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印》
曹文轩
一次随手重翻萧红的作品，在一篇叫《旷野的呼喊》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一段文字，说在一个风沙弥漫的天气里，主人公看到有几匹马向他这边朦朦胧胧地跑了过来，心想应是有客人骑马来这里，没有将缰绳系牢，让这几匹马跑了，于是呼唤马，好在马跑过来时一把将它们抓住。可是当马跑到跟前，他伸手去抓缰绳时，手却又立即缩回去了——他看到，马的身上烙有日本军营的圆形火印。看到这里，我心里颤动了一下，似乎感觉到有什么宝贵无比的东西被我一眼看到了。萧红只寥寥几句，似乎只是无意写到，而且后文再也没有提及此事——这个细节看上去与整个作品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看完这篇短篇小说，我觉得我看到了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一部角度独特的长篇小说。首先在我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孩子和一匹马的情景，其次出现的就是日本人征用马匹的场景（我曾经从一份材料中看到过这一历史事实）。随着思绪的飘动和延长，生活经验和知识体系中那些可以编入我故事经纬的素材和理念，如雪片般纷纷飘入我的“长篇”。它们是那么的争先恐后，那么的及时，那么的恰到好处，那么的异彩纷呈，那么的令我欢欣鼓舞。我为一个人的大脑而感到惊奇：它在默默中居然记下了那么多看似毫不相关的“材料”，然后它们就如沉睡一般等待某天突然被唤醒，突然被调用，突然被点亮。我衷心感谢那个重读萧红的午后，她用不经意的几十个字，引爆了我处处用心的二十余万字。
每当我写完一部小说，交到出版社时，至少已有十个以上的人看过。我需要他们的阅读感受，需要他们也许苛刻的意见。我的信心、我作品的质量依仗着这些出版前的阅读。从事写作的妹妹，热爱写作的妹夫，曾是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外甥女，还有那些兢兢业业具有专业眼光的编辑们，我的博士生们，是我选择的批读者。在我看来，一部书在正式问世之前，必须先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读者群组成的陪审团对其加以审视。他们做出的判断，至关重要。事实上，这部小说接受了他们很多意见。根据这些意见修改后，我发现，原先许多灰暗之处，竟然变得熠熠生辉。在等待他们意见的那些日子里，我也许只有焦虑，就像等待迟迟不来的宣判。当他们诉说他们的阅读感受时，我会在意他们的措辞、语气、神态（如果是当面诉说的话），细心揣摩他们的真实感受和看法。我知道，这个也许为数不多的先行读者，代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据我多年的写作经验，只要是这些先行读者喜欢的作品，就一定是日后成千上万的读者喜欢的作品，屡试不爽。我本质上是一个不自信的人。我很难在写完一部作品后就能由自己独自一人做出判断而无需参考他人意见。交人预读，是一个自然的选择，甚至连一些短篇，我也要在交付杂志、出版社之前让一些人先读起来。
一个朋友看完《火印》后，说我写它就像我以前写水乡生活一样流畅、自如。我欣然接受了这样一个赞扬。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写河流、麦地、芦苇荡、帆船、小桥，自然得心应手。但《火印》写的是北方的草原。然而，正如这位朋友所说，我在写草原时，就像写水乡一样自信。原因是，这十几年时间里，我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张北一带的草原风景。我已记不清这些年我驾车去那一带有多少次了。它是让我流连忘返的风景区，心上认可的风景区。我和家人、朋友反复去那里领略春夏秋冬的风景。那一带的地名我能如数家珍：野狐岭、桦皮岭、飞狐峪、小三眼井、臭（读“秀”音）水盆、二十里脑包……我招待朋友的方式常常是驾车带他们去那里，在那里待两天或三天、四天。我发现了许多风景点。有一条风景线——是风景线而不是风景点，因为一条“天路”长达一百三十公里，竟然一路风景。当年我驾车行驶在这条路上时，那路新得好像沥青还在冒着淡淡的青烟，那中间的一条黄线，似乎是昨晚刚刚画上去的，走很远都见不到一辆车；而去年再去时，路上车辆已经络绎不绝，路边还有了烤羊肉串的。那一带，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而那一带，正是当年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我写作品很在意场景，没有场景，对我而言是难以想象的。有了场景，我才会动手。我写《火印》时，有把握的就是场景：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坐落在山脚下的村庄，我仿佛看到了孩子们赶着羊群从山那边过来了，我仿佛看到了那匹马是怎样从这座山跑向那座山，我仿佛看到了村民们在地里收获土豆和玉米……我心里一直很踏实，笔触没有任何一时的发虚。因为，我对这片我的人物们生活的土地太熟悉了。我写沟壑、山梁、草坡、桦树林、群山中的村落、山顶上的一棵树、天空中的一只鹰、一条从山顶蜿蜒而下犹如鞭痕的山路，我写这里的四季景色，就像写我老家的风物一般了然于心。看来，“旅行与文学”可以作为一个题目来做。
我对故事一向情有独钟。小说的前身是故事。小说离开故事，也许就不好看了。后来的“新小说派”烦故事，反故事，人前人后说了故事的种种不是，终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新小说派”为了新而新，很人为，走到绝路并不稀奇。有些东西是反不得的，比如故事。故事乃小说之根底。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人物有了一个大致的形象、性格之后，要操心的就是故事。我总想编出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编故事时，你知道了什么叫“峰回路转”，什么叫“跌宕起伏”，什么叫“草蛇灰线”，什么叫“勺水兴波”，什么叫“别出心裁”，什么叫“匠心独运”……虽然没有达到那些境界，但你却可以体会那些境界。你会发现，编故事需要的智慧，其实是大智慧；故事不仅仅是故事，其实是世界的结构模式。你会发现一个好的故事，对人物的刻画是多么的重要。在以七零八落的细节刻画人物和以完美的故事刻画人物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后者。你会体会到亚里士多德的那句“一定长度的情节是美的”说得有多么好。有故事，有实实在在的故事，就不怕风吹雨打。你用任何语种翻译，也不能改变你小说的根本，因为故事是不会因用另外一种语言叙述而消失的，它还是它。经得起翻译的小说，一定是故事讲得好的小说。《火印》既写人，又讲故事。
《火印》归根到底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份简单的反法西斯的材料。毫无疑问，它有对战争和那场战争的思考，但绝不仅仅就是这些。作为小说写作者，他考虑的肯定不能只有这么多，他的思考一定是多方面的，甚至多到没有一定的主题。准确地说，抗日战争是《火印》选择的一个题材。我还是一贯的想法：我经营的是一部艺术品。是否做到是另一回事，但我希望能够做到。从踏上文学的道路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只有艺术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去到明天和远方。
对于那场战争的表述，我们已有很多作品，电影电视作品更是汗牛充栋。但脸谱化、漫画化、公式化、雷同化已几近笑谈。《火印》不想落进这些俗套。《火印》选择的路数是写战争，但更在意写战争中的人。雪儿是一匹马，但它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人，是有着人格的马，有尊严，有智慧，有悲悯。即使作为动物，它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动物。我写它，只是在战争中写它。
谢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诸公。谢谢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的全体同仁。是你们的真诚打动了我，是你们的“紧逼”策略促成我的勤奋，使它能在短暂的时日“一气呵成”。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它的出现也许是天意。因为我在构思这本书时并没有将它与这个日子联系起来。我很在意这个日子，但这部作品却不是刻意为这个日子而写的。所以这是天意。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二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