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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死亡何其自然？  （节选）P70-79

在此要小小地，也一定是后一次岔开话题—为了让这些决定什么是理智、什么是疯狂，并且剥夺了“自我谋杀者”自由的先生对此懂得一二。一旦站在一个和心理学与心理治疗毫无关联的角度，就算是为自死之自由大声疾呼，紧迫地要求认可它亦是不可剥夺的人权的一部分，其实也毫无补益，人们对它的看法并不会因此改变。社会将继续用恶意的借口把自杀者和有自杀意愿者“开除教籍”，不过他们可能却也已经通过自己已实施或是计划实施的行为放弃了这份圣餐。于此映入我眼帘，对我产生启发的是一些反精神病学的人，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兹（Deleuze）[1]以及加塔利（Guattari）[2]这类作家是必不可少的，却也仍旧不足够，要极谨慎注意的是，他们终也没有引发什么骚动，因为他们笔下精神之苦厄的基本概念，表现为一种社会人的疾病，这离我们的目的相去甚远。实际上，有一种拒绝所有经验的疯狂是和社会无关的，因而也不可能被社会所疗愈：有一个人坚定不移地捍卫着这个观点，他就是皮兰德娄戏剧中的主角、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海因里希四世，他是个疯狂的疯子。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够建立让他觉得正确的社会，就是因为这样，才造就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反，社会还必须小心，他是否会雇佣杀手，来谋杀像圣格利高里七世这样虚构出来的人物，这样他能够在卡诺莎之行中报仇雪恨。

我现在确实已经偏离了我的主题，但还没有远到没法再迂回的地步。因为只有当疯狂与社会有了关联的时候这才会发生，因为刚好社会大概也把有自杀意愿者看作一个疯子，或起码是半个，因为社会没有能力进入他封闭的世界之中。而我却正要在此尝试着去进入—以我笔力所及。我们说到了与死之厌恶相关联的失败与对世界的厌恶。两者被心理学及精神学学者褫夺了它们应有的尊严。他们把它们视作疾病，自然而然，疾病是一种羞耻。（谁不认识一些罹患小中风，又要处心积虑，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病情的人呢？）他们在相关研究中声称，他们对失败以及对世界的厌恶是有所了解的。实际上他们只对外在的行为有所了解，他们对人类的了解不会比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3]对他爱的灰雁的了解更多。那儿坐了个抑郁者。他以僵冷、毫无表情或是充满伤痛的面具示人。这个“病患”，大概又必须以无比的耐心去忍受在他周围那些试图把他拉回这个世界的可笑而又装腔作势的人。学术研究极为偶尔地才会比行为主义研究先行一步，或者说解开了先前所提出的假想。比如下面这句话：“过去一文不值，现在充满苦楚，未来尚不存在。”[引自卢锡安·克隆那（L. Colonna）的《自杀和精神疾病分类学》（Suicide et nosographie psychiatrique）]有时候有些病患会极其迫切地想要自尽。过去对他而言真的那么一文不值吗？严格说来，一方面是由于挫败感总结了他生命中的所有的不成功，这结果足以将他压垮；另一方面，一切他所承受的侮辱及别人施加给他的痛苦又都是令他失望的希望。确实如此，他很难与它们分开，弗洛伊德所说的“分离之苦”撼动着他。当他要从只能看见新的苦痛的未来中远远逃开之时，那条笔直通向隐藏着的不存在之所的道路—死亡，成了现下的出路：他既没有时间，也缺乏等待“自然”死亡到来的兴致，而且他知道，他极为痛楚的肉体终将愚蠢而绝望地在死亡降临时僵直、腐烂。抑郁者有多病态？忧郁有多病态？我并不是专业人士，也没有相关证书，没有在这里做出评论的资格，所以我对此的讨论不一定会被相关专业机构接受并认可。根据我所阅读和经历的，我是如此觉得的，精神（顺带也捎上身体）健康的象限，相对于疾病的区域，总是专横地偏向于社会认可的坐标系。那空想者有多病态，神秘主义者和狂想者又有多病态？而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谓的那些在健康的人类本性召唤之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天空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声的芸芸众生又有多健康？就在昨天我刚读到法国国王路易斯－菲利普手下一位部长的话，他说，工人的孩子们八岁开始就该在工厂里工作十到十二小时，否则他们的闲暇时间都会拿去恶作剧。这种人在我们的印象中，不是恶棍就是精神有病：然而他的同事和同时代的人却都认为他是个理智得不可思议的人；甚至是个人道主义者。难道他就没有关注过那些孩子的健康吗？我也扪心自问，我自己到底有多病态，因为我早该遵医嘱把烟戒了，可我却为何依旧无法抵抗烟草带来的享受？我自己到底有多病态，明明仍在生之内，却为何要让死环绕身边，还要努力地为荒谬程度不亚于生之逻辑的死之逻辑拨乱反正？就我所见，精神疾病通常都始于人对其经历过的一切错误的判断，始于他宣称自己是一个他根本不是的人，或者是他曾是一个他根本不曾是的人的时候，始于他宣称自己已经死了，然而事实上他却仍旧活着的时候。抑郁、忧郁者，这些人的心理状态被专业人员描写成“过去一文不值，现在充满苦楚，未来尚不存在”，和同性恋者一样都并非病态。他只是与别人不同而已。学术上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丧失了分辨孰轻孰重的能力，一件无足轻重的小意外在他们那里会膨胀成一种心理上的大爆发，一个蚁丘甚至就是一座山。这种说法的非逻辑性显而易见。一件事物（于我所举出的例子中指的是蚁丘，或是山）除了有创造出它的功用之外别无他用。正如同，仅当我用它摆放菜肴的时候，桌子对我来说才是桌子。然而每当我要给我房间的墙上漆的时候，我又总是用它来垫脚，此时它就不再具有口语中桌子的性质了。而我实际上也能够举出一个能把蚁丘看作山的例子，即当我平躺在地面上，并用眯起的双眼时不时地向蚁群的方向瞄去的时候。这种“孰轻孰重”是由社会来判定的，但每个人又有各自的标准。我的评断，只要它不是对所有经验的总和有所质疑的，终也应该被承认。我有权利这么说，你们感觉是无足轻重的小意外，可能你们确实那么觉得，我并不能否认，而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生命中举足轻重的大事件，至关重要得足以让我做出死亡的决定。

