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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中国之虹

一九三六年七月某日六时。推开舷窗，香港的群山港口呈现在光润的晨曦中。看！一道彩虹横跨其上。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十年未曾踏上中国土地了。三年前父亲离世，三年来我做的就是平复心境，适应未知的新生活。当然，中国漫长的苦难也终于结束了！眼前数艘平底船和小型汽船静静驶向外海。我乘坐的是荷兰船，从巴达维亚^[1]北上时卷入了台风尾端，如今靠岸在即，真是好事。在倾斜的甲板上行走着实累人，窝在帆布棚里动弹不得也是憋屈；即便我素来对吃喝要求不高，满足基本营养即可，船上油腻的荷兰豌豆汤也开始让人隐隐作呕。

香港是连接广州、通向真正中国的美丽前哨。富人们住在奢华宅邸里，浴室众多，有时一幢宅子能装四部电梯。我一心一意只想去广州，很快就搭上了一艘汽船，驶向那个伟大而古老的城市。汽船的驾驶室、马达室、头等舱外都放置着布满倒钩的铁丝网，以防海盗侵袭，过去二十年一直如此。如今宽阔的珠江航道上海盗越来越少，这些铁丝网不再必需，不过是警告而已。

夜间航行尚可忍受，七月的广州却热得够呛。空气潮湿沉重，早上七点就头昏脑胀，万幸在沙面岛领事馆外阴凉的长廊里寻到一条长凳。沙面岛民风淳朴，叫“岛”有点儿言过其实，不过一条长长的沙滩，有小桥连接主城，桥上也有尖尖的铁护栏。在这儿可以依稀回望外来入侵者和半推半就的东方主人之间漫长而嬗变的关系。西方就像强势的爱人，以刚劲的手腕送来礼物，既让人甜蜜兴奋，又让人焦虑忧愁。古槐簇拥的大道尽头，不时见到白褂蓝裤的中国女佣，推着白人小孩儿的婴儿车。中国女佣在百多年前就这样为白人工作了，那时候殖民者还留着厚厚的络腮胡，水手们还留着辫子嚼着烟草。

招待我的朋友借给我一辆汽车，他的中国秘书王先生暂为我的向导。朋友激动地说：“现在可要好好看看新中国！这儿的成就令人震惊！”显然他对此欢欣鼓舞。王先生也很高兴，极力建议我尽量看遍全城，还时不时瞟我一眼观察我对新景观的反应。

很久以前，1919年，我和我先生曾从北京出发，一路奔西南到了丘陵起伏的西陵，那里埋葬着数位中国皇帝。我们参观的座陵墓是光绪皇帝陵，距离北京也近。光绪皇帝是清朝后一个皇帝^[2]，极不受重视，在位时长完全取决于其姨妈慈禧太后。光绪驾崩于1908年，他离世不久慈禧太后也过世了。陵墓耗时五年建成，深红色的庭院有好几进，规模庞大，前有三座汉白玉石桥，雕有龙纹。整个陵墓建在巨大的正方形石基上，估计所用砖石以千万计。石砖坚固无比，垒放讲究。陵前树苗新栽不久，他日当茂密成林，经风历雨。我先生心满意足，轻叹一声，坐在一堵矮墙上，细细打量眼前美景。这里安静宜人，我们坐了一个小时。骡夫们走过来劝说道：“先生、太太，再往前走走吧。太阳快落山了，前头山谷里还有早前的皇帝陵呢，比这个大、耗的钱还多！”

我先生说：“不用再走了。知道今日中国还能建得如此恢弘，比参观多少陵墓都值得。”

王先生和我站在广州新市民中心门前。市民中心簇新华美，像中国古建筑一样带着恢弘的威严。多希望我先生也能一起感同身受，我们必将被深深打动。这种令人叹服的新旧结合的建筑风格——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需要西方思想的融汇才能成形。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两个北美年轻人拿着在纽约获得的奖学金，决定到中国去研究建筑。伟大的公共建筑将在他们手中诞生，并以榜样的力量将本土建筑师从无力与倦怠中唤醒。他们发现水泥和钢筋也可以建造两层或三层楼房，同时体现中式建筑对于比例的原初理念。中式屋顶悦目的长长脊线得以保留，脊线上间或点缀成对的蛟龙或游鱼，高高的圆柱贯通支撑。房檐下绘着旧式山水、牡丹、蝴蝶、雀目和卍字，颜色是中国人历来热爱的朱红、天青和翠绿。建筑主体虽是西式的白色钢筋混凝土，线条和颜色却是中式的，美得令人摒息。西方在艺术领域一直受益于中国良多，现在多少可以投桃报李了。

王先生骄傲地笑了。

他指着我的摄影机，说：“拍一段吧。”

我同意了，拍得时候手有些抖。我们没再说什么，又来到一座建筑——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前。之后他带着我看了一栋又一栋建筑，每一栋都能代表中国人重新涌现出的建筑才华。其中杰出的也许就是新的大学——中山大学了，以“中山”命名以示对孙逸仙先生的敬意。大学刚落成三年，二十多个楼群拔地而起，坚固美丽，笑对岁月。更多的楼群还在建设中，花费必然惊人。惟一不和谐的地方就是现代派的盥洗室，崭新的混凝土裸露无余。学校建址上还有新栽的树苗和垦了一半的土地，留待大学生学习稼穑，进行农业研究。书生们留着长指甲、远离钉耙的日子永远成为过去。

