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化石、城市和文明：学科的诞生
导言
什么是考古学？它是怎样产生的？本章记述了那些推动现代考古学发展的早期考古发现。我们会走进早期古文物收藏家和发掘者的世界，探索围绕人类古代遗物的争论。然后，我们会走入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东地中海，去了解关于世界上早文明的发现。接下来，我们将从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与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Frederick Catherwood）关于中美洲玛雅文明的重大发现和土著印第安人“造墩人”（Moundbuilders）的争论中追寻美洲考古的开端。后，我们还要检视一些寻求解释古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理论与方法，正是它们终促生了当代基本理论与方法。
这些雄伟村落、庙宇和建筑发源于水边，都由石头制成，看起来令人陶醉……我看着它，心想着整个世界上再难发现这样一片土地了……但今天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倾覆与毁坏，一切已成虚无。
——伯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
墨西哥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 1519年
公元前2100年，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乌尔（Ur）的祭司们花了几天时间监督在王室墓地中匆忙挖掘巨坑的工作。几十名工人搬运装满土的篮子爬上一个延长了的土堤斜坡，把土倒在一边。而在坑的底部，一些石匠用拱形砖建造了一间石制墓室。一小列由高级官员组成的队伍把死去的王室成员抬进了坟墓中，逝者身上还穿着华贵的服饰。由黄金、白银制成的碗摆放在灵柩的侧面，碗中盛满了食物。死者的贴身随从们静静地跪在地上，吞下毒药，与主人一起永生于地下。围墙环绕的墓室位于葬坑后面，祭司在坑中主持了豪华的葬礼。
一长列士兵、侍臣和男女仆役排队进入葬坑，他们穿着华美的长袍和制服，佩戴着象征等级的徽章，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个装满毒药的小陶杯。乐官演奏着七弦琴，王室车夫驾着四轮牛车从斜坡驶入埋葬坑，直至坑底指定的位置。车夫们握着缰绳，让焦躁不安的动物安静下来（图1.1）。每个人都按照次序，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音乐响起。一小队士兵机警地守卫着斜坡的顶部。埋葬坑中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举起陶杯，把毒药倒入口中。每个人在事先为他们安排好的地方躺下，等待死亡的降临，随着身体的抽搐，他们渐渐静止不动了，坑上的一些人快速地下到坑内将牛杀死。王室成员由此开始了他们在死后的漫长旅程。
祭司们用土和砖结构覆盖墓室，随后回填埋葬坑，并将一层层的黏土运入坡道。每层之间用一个牺牲作为标记，直到整座墓葬被填平。
众所期待的考古学就是发掘埋于地底的宝藏、满饰黄金的法老和带有传奇色彩的失落文明。很多人把考古学家想象成经历传奇的探险家，像电影中的印第安纳·琼斯一样。漫画家经常把我们刻画成偏执的学者，戴着遮阳帽在金字塔的某个角落寻找字牍。公众把我们当成一群书呆子，认为我们过于好古，以致对现实生活鲜有关注。诸如图坦卡蒙（Tutankhamun）陵墓的发现也确实强化了人们把考古学与冒险、传奇相联系的想法（见发现专题“图坦卡蒙墓，埃及，1922 年”）。
1926 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爵士通过卓越的考古发掘工作，重现了乌尔陵墓；他揭露出一层置于黄金地毯上的人骨架。伍利是在非常严苛的条件下获得这些惊人发现的，与他一同发掘的有为数不多的专家和100 多名雇来的工人。当发掘遇到困难时，他便请来幼发拉底河的船夫吟唱船歌，以鼓舞大家的士气。在4年中，伍利清理了2000多处平民墓葬和16座皇室贵族墓葬，他用小刷子和小刀认真地清理每一具遗骸。在用液态石蜡油对头骨进行处理后，伍利举起王后的头骨，发状的冠巾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上面。伍利注意到不远处的一个壁龛，他把石膏浇入其中，复原出了一个木制琴箱的轮廓。他还从细小的碎片中复原出了山羊画像的轮廓。伍利称这次墓葬发掘就像在做“三维拼图”，在记录人殉时他写道：“赤红色的服饰、黄金、白银，五颜六色；很显然，这些人并非如同牲畜般被杀死的奴隶，他们还穿着官服，留有荣耀。”（Woolley, 1982:123）可惜的是，伍利的复原无法被验证，他的发掘记录对于验证来说还不够充分。
