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探造访金和埃米的行动几个星期前已经开始进入筹备中。一位护士的助理，奥尔加·瓦斯克斯回到家中，深信自己目睹了一桩丑陋的事件——在她看来，毫无疑问，有个女人正被人谋杀。
从某个时候起，面对医院提供的多个病人中的一个——在贝斯代特医疗中心住了许久的罗斯玛丽·多尔蒂的治疗，奥尔加越来越感觉不对劲。起初，家人和医生决定停止透析，这意味着她将在几天之内死去。除此之外，责任护士金·霍伊——一个足够友善的年轻女人，她对规矩和界限的理解判断，在奥尔加那里却变得愈发可疑。金喜欢躺在病人身边给他们讲故事，这本就够糟糕了。但是在罗斯玛丽·多尔蒂的例子中，奥尔加觉得金的行为举止极其糟糕，坏透了顶。很明显病人呼吸困难，但每次奥尔加打开罗斯玛丽用的氧气机阀门，金都会直冲进来把管子拔掉，然后气呼呼地发表一通指责，说氧气根本没什么用。一次，金把罗斯玛丽鼻部供氧的塑料插管拔了下来，扔到了地板上，还将其踢向一边。那一次，奥尔加认为自己看见了金几分钟之后秘密地把那塑料插管捡了起来，将其藏在自己的制服口袋里。奥尔加进一步确信，有些事出了岔子。
这些讨厌的事都很糟糕，让人不悦，但压死骆驼的后一根稻草则是吗啡。奥尔加仔细观察过金和肾脏科来的护师，埃米·格利森，观察她们在护理楼层的配药机中取出麻醉剂。在奥尔加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她们抽取的麻醉剂分量远超医生的处方给出的量，接着，她震惊地目睹了金将那过量的麻醉剂注入了罗斯玛丽昏昏欲睡的身体。那次轮班之前，奥尔加已对金朝罗斯玛丽的耳语感到惊恐不迭，金那时说：“如果你现在离开人世，也是可以的……你再也不需要苦苦挣扎了。”因此，当这个可怜的女士终平静地去世， 对这位护士助理来说也毫不奇怪。
讽刺的是，在这个案例中，奥尔加本人私底下却很是喜欢埃米·格利森和金·霍伊。她与她们共事了很多年，她尤其与金亲近，因为她们都有年幼的孩子，孩子们的鬼把戏总是她俩交谈中的取乐话题。可尽管如此，奥尔加还是深信不疑，她瞥见了金·霍伊隐藏的可怕一面。奥尔加的信仰和她的个人信念，不允许她对犯罪置之不理，之后她把看到的事告诉了丈夫，奥尔加和丈夫两人立即找到了他们的律师，然后去了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两次登门拜访都发生在2001 年的冬天，马萨诸塞州西部地区的许多人正一门心思专注于克里斯汀·吉尔伯特的审判，她是一位来自北安普敦退役军人事务医疗中心（Northampton Veterans Affairs Medical Center）的护士，被起诉为连环杀人犯。
在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对医生来说，从治疗护理转向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其实很常见。前者致力于治愈人们，后者强调减轻死亡的症状和不适。但这个改变看似简单，却有着许许多多的争议性问题，涉及医学、政治和宗教层面复杂且难以预料的后果。这儿并没有无瑕疵的、客观的、简单的方式来影响这个改变——没有一台电脑医生可简单地将其关闭，没有已被扳动的神奇的开关，也没有显示余生将尽的计时器。通常都是护士走到病人床边，采取一系列的行动，跟病人交谈时说些难懂的话，以便让病人尽可能舒服地离开人世。
我是一个主修姑息治疗和临终议题的医师。关于这些主题，我曾在世界各地的会议上做过报告和展示，但是直到我同埃米·格利森、金·霍伊以及奥尔加·瓦斯克斯面对面时，我才真正地理解了这份工作的激情和风险。和埃米、金和奥尔加一样，我也在贝斯代特医疗中心工作过，和肾衰竭的病人相处。像她们这些护士一样，我也目睹了当没有康复的希望时病人是如何挣扎求生的。
