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张1： 喝咖啡与吃大蒜
中国有位颇为洋气、甚讲派头的演员，曾如此划分人群：吃大蒜的，喝咖啡的。这位先生自居喝咖啡的一族，对吃大蒜的，似乎无甚好感；大约这先生洋气得很，会觉得大蒜与咖啡，应该泾渭分明，道不同不相与谋。
话说，地中海沿岸的欧洲人，尤其是现代法国人听了“咖啡比大蒜洋气”，会做何想法呢？
地中海沿岸历史上，蒜是上帝赐福的神物。
西方医学的老祖宗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先生，认为大蒜无所不能：可以利尿，可以通便，可以发热御寒，简直是天赐之宝；和希腊特产的橄榄油一配合，天下无双。
古希腊人航海，吃大蒜、橄榄油就鱼，胜似天堂。妙在吃大蒜杀菌解毒，不易生病，还能当药使，神了。十字军时期，西欧骑士健康状况都差，但吃上了大蒜，防疫能力飞升，一时百毒不侵。于是中世纪末期，大蒜流行西欧，乃是防瘟疫治感冒的万灵丹，对付黑死病的杀手锏；甚至有欧洲人挂一串大蒜在脖子上代替十字架，还能对付妖魔鬼怪。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地中海居民主要的人生乐趣，便是将大蒜捣碎，配上荷兰芹，蘸鱼、蘸面包、蘸烤肉，无往而不利！现在举世向往的法国蔚蓝海岸，有普罗旺斯风味。何为普罗旺斯风味呢？答：大蒜味。
19 世纪，诸位在巴黎的大师，每到冬天就头疼脑热，心情阴郁，要去南方。大仲马说，他坐在马车里，都能觉得车子进了普罗旺斯。为什么？因为闻到了健康、丰硕、活泼的大蒜味。
没到过普罗旺斯的人，总想象普罗旺斯是薰衣草味、玫瑰味、晚香玉味。然而对法国人而言，普罗旺斯主要的动人处，就是大蒜。将大蒜捣碎，与橄榄油拌上，是任何普罗旺斯菜的基本调味风格。蛋黄酱里加橄榄油大蒜，与意大利干酪丝一配，往鱼汤里倒，就是著名的马赛鱼汤。一锅贻贝，用大蒜焖煮出来，就是普罗旺斯风味。烤得的面包要蘸蒜蓉蛋黄酱，吃鹅螺时店主如果体贴，会端上蒜泥。每年夏天，尼斯有点门路的海鲜店，会自制大蒜蛋黄酱：大蒜、鸡蛋、芥末，合理勾兑，新鲜冲鼻。吃海鲜或面包不就蒜，店主根本没法开门做生意。
非只普罗旺斯如此。西班牙只要是靠海地界，多爱吃蒜。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都有一道tapas 下酒小菜，做起来极简单：橄榄油、蒜蓉、红辣椒，用来焖虾，焖熟了吃。这里还有讲究。中国人讲究热油炒葱姜蒜来炝锅，但西班牙人觉得不妥。蒜的味道是多么细腻有味，怎么能用热油炒呢？要保持油温平衡，慢慢地将蒜味焖出来，再来焖虾，如此才有鲜美的海味啊。
上道的老板，你等菜时，先上一篮子面包，一碟大蒜，大家立刻笑逐颜开。那位会问了：咖啡呢？欧洲人也爱咖啡，但咖啡在西方世界，历史实在不长。咖啡源出阿拉伯世界，从东往西传播，先是在意大利登陆。所以，至今咖啡里的许多术语，都是意大利词。比如浓缩咖啡espresso， 比如“拿铁”，意大利语写作Caffè latte ，法语写作Cafe au lait ，读作“欧蕾”，其实意大利语latte 和法语lait ，都是牛奶。
在欧洲人概念里，咖啡是东方玩意儿，1530 年，大马士革就有咖啡馆了；1554 年前后的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人管咖啡叫“黑色金子”。而荷兰人大概在17 世纪到来前几年才见到咖啡豆：多亏了威尼斯人的慷慨。咖啡刚到欧洲时，许多人不满意。一是味道太怪异啦。1610 年，有位叫乔治· 桑兹的先生写道：“咖啡颜色如煤烟，味道也和煤烟大同小异。”初卖咖啡的人们，并不强调咖啡的美味香浓。伦敦家咖啡馆，开在圣迈克尔· 康希尔坟场——现在谁会把咖啡馆开在坟场呢？当时的咖啡馆老板帕斯奎· 罗西先生，对外打的口号是：咖啡可以治头疼，治感冒不通气，治肠胃气胀，治痛风，治坏血病，防流产，治眼睛酸痛等。您是卖饮料还是卖药来着？
意大利人喝咖啡抢了先，威尼斯1645 年出现了街头咖啡馆。就是说，欧洲家街头咖啡馆，出现在明朝灭亡那年之后。巴黎人后来居上，1672 年巴黎新桥，也有了自己的咖啡馆；又过一百来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的咖啡馆突破两千家。
您大概明白了：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地中海沿岸居民就狂吃大蒜了。相当于中国清朝开国的时候，西欧人才开始喝咖啡。大蒜在欧洲的历史之悠久，在法国菜中的地位，都是极高的。直到今时今日，依然如此。