1.1 什么是考古学？
虽然印第安纳·琼斯被称为是20 世纪早期几位发掘者的虚构组合，但我至今还没有见过一位这样的职业考古学家——倒是有少数几位爱戴遮阳帽。一个月就发现一个古代文明，一周就能找到几个王宫，这样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如今的考古学是多学科交叉的学科，而人类学和历史学（history）是它的根基。
考古学（archaeology）是对于人类过去、古代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的科学研究，它的研究时段从人类早期一直到现在。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考古学研究都可作为广义人类学（anthropology）的一部分，关注古代与现代人类的方方面面。然而考古学家（archaeologist）又是科学家中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研究的是长时段人类文化的变化。
考古学是仅有的一个源于寻宝的学科和专业。19 世纪的考古学通常由寻找遗失的城市或王族陵墓组成，那是一个充满冒险与刺激的时代，同时也不得不承认，那也是一个肆无忌惮劫掠文物的时代。残破的王室陵墓和庙宇、城市中几近被夷平的土墩，无不是对人类历史难以估量的破坏。所幸，寻宝逐渐被科学发掘所取代，终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门高度复杂的学科。考古学能发展至今天，不但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变革，还依靠那些卓越的前辈，是他们发现并找到了遥远陆地上的失落文明。
那么，考古学是如何产生的呢？这里列举了一些重要事迹，它们是从众多重要发现中拣选出来的。
1.2 考古学的开端
人们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猜测人类起源和遥远的过去。公元前8世纪，希腊作家赫西俄德（Hesiod）就已经写下人类经历过的五个伟大历史时代。先是黄金时代，“人们过得自由自在”；后是战乱时代，每个人都历经巨大的悲痛，非常艰难地生存。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国王那波尼德（Nabonidus）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附近挖到了深埋于地下的古代城墙，他的工人还在巴比伦附近的阿卡德（Agade）找到了伊什塔尔（Ishtar）女神庙的建筑基址。一块古代石碑记载道：“这些发现令国王心花怒放并颁发了奖赏。”
之后的几个世纪，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对他们的远古祖先抱有极大兴趣。居住在北方平原上的斯基泰“野蛮人”用人头骨制成的杯子喝酒，而远在西北的不列颠人则把蓝色色彩涂抹在自己的身上。古典时期的作家们描写了人类长期连续性的生活。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写道：“事物总是不断往复更新，有些民族强大了，有些衰落了，在短短的时间内代代更替，像赛跑者一样把生命的火炬传递下去。”（De Rerum Natura II: 75）
考古学的历史真正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在那个时代，获取知识的渴望被重新唤醒，人们对欧洲大陆以外的世界和古代文明都充满着好奇。有空闲时间的有钱人也追随着当时学者的脚步，在希腊和意大利广泛游历，研究古物并收集罗马时期的艺术品。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旅行者中有人通过非法挖掘，在古代神庙和罗马庭院中找到雕像。那些富有的文物收藏爱好者们的收藏柜内很快堆满了大量古代艺术珍宝，关于古代大陆的学术研究也成为显学。
1738年，意大利国王派遣西班牙工匠罗克·杰奎因·德·阿尔库维雷（Rocque Joaquin de Alcubierre）发掘著名的赫库兰尼姆城（Herculaneum），这座古罗马城市在公元79年被突然爆发的维苏威火山深埋于火山灰之下。阿尔库维雷爆破了坚硬如石的灰层，凿开一条隧道，一直斜伸至地下厅室。在那里，他发现了珠宝、典型的赫库兰尼姆雕塑和残碎的铜马。参观者走进狭窄的隧道，徜徉在埋藏于地下的剧院、石柱式住宅以及装饰着壁画的房屋之间。包括囚犯在内的数以百计的男性在地下工作着，复原那些铜器碎片和莎草纸卷轴上的文本，并抄录下那些现已遗失的希腊杰作。终，毒气、泥浆和垮塌的隧道给这次荣耀的寻宝行动画上了句点。
