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的类型
人们可能遭遇产生应激、创伤或哀伤的许多不同的丧失类型。以下是危机干预工作者可能遇到的几种类型，但本章的目的并不是为每一种特别的危机提供一种对应的干预技术。因为丧失的范围很广，因此这里介绍的是运用于丧失者的基本帮助技巧与策略。
配偶死亡
配偶的死亡一旦发生，这种丧亲之痛是难以想象和描述的，因为它会给遗属造成情感上的麻木和深刻的悲痛，这种空虚和深刻的哀伤是无与伦比的（Kübler-Ross & Kessler， 2005， p. 29；Parkes & Prigerson， 2010）。在人的一生中，配偶死亡是的情感应激与打击事件之一（Cramer， Keitel， & Zevon， 1990；Daggett， 2002；Leathy， 1993）。Camelley及其同事（2006）研究了守寡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数十载后，寡妇还是会不断地谈论，想念自己的已故丈夫，并对他的死亡满怀感伤。20年过去的丧失，她们仍然会每周或者每两周回忆一次与已故的配偶一起生活的日子，并且平均每个月都会与别人聊一次与已故配偶有关的故事。在失去配偶12年半以后，当她们回忆起已故的配偶时，她们仍然感到沮丧，频率一般处在“有时”到“很少”之间。
根据这个研究，今年年底，如果再次调查那个遭受丧子之痛的父亲，如果他还在为丧子之事而哀伤，你是否会感到很惊讶呢？丧失配偶就如同你自己也掉了一半的魂。当你很需要至关重要的另一半时，你会感觉很寂寞。当你认为自己在整个生活中所构建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受打击（Van Praagh， 2000， p. 96）。正如James Van Praagh所说的那样，“在我妈妈死的那天，我爸爸不再是我一生都熟悉的那个人”（p. 97）。James Van Praagh所说的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父亲会发生什么改变以及他将如何应对丧失；第二，不仅是整个家庭要如何应对丧失母亲的哀伤，而且也包括他们要如何应对父亲的丧亲之痛。如果父亲要独自承担起照顾未成年子女的任务，第二点就尤为重要（Glazer et al.， 2010）。
与男性（鳏夫）相比，有更多女性（寡妇）幸存者。丧偶者通常必须独自面对许多问题和整个居丧的过程。除了即刻的震惊和应激外，许多幸存者还要面对严重的个人、情感、经济、社会、职业、家庭以及社区问题（Buckley et al.， 2010；Johnson， 1977；Khosravan et al.，2010；Osterweis， Solomon， & Green， 1984， pp. 71-75；Pizzetti & Manfredini， 2008；Rando， 1984， pp. 144-149；Vahtera et al.， 2006）。对于年老的幸存者更糟糕的是，配偶的死亡会加速老年幸存者的死亡（Elwert & Christakis， 2008；Hart et al.， 2007）。
似乎其他的因素也会影响遗属的死亡率，有相关研究发现（Elwert & Christakis， 2006），种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幸存配偶的死亡率，当白种人在饱受配偶死亡带来的显著的、持续的死亡风险增加时，非裔美国人却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宗教也可能影响幸存配偶的生存时间。Abei和Kruger（2009）发现，当妻子死后，天主教男人比犹太男人的生存时间长2.2年；当丈夫死后，天主教女人比犹太女人的生存时间长1.5年。
因此，如果你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非裔美国人，那么你就应该保持镇静吗？如果你是一个犹太白人，那么你就应该变得焦虑吗？没必要，但是作为一个危机干预工作者，你就应该理解众多的因素都会影响死者遗属的生存时间，你也应该意识到当你在处理哀伤和居丧的时候，一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人也需要你的仔细观察。再者，当一些人可能认为居丧和哀伤不应该归为精神疾病类别时，大量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装有邪恶黄蜂的潘多拉盒子，它能通过多种方式刺痛遗属的悲痛心灵，并且，当一些遗属免疫系统功能下降时，这就会加速他们的死亡。因此，危机干预工作者和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者尤其要懂得居丧和哀伤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因为照料而导致的丧失
照料对于配偶和父母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长时间的照顾会导致无论是接收照料者还是提供照料者的彻底变化。你可能会刻板地觉得所谓照料者，就是给临终疾病患者或者慢性残疾卧床不起的病人提供常年细心照料的人。请想象一位父亲，他有一个28岁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他的儿子有强迫和妄想观念，因此而成为警方监控的头号人物之一，因为放弃了药物治疗，所以他的病情慢慢地变得严重起来，他的父母睡得很警觉，并且他还在他卧室的不锈钢门上安装了重型钢筋门闩。换句话说，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照料者，数量上也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慢慢老去，由于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延长了寿命，因此那些本来可能已经死了的人，现在可能还活着，但遭受着严重的精神或躯体上的残疾。
由于这种丧失的模糊性，因此失去人际关系导致的哀伤和居丧中混杂了挫折感。照料的接受者是活着的，然而要么在生理上，要么在心理上，或者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已经不在了。因此以前那些行为上的任务（谁来报税、支付账单、照顾汽车、给孩子们做午餐）、情感上的联系（情感支持、性行为）、认知上的能力（应对工作的变动、决定孩子上哪所大学、买哪栋房子）等都没法继续了（Betz & Thorngren ， 2006）。照料者经常报告身份丧失的感觉（Dickson et al.， 2010），例如，随着他们更深地进入到照料者的角色，他们觉得自己从以前的配偶和爱人变成了现在的照料者和护士。