2013 年，法国一年人均吃掉0.5 公斤大蒜；人均消费咖啡5.4 公斤——当然，后一个算上了水的分量。也就是说，法国人喝咖啡吃大蒜两不误，肚里的大蒜不一定比咖啡豆少。越往南，比如马赛、戛纳和尼斯，人们越是离不开大蒜，对咖啡，怕还无所谓些——法国南部居民和意大利、西班牙人一副德行，冬天短，阳光多，平日动不动就直接喝桑格利亚（sangria ）之类酒精饮料了。
尼斯或戛纳这种爱吃大蒜胜过咖啡的风尚，是因为他们不够洋气吗？您想必已经明白这中间的乖谬之处了。以消费习惯来划分不同群体，不算错。但靠消费习惯来暗示群体的高下，就可能有失偏颇。
至于有人觉得“喝咖啡就比吃大蒜高雅”，那不是借着信息不对等蓄意误导，就可能是认知有限。直白点说，企图靠标榜咖啡比大蒜高雅， 来凸显本身洋气的……要么是本身见的世面有限，要么就是把受众群都
想象得没见过世面了。前一种是自己见识不广，后一种，那就是把观众当笨蛋了。
样张2： 加缪在巴黎：哪里都不是他的家
巴黎右岸第十区，有一条阿尔贝-加缪路，长83 米，宽14 米，近圣路易斯医院，去巴黎北站和东站都方便。当然这路实际上只是背负加缪之名，聊表纪念：建于1978 年，命名在1984 年。那时距离加缪1957 年得诺贝尔文学奖，距离加缪1960 年逝世，已经隔了个时代了。
多少非法国人，死都要葬在巴黎，比如肖邦，比如王尔德；而加缪的墓，不在巴黎。他葬在里昂附近小镇维勒布勒万——1960 年1 月4 日，他出车祸的地方。2009 年，萨科齐曾想把加缪的墓移至巴黎，加缪的儿子拒绝了。稍微了解加缪的人都明白，也许这更符合他的性格。比起被供入历史，和雨果、大仲马们享受伟人待遇，在一个边陲小镇静谧生活也许更适合他。
但加缪不是总跟巴黎无缘。实际上，他也许是20 世纪诸位大师里，对巴黎熟的一个。1940 年3 月16 日，周六，加缪来到巴黎。时年26 岁半，带着肺病的后遗症。距离他进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已有七年，距离他大学毕业、写出《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也有四年。也就在那一年，他以法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结果被认为是托洛茨基分子，被法国共产党怀疑。
加缪生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当作神一般看待的足球巨星齐达内也生在那里），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他名义上是法国人，但阿尔及利亚是悬在法国本土之外的殖民地，他有点像是个失去故乡的男人。刚到巴黎时，他已经结束了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段婚姻，正是孤身一人。他是《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在《巴黎晚报》找了个活干。他勤奋工作，工作完了之后，便开始自己的写作。同僚很少注意到这个讲话带殖民地口音、除了讨论戏剧之外几乎不激动的青年，也不会知道，他正在写一部怪异的、会被写入文学史的、以描写人类与周遭世界的疏离、人类的孤独和彼此交流为主题的小说——《局外人》。
实际上，写作《局外人》时，加缪也自觉是个局外人。他一辈子热爱地中海式生活，但他必须在巴黎，在十八区蒙马特的拉韦尼昂路上那家普瓦立叶旅馆住着，写着，过着欧洲大陆式生活。1940 年6 月，他搬去了六区圣日耳曼大道的麦迪逊酒店，面临着教堂。在那里，走几步就能左看先贤祠、右望巴黎圣母院。这年稍晚，他娶了弗朗西尼-弗雷，一个弹钢琴的数学老师。
“二战”爆发，战争之初，加缪站在和平主义者立场，他不喜欢争端。但在1941 年12 月15 日，名记者加布里埃尔-佩里被处决后，加缪愤怒了，他加入了对抗纳粹德国的组织，搬去波尔多。1942 年，他搬回了阿尔及利亚。