许多文物收藏者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古代大陆进行探险，所以他们就在自己的家乡找寻古物。英格兰南部高地的巨石阵是著名的一处古迹，“这些巨石尺寸精妙，像门廊一样屹立在地面上”（Chippindale，1994:21）。收藏者们的欲望难以满足，他们挖掘地下的古代坟墓和河里的砾石，并修复各式各样的史前遗物，包括陶器、石斧、石锛、铜制工具，甚至还有并不多见的金饰。他们的发掘方式粗鲁而野蛮，经常是急匆匆地直接挖进墓中央，然后尽可能快地找到骨骸和随葬品（图1.3）。一些身手敏捷的挖掘者一天就可以挖完两三座墓葬。他们在发掘记录中频繁地抱怨许多纤弱的文物“在他们能够一睹其形状之前就化为乌有了”。考虑到他们采取的野蛮发掘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奇怪。
直到19世纪，考古学与寻宝行动都没有多大差别，甚至成为一种炫耀。不仅如此，史前时代的考古学记录还仅仅是一堆乱糟糟的石头、金属工具和陶器。“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像笼罩在一层薄雾中一样。”一位丹麦学者在1806年这样抱怨道。
三期论和人类古迹
虽然一些18世纪的古物收藏者乐于把发现的宝物在展厅中展出，但也有一些人被“谁制造了这些器物”这一问题所困扰。器物制造者是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过着狩猎采集与农耕的生活呢？还是与动物别无两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是否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社会？我们需要一些为过去分类与定年的方法。
个突破出现在1816年。这一年，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在哥本哈根将国家博物馆馆藏古物向公众开放。多年来，学者们经常提及的三期论是没有金属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凭借着对排序的热情，汤姆森把博物馆中杂乱无章的藏品摆放到不同的房间中。在一个展厅中，他陈列了石器时代的工具，“在那时，人们对于金属基本上一无所知”；另一个展厅里，展示的则是石器和铜器，但没有铁器；第三个展厅是铁器时代墓葬中的随葬品。
汤姆森的新体系——“三期论”（Three-age System）——很快便为人们所知晓，直到今天它仍然被用于史前时期的划分。汤姆森知道他的构想仅仅是个理论，但他的一个助手，延斯·雅各布·沃索（Jens Jacob Worsaae）走到田野中，发掘了更多的墓葬和遗址。沃索在地层上证实了石器时代遗存位于铜器时代地层之下，而铁器时代的遗址是年代晚的。三期论的合理性至此完全建立起来，并在19 世纪60 年代得到了广泛传播。
但是人类究竟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从中世纪到18世纪晚期，西方人一直都相信《圣经》中的记载，《创世记》（Genesis 1）记述了上帝在6天内创造世界和它的居民。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为人类的诞生和世界人口提供了一系列的解释。在17世纪，詹姆斯·厄谢尔大主教（Archbishop James Ussher）曾用《圣经·旧约》里记载的谱系计算出整个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前夜被创造出来的。这些古怪算法得出的结论很快就成为神学信条，在19世纪早期，当另外一些专家指出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要比6000年长得多时，这一信条还依然被那些狂热的神学家们捍卫着。
伴随着大量运河与铁路的修建，18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催生出了一类新兴科学家——田野地质学家。像地层学奠基人、英国人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一样，很多人都在进行对土壤地层的日常调查。史密斯认识到地球并非由神创造，而是由侵蚀、风化、沉积等自然作用形成的，这些步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完成——远远超过6000年。这个地球形成的理论即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史密斯调查的许多地质地层中包含了早已灭绝动物的化石，法国科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将它们结合在了一起。居维叶再现了翼龙和猛犸象，并用动物化石为地质层进行排序，每个地质层都含有特征明显的动物化石。但这些地层的年代是多少？居维叶相信上帝在用大洪水淹没了早期生物之后，创造出了地球上的连续地层，人类是在近一次洪水之后被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仅有6000年历史。
