁，士用禁为“以下为贵”。据文献所记，禁主要用于承放盛酒器，而棜禁还可承放腊食。
既然大夫所用的棜与士所用的禁是同一种器具，为何异名？据《仪礼•特牲馈食礼》所记，“壶、棜禁，馔于东序”。贾公彦疏曰：“棜之于禁，因物立名，是以大夫尊，以厌饫为名，士卑，以禁戒为称，复以有足无足立名……至祭，则去足名为棜禁，不为神戒也。”此意为棜与禁异称的原因除形制有别外，又因为大夫尊于士，所以一切要区别于士，那么大夫所用的斯禁就不称为禁，而专称为棜。此外，祭祀时，用于放置祭物的禁专用无足的棜，不称斯禁，是因为要尊神，不能为神设戒之意[2]。承尊之器除大夫所用之棜、士所用之禁外，天子、诸侯专用之器称为丰。《说文解字》中记：“豐（丰），豆之丰满者也。从豆象形。一曰《乡饮酒》有丰侯者。”《仪礼•聘礼》：“醴尊于东箱，瓦大一，有丰。”郑注：“丰，承尊器。”《仪礼•乡饮酒礼》疏中亦记：“天子、诸侯承尊之物谓之丰，上有舟。”同为承尊之器物，礼制规定严格，不同阶层所用器具之名、之形均有差别，以示礼制之尊严。
据现所知的文献与发掘资料来看，禁的材质并不仅限于青铜，亦有（漆）木质地，至于是否还有其他材质，尚不得而知。目前尚未发现先秦青铜器中有自名为禁者，但学界一般以“禁”来命名承放盛酒器的青铜器。
我国是酒文化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早酿酒的国家之一。晋人江统所著《酒诰》中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表明煮熟的粮食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可自行发酵成酒。人们受此启发，开始了人工酿酒。《世本八种》陈其荣记：“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杜康造酒。少康作秫酒。”《战国策•魏策二》中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相传仪狄为禹的一个臣属，他总结前人酿酒经验并加以改进，酿出了更为甘美浓烈的美酒，这表明我国晚在夏代已掌握了人工酿酒的技术。可是，夏禹在品尝完美酒后，反而疏远了仪狄，他认为酒的味道如此甘美，后世一定会出现因贪杯而误国的君王。夏禹的预言果然应验，夏、商的末代君主夏桀与商纣亡国，其因之一皆是酗酒。传说夏桀修建了很大的酒池，日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终被商汤灭国；有商一朝，商人敬鬼事神，礼器中酒器甚多，据说商纣王连饮七天七夜而不歇，酒糟之多堆积如山，酒池之大内可行舟……酒池肉林，醉生梦死，终致亡国。周代时，酿酒业的发展已独立且具相当规模，并设置有专门管理酿酒的官职，如“酒正”“酒人”“郁人”“浆人”“大酋”等。相传因为吸取了夏、商两朝因酗酒成风而亡国的教训，西周推翻商的统治后，立国伊始就发布了中国早的禁酒令《酒诰》，这是周公对康叔的训诫，让他到卫国宣传戒酒，主要内容如下：要求诸侯国君、王室近臣、同姓子孙要“无彝酒”，即不准经常性饮酒，只有祭祀时方能饮酒，且要讲酒德，不能喝醉；诸侯国的君臣、王室近臣、各级长官要“刚制于酒”，即进行强制戒酒；民众聚饮，要押解京城处以死刑；殷商遗民和归附之臣如勤于稼穑、从事贸易、孝养父母尊长，父母高兴时可适当饮酒，但若沉湎于酒者，先“姑惟教之”，经教育仍不悔改者，则视同群聚饮酒，一律杀掉。承托酒器的案子以“禁”为名，正是此一时期政治与社会风气的集中反映，成为中国个禁酒时代的印痕。
所谓的西周禁酒与《酒诰》的颁布，并不是单纯地完全禁止饮酒。《说文解字》：“禁，吉凶之忌也，从示林声。”“示，神事也。”即“禁”之本义与“禁止”关系不大，而是和宗教巫术的吉凶宜忌有关。《酒诰》强调的是对饮酒的节制与度，终所表达的是对礼制的规范与要求，集中体现了“酒以成礼”。所谓“酒以成礼”，《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表明饮酒是为了完成礼，不过度，是为义。诸如祭祀、侍亲等礼仪活动中必须具备酒，将饮酒作为一种礼节的仪式，同时节制饮酒以合乎礼节。《诗经•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是说饮酒至醉亦并非耻事，但因醉失礼才是大不敬。这才是“酒以成礼”和《酒诰》的核心意义。铜禁与青铜酒器一样，并入西周礼器系统，它的作用并不能局限于以禁酒论，它反映了周代对商代礼乐制度的因袭继承与大力改造，是周代对礼乐制度改革与建设的例证与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