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军在朝鲜》动笔较晚。因为当年主要的军首长，有的较早去世，有的身体欠佳，有的处境不好，无人主持此事。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同志们，听到兄弟军有的已经出书，有的正在写作，都很着急。特别是调到北京工作的同志，信息灵通，更为关心，公推军事科学研究员李英同志给四十集团军杨福臣军长和曹惠臣政委写信，建议尽快着手此书的撰写工作。
四十集团军党委和首长对此建议很重视，当即决定委托李英同志组织撰写工作。李英遂邀请四十军当年的“秀才”王树和、陈彻、李维赛，于1993年7月组成撰写组。首先请示了在北京的原四十军政委袁升平同志，请老首长出面主持编写工作。袁政委欣然允诺，但因年事已高，身体患病，不能参与具体工作。然后又赴沈阳请示了正在陆军总院住院的原四十军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同志。李主任邀请原四十军作战科长尹灿贞参加，在病房里和撰写组研究了三天，确定了此书的主导思想和总体结构。此后，又走访了原一一八师政委张玉华，原一一九师师长徐国夫、政委刘光涛，原一二〇师政委张纪之，及其他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几十位老同志，征求意见，搜集资料，便开始分工分头写作。
作者怀着对老部队的深厚感情，忘我工作，日夜突击，仅以两个月时间，便写出20万字的初稿。于10月中旬集中到四十集团军军部——锦州，碰头研究。
在集体讨论中进一步明确了写作中必须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一是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关系。真实性是前提，必须忠于历史，实事求是，文学性是表现手段，但不能夸张和演绎。
二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四十军在朝鲜只是朝鲜战争的一个局部，局部和全局不能混淆又不能脱离，必须互相照应，互相联系。
三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此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故事，只能按地域区划，按时间铺叙，不可颠倒时空，必须脉络清晰。
四是写事和写人的关系。历史是人创造的，表现人是文学的主体，不能只写战斗过程，见事不见人。
五是上层和下层的关系。写基层官兵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但只写战术动作，不写战役指挥则难以反映一个军的面貌，这方面材料甚少，是一大难题。
六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一个军历经千百次战斗，冲冲打打，大同小异，因此必须注意表现每次战役和战斗的不同特点，尽力避免雷同和一般化，这也是一个难点。
七是胜利与失利的关系。宣扬我军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但也不应回避局部的失误和失利，这样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
李英同志把这些意见整理成写作中必须注意的十个关系，向首长和编委们作了汇报，得到了一致的赞许。
参照这些意见，作者又分头进行了修改，于春节前写出了第二稿。由李英同志在北京打印，呈送部分老首长审阅。于1995年2月末又集中到锦州碰头研究，李伯秋同志也亲临指导。大家肯定了成绩，同时感到对各级首长的指挥表现不足，阵地防御阶段也显得简略，于是又在锦州、沈阳、大连进行了补充采访。同时鉴于分头写作，笔法和风格难于统一，因而责成王树和同志一人执笔、修改、补充、整理，于5月中旬完成了34万字的全部书稿。
而后在四十集团军的支持下，邀请抗美援朝时期的军、师、团首长，即全体编委，云集锦州，集体审稿。老首长们以高度的热忱和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审阅了书稿。然后，或以师为单位集体座谈，或个别交谈，都畅谈了看法和意见。编委们对书稿一致充分肯定，认为它集中了翔实的史料，全面地反映了四十军在朝鲜的战斗历程，体现了四十军的素质和特征。文笔朴实生动，有较强的可读性，是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等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在仅1年多的时间里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指出了书稿中的某些误差、遗漏和不当之处。
责任编辑——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张景富同志也参加了审稿会议，从出版角度肯定了书稿，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审稿会后，又由王树和同志执笔修改和补充，于1995年8月初完稿。
本书的写作过程自始至终都得到老主任李伯秋同志的具体指导，不仅反复审阅了书稿，而且细心地进行修改。但是他只做工作，不肯署名。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编写组的孟兆辉和齐德学同志，《驾驭朝鲜战争的人》的作者杨凤安同志都曾热心地向我们介绍有关情况和写作经验。
四十集团军军史办公室的祈本宁、赵明、任义成、王文州等同志，在搜集资料、采访座谈、召集会议等方面都给予我们全力以赴的帮助。
四十集团军干部处副处长李世杰和夏休办公室的张坤山同志，六十四集团军黄庆林副军长，干部处陶圣方处长和夏林办公室的张文教同志，在食宿和工作上都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方便。
在此，谨致以诚挚和衷心的感谢！
作者
1995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