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校长刘文典问话。见面时，刘文典称蒋介石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非常不快。蒋要刘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的学生。刘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着，二人火气都上来了，有说法称，蒋介石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而刘亦不甘示弱，在蒋打其耳光后，一脚飞踹向蒋的肚子。
有人问刘文典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时，刘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另外半个”一直说法各异，有人说刘说的是某位日本学者，也有人说是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为二人均从哲学角度讲庄子，只能算半个。）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刘文典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一次跑警报时，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从他身边跑过，立刻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跑得气
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王国维的辫子成为清华园一道独特的风景，清华从师生到校工都知道王先生的辫子。采菊轩主人记载：“余每访先生于清华园，校仆必肃然低语曰，彼留辫之先生，是此校学者也。敬导而入。”
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到清华园拜访王国维，留着辫子的门房问桥川找谁，桥川告之后，门房立刻很恭敬地对他说：“你真了不起！”桥川很是奇怪，问为什么，门房答：“拜访那位留辫子的先生的人，都很了不起！”
从留学时代起，傅斯年便推崇陈寅恪。1923 年，毛子水在柏林甫一见傅斯年，傅便告诉他：“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抗战期间，傅斯年到昆明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陈寅恪右眼失明，左眼患疾，视力模糊，身体羸弱。每当日机轰炸昆明，空袭警报响起，众人纷纷跑向楼下，傅斯年却先冲上三楼，将陈寅恪搀扶下楼，一起躲进防空洞。
一日，日机前来轰炸，空袭警报响起，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们忙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半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先生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带着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
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曹问梁：“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说：“既非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却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梁接着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评价和赞誉，曹云祥只好同意聘用陈。
章太炎常批评孙中山，但是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只能听，不能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对，他马上给此人一记耳光，说：“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民国初年，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袁于府中设宴款待黄，并请章太炎赴宴。章接到请柬后，随手在上面写了四个大字：“恕不奉陪！”然后直接投进邮箱。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特送一本给章太炎，上书“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用标点符号标点。章看到自己的名字旁边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待看胡适自己的名旁也有黑杠时，才消了气：“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上海曾有人选编近世文人名家笔语，章太炎的文章自然位列其中。但章闻得此消息后，却大发牢骚，颇为不快。原来他是怪这选文者放着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浅露”之作。接着，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的文章并列，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降低了他的身价。
1917 年，章太炎应孙中山之请去云南游说唐继尧参加护法运动，被唐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时，此旗高举，招摇在大军之中，异常抢眼，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唐继尧的副官将此事告诉唐后，唐只是一笑了之，命副官好生照料章太炎。
1929 年春，中山陵竣工，墓志铭本用由章太炎撰写的《祭孙公文》。章曾云：“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筹备处干事，并撰写墓志。”然而，由于章太炎平素常斥责蒋介石，蒋心怀愤恨，便拒绝使用章太炎撰写的墓志铭。因此，中山陵建成之后，只有“天下为公”碑代替墓志铭置于碑亭中。对此，章太炎愤怒地说：“蒋以个人好恶，竟宁使革命元勋之陵墓缺少碑铭，可憾也。”
弟子景梅九回忆：“民国成立，袁氏初以东三省筹边使饵先生，既而罢职返燕都，隐窥袁氏抱帝制野心。一日，予谒先生于客寓，先生拟效方孝孺故事，执丧杖，穿麻衣，痛哭于国门，以哀共和之将亡，为同人所劝阻。然‘章疯子’之名，遂由此播露。”