广州崭新宽阔的大街着实让我喜上心头。过去，这里木屋肮脏破败，拥挤不堪，所谓二楼不过就是局促的阁楼，临在臭不可闻的窄巷上。要把广州城洗刷干净，绝非易事，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也得畏葸退缩。现如今广州人民做到了，而且只用了不到五年时间。他们的方法对所有意欲拓宽街道的中国城市都可行，即要求住家把前排房子建在后排房子上，如此房前道路立刻变宽一倍。对于很多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中国人来说，这个要求何止艰难，简直绝望，因为重修是强制行为，得不到任何补偿。不过无论如何，城市街道变宽了，排污水道加了盖，中国的面貌看起来确实好了很多。

宽阔的街道把广州城分成了几大区块，近郊残留的棚户区还留待慢慢整治。在建设现代化都市之初，广州着力于修建政府大楼。美观的公共建筑的确可以提升城市灵魂，塑造希望与尊严。如今广州市开始关注穷人的居所。西方国家也许会自下而上改造，而中国人无意间恪守了老祖宗的传统。孔子说：“临之以庄，则敬。”公共建筑有威严，社会差距在缓和，可中国的进步不止于此。在广州，我发现中国人开始锻炼身体，参与运动乐在其中。一百年前，早来到此地的白人为了生计，在沙面岛建“工厂”，做生意。可年轻的英国男子怎甘心长期囿于一岛之上？他们“突出重围”，在广州遍布的水道上划船运动，嬉戏取乐。这些彼时算不上文雅的举动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白人官员大感丢脸，命令他们即刻停止。

法令如是说：“诸位请勿再丢人现眼。大汗淋漓乃苦力专属，与绅士形象不符。”

1936年的今天，珠江三角洲两侧河岸上游泳划船俱乐部林立。各大银行、新开的大型商场、基督教青年会，还有基督教女青年会，周日下午或夏日晚间都会在河道上展开竞技，一如英国青年在两岸山坡漫延的泰晤士河上奋楫争流。

来自政府*门早的要求是建操场、修滑梯。午休时分——午休也是一项创新——中国小男孩小女孩们通过上行的木头梯子和下行的光滑滑道体会着重力带来的快乐。

看着眼前一排排年轻的身影快速掠过，我身边的女校长微微一笑，说：“我把这滑梯叫‘裁缝之友’。”她的潜台词是指滑梯磨裤子。西方带给中国诸多馈赠，其中伟大的或许是教会了中国人游戏与运动。

王先生和我步入一座小公园。喷泉掩映在树丛中，正中央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白色陶土塑像，她从肩头的花瓶中抛洒着生命之水。哦，她后头有一座化铁炉，炉盖下有个铜制航空鱼雷模型，尖角处开了一道缝，可以投硬币进去。

模型下面介绍说：“放入一枚硬币，买下一架飞机，把中国从外敌入侵中拯救出来。”我们还在看的时候，一个九岁的小男孩从父母身边跑过来，投进了一枚硬币。西方带给中国的远不止游戏和运动呀……硬币叮咚作响，落入钱箱。王先生转向我，满面笑容地说：

“我们广州人这几天很高兴。和平快要降临了，不用再恐惧了。”

在王先生指导下，我向孙中山先生的巨型雕像表达了敬意。雕像位于辛亥革命志士雕像群的中心，孙先生呈坐姿，长袍马褂，一手拿着礼帽。西式礼帽似乎暗指他多年来远离故土的颠沛生涯。不知他还记不记得当年为了中国变革运筹帷幄、在大英博物馆思索治国之道的日子？广州曾迫使他流亡海外，但他终还是回到了祖辈生活的家园。

近代文学家梁启超同样来自广州，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革命者，也许没有孙中山那么保守。他一度对孙中山信心幻灭，曾经说：“孙中山好的角色就是站在一排革命者中间照个相！^[3]”

但孙中山对祖国的爱是真诚无伪的。王先生满怀敬意地向雕像作了三个揖。当时，对人行揖礼于我而言称得上偶像崇拜，很多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几百年来，在学堂里，中国人都要双手相叠，擎一柱香，向教室一角蒙着灰尘的孔子像龛作三次揖。基督教学校反对揖礼，他们认为不论是对孔子还是孙先生，用三鞠躬表达崇敬有些过分。很多中国的基督徒今天依然不愿意作揖。近几年祖先崇拜日趋式微，中华民国国旗逐渐取代了孔夫子和孙中山。每天早上国旗都会升到学校操场旗杆的，傍晚又伴着孩子们的国歌声取下。国歌是新写的，孩子们唱得不整齐，但情绪高昂，旁边风琴伴奏老师的音乐素养还亟待提高。

几年前，看到人们对革命之父孙先生的崇拜超过孔子是很有意义的。近，这种崇拜又升华为对祖国的奉献之情，其涵义同样令人深思。当时的我压根没想到就在几个月后，我会对着一所大学礼堂里的孙中山画像三鞠躬，内心的崇敬丝毫不亚于祈求“天佑吾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