自然的死亡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自然的，因为我在精神上并不能处理这种在口语中被称为“自然的死亡”之事，也因为我并不考虑做出一种关于我自身存在与行为的判断。这基本上确实是通过它的功能性来确定的。而作为抑郁者，在工作中也只是勉为其难而已，并因此而落落寡欢，后什么也从事不了，只能蜷缩在床上等着事情降临到他头上。这种人对社会来说是无法使用、没有功能的。因而社会就必须让人来“治疗”他，通过心理分析式的废话连篇、电疗抑或药物治疗。当这些都不起效时，就先将其关进疯人院里，这样他不会被人发现，也不会打扰别人，还时刻被看护着，让他的自杀行为不会成功：只有这样那些社群里的人才心安理得。我抗议。我要不假思索地说，这种社会的公义不仅仅是一种仍称得上是情有可原的谬误，更是一种在实施的时候其不合理性就已隐约体现的罪行。废话也好，电疗和药物也罢，在此处都是另一种概念，是为了让其他的人获得治疗。对一个自我、一个个体强加的责令，就算只是奇怪的治疗手段也是一种与他个人内在意志相违背的外在侵犯。连牙医，千真万确，对患者实施手术也是一种外在侵犯；然而没有一个意识清醒的人会愿意说，不要把已经发炎的盲肠通过手术从体内切除，或者不要把已经引发了齿骨膜炎的牙齿拔除。但是，内脏和牙齿只是涉及人类外在的疾病：一个被切除了盲肠的人，并不比因为受住所内噪声困扰而搬家的人遭遇的更糟。因为这是一种向更好转变的延展（res extensa）。然而，凡忧郁与抑郁侵袭的地方，以及自死的计划破灭的地方，一定存在着一个悲苦的思维（res cogitans），一个永远苦恼、黯淡的灵魂。大多数人“痊愈”的时候，连自己是谁都不太清楚，行动也麻木迟缓，这都要归功于某某博士给开的药，从那之后，他又可以以一种玫瑰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任何事情都不考虑了。像是总有个人在那喋喋不休，不让任何人插进话来似的。

结果到头来，导致这种下场的元凶是自我与他者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既是也不是。无论这矛盾决出了胜负，还是中途被调停，都是对社会有益的，这点很明确：因为是社会构造出了这个与压倒性大多数相抗衡的孑然一身的自我。就此展开来说，主流的评判已然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一方面，这个自我与达到个体个性与功能性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从主观条件与主观间评价来看，这种评判可能虽然并不完全盲目地针对它（若如此，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了），却正要限制它并否认它约束力的普遍性与不容置疑性。它既已预知了自然死亡的反自然性，就无法再否认自杀者和有自杀意愿者选择死亡的权利的自然性。这地改变了世界的大局。这时时刻刻萦绕我们身边的死亡，已不再是萨特笔下逻辑上无懈可击可人类却难以接近的“虚假”。死亡也是具有其他面貌的。死亡无可替代，因为它根本不允许被什么替代：这是一种把希望的原理看作理所应当的新人道主义，同时却又无法避免自相矛盾地承认了虚无的原理在我们地平线上的出现。有自杀意愿的人将和英雄一样具有示范性。逃离世界的人并不逊于征服世界的人—甚至可能更好一些。当他们对于这看似千变万化实则一成不变的主流规则厌倦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耐性弃于一边了。

自杀现在只比贫穷与疾病稍为羞耻了。它不再是一种阴暗者（中世纪的人们或许会说，一种被恶魔附体）的罪行了，而是在此在，即当下时间流逝的压迫之下所做出的回应，而我们都浮沉在这种流逝的浪潮之中，并目睹自己渐渐溺毙其中；当记忆褪去其颜色，身躯终陷入了将它拖入无底深渊的涡流中时，我们的自我已经一点一滴地被冲刷殆尽。什么是作为自然死亡的自杀？是之于此在沉重、剧烈的失败的一个响亮的“不”。那个谷物商自尽了？这比接受耻辱，等社会慢慢把他的阴谋诡计淡忘更好。那个落榜的高考生饮弹而死了？他并不会因此而被称作无能，反倒是苟活下去会让他成为一个懦夫。一个抑郁者因为他灰暗的世界观而采取了这种行为，没有人有资格指责它是违反常理的。我们起码想要为这类行为赋予合理性，即人有权利依照自身的、不可被外界剥夺的标准行事。“人总是要活下去的”，常言确实这么说。而事实却非如此，甚至是越来越不可能活下去，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这么总结：随着时日的逝去，我们肯定越来越没有一定要活着的必要，且渐渐不再能够继续活下去了。有把叫作死亡的刃，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死神巨镰挥向自己。这已经是比喻的极限了，人是不可能自己收割自己的。“但不允许自己继续活下去”会在生命之反自然的尊严与自由走到尽头之时，在生命踏入失败的恶作剧之时成为诫言。一个主体在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决定了结自己，并不意味着就是抵抗整个社会。个体并不能出于判别其真伪的原因，而在对其长久的渴望之后，把那个从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所有物摧毁。他自赴黄泉。—后文继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