他再次跟巴黎搭上关系，是1943 年的事了。1943 年6 月，加缪认识了让-保罗-萨特。两个日后会在诺贝尔史上留名的巨人，在萨特著名的《苍蝇》首演式上相识。因为萨特之故，加缪决定加入抵抗组织。他负责编辑地下报纸《战斗》，因为前一任编辑罗伯特-昂泰尔姆被捕了（你可能知道，这位昂泰尔姆先生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丈夫），于是，在巴黎六区的圣贝诺阿大街5 号，加缪参与编辑工作，偶尔还站岗放哨：看见纳粹逼近，就招呼走人。1945 年8 月6 日，巴黎解放，他是当场见证者和报道者之一。他也是批报道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法国记者。总而言之，他成了个地道的英雄。
英雄也得在巴黎找地方住。1943 年稍晚，为了工作方便，加缪在七区的椅路22 号墨丘利旅馆租了个房间。也就是这年秋天，他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也许不适合婚姻。1944 年，他住到了安德烈-纪德隔壁。他在这些旅馆房间里写小说，他的日程表总是随着搬家变动。加缪在巴黎的宿命，一如他的人生和小说：哪里都不是他的家。哪怕他的妻子弗朗西尼都为他生了让和凯瑟琳这两个孩子，他还是得到处搬：1946 年，他搬到五区的赛圭尔路18 号。又四年后，1950 年，他搬到了六区的女士街。
虽然四处流浪，但1943 年之后，他的生活轨迹已经定下来了。他总在圣日耳曼大道附近转悠，里皮饭店是他的长期食堂，花神咖啡馆他也去。他在这些地方跟保罗-萨特会面，或是给勒内-夏尔写信。他和勒内-夏尔也常会面，通常在六区的塞纳路。1947 年之后，随着《鼠疫》的大畅销，加缪被加利马尔出版集团雇为高级编辑，在七区的塞巴斯蒂安-波丁路5 号有了个办公室。
然而他的疏离本性，并未因之改变。1951 年他出版了《反叛者》， 这本书让他和萨特本有些裂痕的关系开始弥合；1952 年他因为抵制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签署了抗议信，抵制苏联侵犯匈牙利。当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矛盾加剧时，他在1955 年声称，这对他而言不只是政治事件，还是“个人的悲剧”。他身在巴黎，但他是阿尔及利亚人。当这两股力量撕扯他时，他感受到了1940 年前，在阿尔及利亚，被两个党怀疑的痛苦之感。
在那些错综复杂的岁月里，他生命中的慰藉是戏剧。1936 年他大学毕业时，他在阿尔及尔发现了工人剧场，从此沉迷其中。他是个戏剧全把式：导演、编剧和幕后协调皆能胜任。
在巴黎，他去十七区，基本是为了去赫贝多剧院；他也去八区，为了去马图然剧院。一些人相信，就是因为对戏剧的热爱，导致了他与那些戏剧女演员的绯闻，比如，有着西班牙血统的名演员玛利亚-卡萨雷斯。1956 年，他在马图然剧院排演了福克纳的《修女的安魂曲》，在十区的安托瓦内剧院，他排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年之后，他加入了这些经典作家的名列之中，44 岁，他成了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但他的梦想却还在剧院，他希望成立一个“新剧院”，承载他对戏剧的一切想象。但这个梦想在1960 年1 月4 日被断送。法国冷的季节，他打算从维勒布勒万回巴黎。他口袋里有一张火车票，他本打算跟妻子弗朗西尼以及孩子们，一起坐火车回家，但是加利马尔出版集团的米凯尔-加利马尔，他的出版编辑，他一路走来的好朋友，邀请他一起坐车回巴黎，结果他们在一场车祸中不幸遇难。很讽刺，加缪非常讨厌车祸，他说过：“再没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蠢的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很像个寓言：如果加缪命中注定要客死，也许他不该死在阿尔及利亚或法国，不该死在他任何一个家里。他漂泊无定，也许就该死在路上。2011 年意大利米兰有家报纸认为，他的死和苏联人有关联，但这个观点少有人信。无论这故事是否真实，想一想：直到死，他都被迫和政治斗争死死纠缠在一起——即便他一直疏离着周遭，思考西西弗斯的命运。
“我一直觉得我像海上的飘零者，即便身处的幸福中，也不免危险。”这是多年之前，他写在笔记上的一句话。这像是他提前给自己人生这幕戏剧写下的预言，虽然他自己一定讨厌这种俗套的陈述方式。巴黎只是有幸记录过他的诸多住处，而他不必葬在巴黎成为那里传说的一部分。他本身习惯四海为家，飞蓬流转，所以葬在哪里，都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