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毛利敏彦在其著作《明治六年政变的研究》和《明治六年政变》中指出，西乡隆盛主张和平主义，并不支持“征韩论”。当时大多数历史学者都不同意这个观点。
笔者当时则认为，西乡隆盛和桐野利秋所率领的萨摩军团意在通过出兵台湾来挑起日本和中国的战争，因此在“征韩论”方面基本支持毛利敏彦的主张。具体而言，桐野利秋想要以台湾问题为契机与中国一战，而主管北海道等地的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要求西乡隆盛在库页岛问题上对俄国采取强硬态度。为了按下桐野利秋和黑田清隆的主战倾向，西乡隆盛决定担任朝鲜问罪使节，依仗武力向朝鲜提出开国的要求。看起来西乡隆盛似乎是“征韩论”的支持者，实际上他是为了说服麾下的对外强硬派而故意摆出这样的架势。
可是对于1874年5月的“台湾出兵”，西乡隆盛的态度却和假装支持“征韩论”时有所不同。
在这场战争中，明治政府任命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担任台湾蕃地事务都督，熊本镇台司令长官谷干城担任参军。他们率领的台湾征讨军由4艘军舰和以熊本镇台兵为主的3000名士兵组成。而西乡隆盛麾下大约300名士兵同样乘坐军舰参战。尽管三年后双方在田原坂和熊本城展开激战，但是直到1874年“台湾出兵”之前，“官军”（御亲兵）和“第二官军”（镇台兵）一直是合作关系。相反，如前文所述，“第三官军”（平民军）的组建虽然是为日后的对外战争做准备，可是构成“第三官军”的农民却非常反对对外战争。
对此，清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同年9月，两国关系一度发展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局面。当时，萨摩出身的海军次官川村纯义甚至建议政府把西兴隆盛从鹿儿岛叫回来，任命他为陆海军指挥官，以应对可能爆发的对华战争。以往的研究成果普遍把1873年10月的“征韩论政变”和1877年2月的西南战争爆发直接联系到一起，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相关史料如下：
余虽不知朝议将选定何人统辖〔海陆〕两军，今不揣冒昧、坦率谏言，私以为陆军大将西乡隆盛为适合担任元帅。一旦与清朝谈判破裂，获知消息后应即可遣使，招西乡隆盛前往浪华（大阪）。恕臣无礼，陛下宜亲赴浪华，当面交付海陆元帅之特权……
大久保利通当时为处理“台湾出兵”之事，正在北京与清政府进行谈判。而海军次官却认为谈判无法达成，日中战争很有可能爆发。并且他认为假如日本和中国真的打起来，除了西乡隆盛以外没有人能胜任日本陆海军的司令官。所以为了让西乡隆盛同意就任元帅，他建议把西乡隆盛叫到大阪，天皇也亲自赶赴大阪，当面下令西乡隆盛就任元帅之职。也就是说，虽然1873年发生了“征韩论政变”，但是在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时，西乡隆盛还没变为在野反政府势力的中心。
另外，如果“台湾出兵”真的导致日本和中国爆发战争，那么这就演变成比“征韩论”更为重大的事件。关于这一点，出身萨摩藩的参议兼开拓使长官的黑田清隆向太政大臣建言，要求为对华战争做好细致的准备。
一旦接获大久保大臣之飞报，知和战之议已定，则立即公布清国政府理亏之处，将其罪行广泛宣诸国内外，以万国公法为基础，参照交战条约，决定处分方式，速发王师，猛攻急击，使其无暇防御。如此方为用兵之秘诀也。
文中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萨摩出身的实权参议，黑田清隆决意正式公布“宣战书”、发动对华战争。此外，黑田清隆建言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他提出了比川村纯义更加完整和现实的大本营构想。
天皇陛下亲自统御军务之大本（即大元帅），速下亲征之诏书，以使全国人民团结一心。遵奉圣旨、统辖军务乃元帅之责。应命三条太政大臣担当此任。
辅佐元帅、部署全军、策划攻击之法乃为紧要之任务。故和战决意之日一旦来临，应速遣敕使，召西乡陆军大将及木户从三位、板垣正四位，并命山县、伊地知〔正治〕两参议、山田〔显义〕陆军少将、海军四等出仕伊集院兼宽等共担此任，另开一局（所谓的参谋局），使其专门商议战略。
就算我们把天皇担任大元帅、太政大臣担任元帅视为理所当然，但是派遣敕使召回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却完全再现了戊辰战争，乃至以御亲兵为依仗实施废藩置县时的场景。在黑田清隆看来，如果要和中国这个东亚大国打仗，那就不应继续维持去年“征韩论政变”后的政治格局。“台湾出兵”是比“征韩论”还要重大的对外问题，在这么重大的问题面前，“征韩论政变”等都是可以忽略的小事。
后再引用黑田清隆的一段话。在萨摩势力当中，黑田清隆的地位仅次于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从引文可以看出，黑田清隆确实主张发动对华战争。
开始攻战之时，关键在于首先发动海军之精锐，以我之舰队击破彼之海军，袭击对方之重要港口，以便为陆军作战开辟道路。……今以不足十艘军舰行此大举，必先设立预备舰队。合计诸省使（各省和开拓使）之所辖以及人民之私有汽船，可知国内汽船约有百余艘。从中选取为坚实者，约占总数五分之一（约20艘）。
——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