然而，不同于埃米、金和霍伊，相对来说我不必观看死亡那一幕，个人也只目睹过几次死亡。对很多医生来说情况是如此， 这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相，即当病人死亡的时候， 医生很少在场，是护士在死亡降临之际站在前线。埃米和她在贝斯代特医疗中心的同事们，每个照顾病人直至其咽下后一口气的护士，如果给他们打分，即便不是好几百分，也差不了多少。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是我深信，真正的好护士传承了克里米亚战争中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的遗产，在每一场战役中都竭力救死扶伤。在我对这些护士以及其他护士的采访中，我对她们的手专业知识和她们的诚实、对荒诞事物的幽默讽刺感到惊讶， 这让她们在充满痛苦的环境中可以调整适应，甚至还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护士们目睹了病人的痛苦、希望被治愈的努力，家人的苦恼，以及当死亡已在定局时的否认、放弃或接受。拔掉管子——一个相当不优雅的短语——是个复杂的过程，它迫使护士们动用自己的同情、个人的信念、宗教信仰，以及专业训练。
护士们常常面对生命的终结，而且与医生相比，他们总是会花更多时间与将死的病人待在一起，当事情出了差错或看起来出了差错的时候，这一点将置他们于不利的境地，使其面临受到攻击的危险。针对所有的医疗人员的指控都是很严肃的，但是针对护士的指控，却在微妙地个人化。
发生在埃米、金和奥尔加之间的事，并不仅仅是对医疗事故或专业人士失职的指控，它是一则更严肃话题的宣言，这个话题在全美国不断地从对话中重复出现并产生影响，引起争论。
如果你尚未参与做决定，决定心爱之人的治疗持续或终止， 那么，你迟早都将经历这一两难境地。如果你尚未弄明白，自己对以缩短人的生命为代价，减轻临终症状的做法产生的欣慰感或不适感的程度，那么，你必定会被迫面对这个问题。
我做过不少调查研究，写了大量学术文章，我本以为对于结束透析维持生命和大力提供止痛药，我已知之甚多。我本以为， 我已克服了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在思考、谈论死亡这一话题时寡言少语的倾向。但是，当这三名护士描述罗斯玛丽·多尔蒂后一次住院时的情景，以及她们针对她的照顾所导致的无根据的看法、在谋杀调查上的不同意见时，我彻彻底底毫无准备。不像在贝斯代特中的大部分人，我先前从未听说过这种高度隐秘的、很大程度上是在暗中进行的事件。我并不清楚这样的例子在美国，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发生。我也不明白在每个例子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哲学争论。
自从披露了贝斯代特的护士们的故事，我得以采访到大量其他的受到指控的医护人员，包括沙伦·拉达克，在被控实施安乐死后，她被解雇了，而她原先担任其所在的乡村急病救治中心的护理主任；罗伯特·韦策尔医生，他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处以有期徒刑十五年；劳埃德·斯坦利·纳拉莫尔医生，他因谋杀未遂，蓄意、残忍的二级谋杀罪，处以五到二十年的有期徒刑，合并执行，收押在一个安全级别的监狱中。
我也同其他人——在这个话题上的对立双方交谈过，他们在前赴后继地强化他们的信仰和目标。我试着理解这些案例中的细微差别，也接触了为残疾人奔走的活动家、宗教领袖、医疗保健业的权威、政治科学家，以及生命伦理学家。我也在执法机关的官员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注意力，执法官员们有自己的理由对指控严格处理。终，我将这些视角进行了权衡，为理解姑息医学（Palliative medicine）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间冲突对抗的找寻更宽广的语境。我已经决定，对我来说，讲述这些冲突如何不幸地损害某些好地给予我们照顾的人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