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5月10日，孟加拉军队中一些当地士兵反抗英国指挥官，发动了叛乱，这次叛乱掀起了19世纪反对欧洲帝国的狂潮。除了十三万多印度士兵的叛乱外，“印度兵变”（Sepoy Mutiny）还拉拢了大量愤愤不平的群体，加入到反对英国统治的大众叛乱中，短暂地撼动了英帝国在印度北部的统治根基，同时也激起了英国的残酷镇压。严格地从军事角度来说，相较于同时代其他主要的武装冲突而言，这场战争及其终对叛乱的镇压是短暂的，并没有造成过于严重的灾难。但在梅因爵士看来，这无疑是“整个盎格鲁—印度历为重大的事件”。对不列颠而言，这场叛乱是一个粗暴野蛮的警示，是一个使其理想归于幻灭的事件，动摇了它在帝国事业上日益增强的自信。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大英帝国已经在印度进行了稳健的扩张，并获得了巩固。此外，印度叛乱也标志着开启了帝国政治历程中一个动荡不安、狂暴激烈的十年。在这段时期，帝国版图上爆发了一系列重大的起义，它们大多都爆发于不列颠古老、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爱尔兰、牙买加和印度。印度兵变、[新西兰的]毛利战争、牙买加的莫兰特湾叛乱和爱尔兰的芬尼安起义（后来在英格兰发动了一系列爆炸性活动），它们一道促成了当地叛乱和帝国根基动摇的险恶预兆。这一切都戏剧性地重塑了宗主国公民对附属国人民的态度，也引发了他们对大英帝国的意义、特性及其前景的忧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1857年叛乱是大英帝国观念转变进程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更确切地说，它标志着早期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社会思潮的决定性转向，这种社会思潮是对19世纪帝国的主要的道德正当性辩护。
帝国的自由主义模型，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已久的主题，近，有人开始关注帝国的哲学和理论探讨。在这种模型中，帝国统治被认为是在道德和物质进步方面有效且合法的方式。然而，尽管自由帝国主义在19世纪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和确信的辩护，但把进步帝国（progressive
empire）的自由主义模型视作英帝国观念的限定词的显著倾向，淡化了帝国的正当性和统治策略在本世纪经历了根本性修正的事实。在诸多方面，19世纪帝国的鲜明特征在于亚洲和非洲疯狂的地理扩张时期（1857-1914），与自由主义紧缩以及对作为“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基础的核心假定和原则抛弃的时期不谋而合。然而，早期以改革为导向的帝国观念，将原住民社会（native societies）视为西线根本重建的需要；晚期帝国时期的思想，对干涉主义议程（interventionist agenda）的实用性和理论基础都提出了质疑。强调各民族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表达取代了文明的普世主义表达。目前，原住民社会及其政治形态应当得到保护，而不是被铲除或被激烈地现代化，因为它们嵌入了帝国权力的制度动力学，这一点在非洲殖民地的间接统治理论和实践方面为显著。
本书着力研究使19世纪帝国观念从普适主义（Universalist）立场向文化主义（culturalist）立场全面转变的观念发展。殖民地叛乱、抵制和不稳定等引人注目的形式，如1857年印度兵变，导致了对过去帝国政策的重要重估，反过来也引发了对帝国统治的本质及其意图的根本反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以原住民社会理论为根据，并且产生了新的原住民社会理论，该理论不仅为原住民愤愤不满的事实提供了解释路径，而且解释了过去的帝国政策在促进附属国民族现代化方面的失败。一方面，解放后英属加勒比的政治危机，激起了民族化和种族分化的新形式。例如，废奴这一“伟大尝试”的失败，被视为是由于被解放后的奴隶先天不足，没有能力根据自由的政治和经济模型改造自己。另一方面，在印度（后来在东南亚和非洲），即在没有严格奉行先前根除土著社会的帝国政策的地区，1857年[印度兵变]后，现存原住民社会的全新种族类型，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传统社会（traditional society）理论形式，这种紧密结合的文化整体已经对现代社会的逻辑进行了抵制。就智识方面而言，这种再定位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即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明显的历史性对比，以及支撑这一二分法的文化和社会的整体性模型密不可分。晚期帝国观念依赖于对传统社会进行的社会理论解释，它既作为帝国合法性的替代性基础，又是明确表达截然不同的统治策略的醒目标题。梅因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是对这一传统社会模型在其实践和晚期帝国观念的关系方面影响力的表达。因此，他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个领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