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世界的叛徒1909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在日本结婚。1911年9月，在兄长鲁迅的督促敲打之下，周作人带着信子回到了绍兴。按照钱理群的推断，“如果不是因为母亲和大哥的催促，周作人也许就在赤羽桥边守着自己的日本夫人，这么一直过着游惰的生活，同时编织着超然于世的梦”。回国之后，他依旧希望在游戏中生产伟大的艺术，一心乞愿闭门读书，然而却被政治不断地挑衅、诱惑、纠缠，陷入那些永恒的——“个人和国家之间、劳资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冲突；物质利益的贪欲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民族的有组织的自私自利和人类的崇高理想之间的冲突；同商业和国家的庞大组织不可分的一切丑恶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与人类要求单纯、美观和完全消闲的天性之间的冲突。”华北沦陷时，周作人正“在无聊中写小文消遣”，“南方无处可归，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不久，除个别年事已高或疾病缠身的老同志，后一批滞留北平的北大教授郑天挺、陈雪屏、邱椿等人也于11月17日乘河北轮南下。根据时任校长蒋梦麟1946年8月14日在周作人审判中呈递的文件及证词，他确曾从南方驰电北平，托付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周作人四人保管北京大学校产，另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而据周作人自己回忆，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想占北大第二院做本部，留守事务员找到他与冯汉叔，后由他出面请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挡驾”，这才将北大理学院的仪器设备予以保留。枪击刺杀事件后不久，周作人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受认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在周作人的观念里，既是蒋梦麟要他托管校产，自己以前也是北大教授，那么现在当个院长，只不过是调动工作罢了。这时统治北平的是日本人，管理北大的自然也是日本人，谁统治北大，与自己当不当文学院院长，截然不搭界。加之地缘政治在时局中的作用，顺水推舟也促成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物心态的松动和挪移。华北伪政府的要员当中，王克敏、汤尔和、王荫泰、余晋和、邵东湖都是浙江人；潘祖显、张剑初、胡铭粲、许修直等也是原籍浙江。其中，王荫泰、余晋和甚至和周作人同为绍兴老乡。虽说出身官宦人家，周作人在做官方面根本比不得鲁迅，他出任伪职上并无作为，多数是执行汤尔和制定的方针路线。及至北平陷落，汤尔和病逝，周作人接替他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此人也颇值得一提，他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是柏林大学、日本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1922年后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编译校译了大量的医学书，内容涵盖内科、妇科、眼科、解剖学、病原微生物、免疫学以及精神病学等诸多方面，堪称一位博学的自然人类学家，与周作人的自然历史主义的审美趣味颇有几分相合。周作人作有《汤尔和先生》序一篇，彼时，汤尔和在他心中是纯粹之人，他的为政都是按照医生的标准来进行操作的。1942年11月，周作人写下《中国的思想问题》，文中引用焦循之语，创造性地将儒家思想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认为所谓“仁”的根本就是“人之生物的本能”。时人诟病此篇宣扬儒家思想的文章是向日本人献媚。然而，1943年8月，在第二届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却借此攻击周作人为“反动的文坛老作家”，因文中有“不应阻碍中国人民欲望的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周作人两面不讨好。和同时代人不一样，他心里并没装着政府、伪政府、国民党、共产党的区隔；不懂做官，更不懂政治；没有守节的思想，认为看守校产和照顾家眷比守节更重要。爱国和爱政府，在他那里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在《排日》一文中，周作人表示“我不是国家主义者。我对于普通外交上的纠纷大抵不很能够明了其真相。我听了两方面似乎都言之成理的话时常苦于取舍，不知是哪一边对的，我并不一定觉得本国是不错的”。不谋而合的是，霭理士的诸多朋友在文字记载中都曾写道，霭理士一生从未行使过投票权。他对政治、战争都显现出异常冷漠的态度。1906年他给佩里-科斯特（Perry-Coste）的信件中写道：“我不参与政治。这两个党派都是一码事。”国难鼎沸之时，北平各大院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教员学生遭遇侦讯迫害，被迫停课；抓捕、拷打事件随处可闻。周作人泰山压顶而不动，依旧闭门读书。学者钱理群注意到，周作人在1937年9月所写的《俞理初的诙谐》一文透露了其无动于衷的心境：“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乱象丛生的世界里，周作人用他的杂学建造起一座堡垒，且“这个堡垒是非常坚固的。在这内外分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就躲在这个坚硬的壳里做着安然的白日好梦”。这位“莫须有先生”，“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着我们一齐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即是危城，他的家在这里。而我们则是逃之”。固守书斋、高士洗耳的还有霭理士，他虽未因此名誉尽毁，却同样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正是这不问世事的书呆子气，而不是后世许多研究者考证出的性无能，导致霭理士失去了至爱的奥利文。一生没有任何绯闻的周作人，对自己的婚姻向来讳莫如深；与他截然相反，霭理士在晚年回忆录中，惊世骇俗地对自己一生的情爱作了事无巨细的披露。根据其公诸于世的早年通信，霭理士的灵魂伴侣奥利文就曾愤愤地指出，霭理士是她一生认识的所有人中的纯粹读书人——除了读书人你什么都不是。在读书之外的其他方面，你死得非常彻底。这是你的弱点也正是你的强大之处。这是为什么你可以去从事于世界有伟岸意义的工作。世界冲撞着你，你却岿然不动，考证着某个英国古代剧作家拼写中是否少了一个点。你亲密的朋友们被拉进监狱，你热衷的理论被尝试施行，残暴的行径被施予无辜儿童——你只是惊讶地看一下，在你正好看到且对方能领教到时，予以谴责……给你两百镑一年，你就能把自己龟缩进抽象的思考，不问世事。革命时代永远别指望你走在十字街头……你静坐一隅，无感，无为……我觉得你从不释放自己的个性与志向。1884年11月，当奥利文遇到了冲锋陷阵意志强烈的卡尔（Karl Pearson），便迅速与之坠入情网。比较起霭理士《女性与社会主义》中表达的对未来女性的模糊观点，及对社会主义持有的不确定感，卡尔的论文显得生机勃勃、直率坦荡、信仰坚定。他烈焰般的革命热情，对奥利文形成了致命的吸引力，她感到自己在价值和意识形态上，已与霭理士渐行渐远，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维系终身的伟大友谊——奥利文愤怒的不满里，同时蕴涵了至高的褒奖与崇敬。对于外界的无所冀求，某种程度上，正是其无处安置的对内部世界庞大欲望的表征，一如青春期少年用恶作剧和刻意冷漠去挑逗心仪姑娘的把戏。无论是霭理士还是周作人，都对聚光灯下的生活毫无兴趣且局促无措。尽管两人都是他们时代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公知”，他们自身都从未表现出热衷成为“公知”的激情。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霭理士只在极少数文章中提及改变了他所处世界的战争；而周作人一心隐退苦雨斋，甘作线装书中的活古人。即便是对于他们倾其一生为之著书立说、赞美维权的“女性同胞”，二人也都几乎从未展开过真正意义上的猛烈追求。尽管以其情爱姿态对应政治姿态是危险的，但似乎不难看出，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撤退意识”——从现时现代撤出，以便全身心投入属于他们的战斗。济慈口中的“小小的声明”，以及外界的褒贬，对于将自身“圣人化”的过度低调者，显然诱惑力不足。霭理士自信地宣称：“世界赋予了我人生诸多奇迹，也终将在我身上找到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