在日本时，一次，章太炎无钱度日，便写一张纸条给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的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答道：“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抗战时期，大家常跑警报，金岳霖的一位研究生依据老师所授理论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方便携带又值钱的要算金子。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他便仔细查看人们经过的路线。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和梁思成夫妇交谊极深，三十年代在北京，他们一直比邻而居，常常是分住一处房子的前后院，除了早饭，金岳霖的午饭和晚饭大都和前院的梁家一起用餐。抗战时期，一到假期，金岳霖总是到梁家居住。林徽因、梁思成相继去世后，金岳霖仍和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同住。
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说，1931 年的一天，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与梁思成说话时，如同小妹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听闻此语，痛苦万分，他苦思一夜，反复思虑考虑，将自己和作了比较，觉得自己不如金岳霖，第二天他告诉林：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金岳霖，祝愿他们永远幸福。当林徽因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时，金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
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九十岁的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举座感叹唏嘘。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他曾自豪地追忆：“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写信给妻子俞大綵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回到寓所，帽子没有了，鞋也丢了。第二天罗家伦去看望傅斯年，傅连床都起不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
北大复校时，代理校长傅斯年对伪北大人员深恶痛疾，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北平报纸评论说，傅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忿怒”。伪北大的教职人员组织团体，四处游说、请愿，不少政府官员和朋友也出面说情，但傅顶住压力，坚决辞退了这批伪教职人员。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河北高等法院经审理后，宣判其无罪，
在北大上学时，傅斯年被同学们称为“孔子以后的人”。他给同学的印象是态度傲慢，同学和他打招呼，总是若理不理；和他谈话，说不到几句，便回头去背书了。
罗家伦回忆，傅斯年带头赶过教授。北大教授朱蓬仙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讲授《文心雕龙》时却错误百出。有学生借来朱的讲义交给傅斯年，傅用一夜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后交给校长蔡元培。蔡不相信学生自己能发现这些错误，怕是教授们相互攻讦，便召见全班学生考问。学生们觉得由傅一人承担责任太重，进去之前便每人分担几条背熟。蔡考问时，学生应答如流。考问完毕，蔡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不久后，朱蓬仙果然不再教授《文心雕龙》了。
傅斯年在《观察》杂志发表了《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文中称孔宋二人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针锋相对。傅斯年说，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傅接着说，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发表之日，宋子文提出辞职，至此，孔祥熙、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因傅斯年的炮轰而倒台。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异常不满，他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来概括这班人的丑行，并将矛头直指孔、宋家族。
马寅初在中华职工学校进行演讲，大骂孔祥熙“贪污，发国难财”，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他说：“今天我出来讲演，遗嘱已写好了，儿子也带来了，我已无所顾忌，该说的还是要说，我知道特务就在周围，你们有枪就拿出来打吧！就把我抓起来吧！”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马寅初对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流大学，就要支持我的工作。”毛笑着问：“要怎样支持？”马答道：“不要别的，兄弟点名要谁来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毛欣然同意。此后，马寅初果然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大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陈毅在北大演讲时，句话便是：“今天是马寅老掐着我的脖子让我来的。”