居维叶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摆在他眼前的就是人类在更早时候就已经生活存在的证据。早在1600年，在伦敦的中心地带就发现过一些猛犸象骨和一把石斧，但遗憾的是，没有知名科学家采集这些标本，随后也没有发现同样类型的标本。19世纪30年代，均变论得以完善，特别是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爵士所著《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一书，该书对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有着巨大影响。
1836年，一名古怪的法国海关官员布歇·德·佩尔特斯（Boucher de Perthes）开始在法国北部阿布维尔（Abbeville）附近的索姆河（Somme River）砾石中挖掘化石，他在一类已经灭绝的河马骨骼旁边发现了许多石斧。布歇·德·佩尔特斯宣称，这些石斧是大洪水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所使用的工具，但他的这一说法却遭到了学者们的讥笑。直到1858年，当石制工具和犀牛、猛犸象、穴熊的骨骼在英格兰西南布里克瑟姆（Brixham）附近一个洞穴的封闭地层中被发现时，科学机构才终意识到这个伴生现象的重要性。1859年，多批英国地质学家、考古学家穿过英吉利海峡，去考察佩尔特斯的发现。
同年，即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出版，这是19世纪一部重要的科学著作。它阐释了进化的理论和机制，提供了人类历史的理论框架，人类的历史可以延长至遥远的过去，绝不仅仅有6000年。达尔文本人关于人类祖先所言不多，但人类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假说还是使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虔诚教徒感到恐惧（图1.4）。“我的天哪，让我们祈祷这不是真的。”一位心神不安的母亲惊呼道。关于进化的争论十分激烈，科学家们开始了对于人类祖先的长期探究，这种探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857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附近的尼安德特山洞中工作的采石匠发现了一个样子奇特、额头突出的人类头骨，它与解剖学家先前所见过的人类头骨都不一样。许多专家认为它属于某个现代隐士，或者拿破仑的士兵，但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分析了这个头盖骨，并且与现代人类和黑猩猩的头骨相比较，指出它具有一些类人猿特征。这是人类进化与类人猿有关的个科学例证。赫胥黎把人类与类人猿的演化关系称作“问题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questions），它一直是科学家研究的主题。
接下来的数十年里，类人猿与人类之间的过渡动物成了人们广泛关注的研究对象。甚至在今天，早期人类化石的发现仍会引起全社会的兴奋，它们的发现者也经常会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当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宣称，他于 1924 年在南非发现了原始类人猿“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南方类人猿）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热议。著名的利基家族——路易斯、玛丽、儿子理查德及其妻子米薇——凭借专业的田野工作、直觉和十足的耐心，在有关早期人类进化的篇章中出现的次数比其他科学家加在一起还要多。例如，路易斯和玛丽·利基（Louis and Mary Leakey）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寻找人类化石将近25年，终才于1959年发现了距今175万年的南方古猿头盖骨。自那以后，他们的关注地区向北转移到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Lake Turkana）地区和荒无人烟的埃塞俄比亚阿瓦什（Awash）地区，该地区在500万年前曾覆盖有茂盛的林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大量人类化石并没有消除分歧。在当今世界，关于人类进化和早期人类行为的激烈争论与达尔文时代并没有多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