1958 年，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会上，马寅初高喊：“我没有在课堂里上课，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来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此后，马寅初又在一次声明中说：“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马校长的这番话，鼓舞了许多北大学生，在往后的艰难岁月中，他们一想起老校长，便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1959 夏天，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找马寅初谈话，要求他进行检讨，但马寅初却坚持自己是对的，拒绝检讨。后，周恩来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 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 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 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马寅初并不因自己受到批判而颓唐，在孙子马思泽的记忆中，祖父每天都在精神饱满地读书看报、运动锻炼，晚上仍写作到很晚，每到周末便带着孩子们上公园或去郊区爬山，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儿时，马寅初非常爱吃家乡的油条。他留学归国时，炸油条的朱师傅仍在卖油条，但因为资金有限，一次只能付3 斤菜油、10 斤面粉的钱，马很是同情朱，便为其向店家预付了一年的油钱和面粉钱，并嘱咐店家说，每次朱师傅来时，只能取3 斤菜油、10 斤面粉，也不准换现钱。因为他知道朱爱喝酒，怕朱拿去换酒喝。
北大学生莫述诚回忆，1956 年，他得了风湿热，情况十分危急。同学将此事告诉马寅初后，马寅初立即到校医院看望莫。得知莫是浙江湖州人后，七十多岁的老人对十八九岁的少年说：“我们是老乡，兄弟是嵊县人。”离开时，他对莫说：“你的同学给我写了信我才知道，我来晚了！真对不起！”随后，他伸出三根手指说：“请不要着急，三天之后我一定让你住到好的医院去。”果然，第三天上午，救护车将莫送进了苏联红十字医院。莫述诚后来才知道，当时红十字医院的号已经预约完了，马寅初打电话请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帮忙，这才挂到了号。
1957 年4 月27 日，马寅初在北大大饭厅讲人口问题，事前小饭厅门外“校长办公室布告”牌上贴有黄纸海报，标题是“请柬”，海报说：“我近研究人口问题，小有心得，谨定于X 月X 日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在大饭厅向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先生们汇报学习心得，敬请到时到场指导”，后是端正的个人签名：“马寅初敬上”。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胡耀邦认真审阅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1951 年，古稀之年的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师生欢迎马寅初的大会上，马对师生们说：“兄弟很荣幸来到北大做校长。兄弟要和大家提出三个挑战：，兄弟要学俄文。……第二，兄弟要骑马、爬山。……第三，兄弟冬天洗凉水澡。”
马寅初面色红润、身体健康，一位曾与马寅初共事的苏联专家，本想用半生不熟的汉语称赞马身体健康，像个小伙子，不料却说成了：“你真是个老小子啊！”
胡适也曾记载马寅初的一妻一妾。1922 年8 月10 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饭后与马寅初同到公园，……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马寅初一生有八个子女。除了夭折的大儿子，张团妹与马寅初共有三个女儿。王仲贞和马寅初婚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可谓妻妾子女成群。
马寅初父亲的前妻早死，马父去世后，马的长兄为父亲觅得一块墓地，但墓地太窄，只能安放二穴，长兄因父亲的前妻没有子女，便决定让她与父亲合葬，子孙后代才不会忘记她。马母听到百年后不能与丈夫同穴，极为不悦，马寅初便对母亲说：“妈！大哥说的有道理，你日后的墓地，大哥会找一个好的地方，至于你觉得孤单，我阿元日后一定来陪伴你娘亲。你放心好了，我阿元说到做到。”数十年后，马寅初谢世，其后人将其部分骨灰送回家乡，归葬在马母墓旁，兑现了当日的承诺。
民国时期，书店里的书常被偷。鲁迅次到内山书店去买书时，日本雇员打量了鲁迅后，对一位姓王的中国雇员说：“盯住那个人，他可能会偷书。”
鲁迅不喜谈政治，亦不喜谈法律。民国初年设立议会，高谈法治，一时学子，纷纷改习法政。鲁迅讽刺道：“此皮相尔，此作官热耳。”但其论法律的文章，却字字精当，老吏弗及。
在厦门时，川岛常到鲁迅住处闲聊。一日刮台风，他没有去，到了天色墨黑，有人敲门，接着鲁迅便进来了。川岛只见他襟袖上都沾着泥土，手也擦伤了，忙问怎么了。鲁迅低下头去掸着身上的土说：“跳下山来，摔了一跤。”
在厦门时，一天鲁迅看见一只猪在啃相思树的叶子，他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怎么能让猪吃呢，于是时已四十的鲁迅便摆开架势和猪斗上了。这时正好其同事走过来，笑着问道：“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鲁迅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林语堂晚年定居台湾后，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例行公事讲上几次。国人演讲长得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客气寒暄话起承转合，林语堂苦不堪言。一次，轮到林演讲时已是中午过半，与会者饥肠辘辘，又不得不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他上台后说：“绅士的演讲应该像女士的裙子，越短越迷人！”说完就结束了发言。
林语堂没有酒量，却喜欢看人喝酒划拳，他说：“那一定像抽烟一样，使人能享受片刻的愉快。”每次家庭聚餐，他不仅鼓励别人喝酒，还点名叫晚辈们较量一番。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梁实秋次女文蔷回北京探亲，替父亲去看望冰心。梁让女儿给冰心带的口信是：“我没有变。”冰心听后对梁文蔷说：“你告诉他，我也没有变。”
鲁迅的母亲鲁瑞也是张恨水迷，每逢张的新作出版，鲁迅便买回去孝敬母亲。1934 年，鲁迅写信对母亲说：“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分，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考古学家夏鼐常来拜访沈从文，夏一口温州方言，沈则讲湘西话，二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哈笑着，快乐无比。夏走后，王问沈：“你听懂夏先生说的什么吗？”沈回答：“听不懂。”
陈翔鹤回忆，一次，他和郁达夫等人到酒馆喝酒，一个歌女登场，郁看了几眼，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随后一大颗一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几个人茫然起身，一起走出去。在马路上，郁一边叹气一边揩眼泪。他告诉陈，这个歌女和他在日本时的情人长得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