糟糕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优秀的照料者身上，即使他们能照顾好脊髓损伤的患者、头部创伤的患者、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晚期癌症患者、肾病患者、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痴呆患者、精神和身体上有缺陷的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其他因疾病而丧失行为能力且需要长期保健和细心照料的患者。那些有复杂性哀伤的照料者报告他们面对更多家庭内部冲突，因为其他家庭成员拒绝接受疾病的事实或者照料方式（Kramer et al.， 2010）。
照料者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遭受着沮丧、哀伤、愤怒、内疚、担心、孤立、怨恨、经济困难、挫折、人际关系的中断、丧失就业能力，如果他们比照料对象更年迈，则担心照料对象的未来。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并且常常因为照料别人带来的持续躯体和心理压力而恶化。照料对象去世的时间早晚也对照料者有影响（Adams， 2006；Morgan，2009；Ott， Sanders， & Kelber， 2007；Taylor et al.， 2008）。Keene和Prokos（2008）发现在照料对象去世后，与非照料者或只提供了短期照料的配偶相比较，提供了长期照料的配偶会感到更明显的解脱，而且抑郁症状也较少。看起来似乎很冷血，但从长期照料的负担中解脱，似乎可以让照料者更好地应对他们的丧失。
有足够理由认为，在美国，随着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步入退行性疾病高发年龄阶段，照料者的数量也将增加。其他国家会在国家层面上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持性服务，但这些项目运作得如何仍是一个未知数。在美国，这些人qun获得的服务水平低下，主要依赖于慈善组织的帮助，如精神疾病患者联盟、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和其他特定的疾病支持团体。由于照料对象持续存在的医学上或经济上的危机，以及提供照料导致照料者本身的慢性应激，大部分照料者经常处于亚危机或危机状态。
这些照料者和他们所照料的人经常会引起一线危机干预工作者的关注。帮助这些人加入支持qun体，通过休假或暂停计划来暂时获得解脱，规划未来，获得心理帮助和支持性心理疗法，负面情绪正常化，发现外部帮助，获得资金上、医疗上和法律上的援助，获得关于照料者问题的心理教育以及寻找丧失的意义，这些都是危机干预工作者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Adams， 2006；Dillenburger & McKerr， 2009；Haley et al.， 2008；Morga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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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策略
现有的研究表明，在丧失和哀伤领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阶段理论其实不太可行，如果我们对此深信不疑，那么就面临着需要为每一个有哀伤问题的来访者订制一套干预策略的难题。此外，当我们将哀伤二分类为正常哀伤和复杂性/持续性哀伤时，我们将面临另一个难题，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干预呢？尽管描述本章中涉及的哀伤概念和相应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种族和性别等的研究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测试干预措施效果的实际研究却寥若晨星。
更复杂的是，似乎针对哀伤和居丧的干预措施并不十分有效。元分析研究结果始终显示，总体而言，针对哀伤的干预结果并不如其他大部分心理问题的干预结果那么理想。从本质上来说，大多数有哀伤问题的人并没有变得更好，事实上反而变得更差（ Allumbaugh & Hoyt， 1999；Currier， Holland， & Neimeyer， 2007；Currier， Neimeyer， & Berman， 2008；Kato & Mann， 1999；Neimeyer， 2000；Rosner， Kruse， & Hagl， 201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针对正常哀伤反应的干预往往无效，针对复杂性/持续性哀伤的干预却可以获得与其他心理干预等同的良好效果。此外，主动寻求帮助的来访者比工作人员主动提供帮助的来访者表现更好（Currier， Neimeyer， & Berman， 2008；Rossner， Kruse， & Hagi， 2010）。这一发现再次印证了整个丧失干预领域的一个核心理论，即在来访者没有做好准备之前，你没法逼迫其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于心理咨询服务业，我们很确定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关系的好坏是直接决定心理咨询有效程度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相信Altmaier（2011）提出的处理哀伤工作的好实践方法，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是：心理咨询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的关系可能直接影响心理咨询服务的有效程度。
陪在哀伤者身边：
危机干预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尤其在听到了死讯之后，“陪在哀伤者身边”便成了危机干预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它与其所做的其他任何一件事情一样重要。在与哀伤来访者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采用共情的使用、温和的谈话、提供可利用的空间以及引发信任（Altmaier， 2011）。
共情的使用包括倾听、沉默、接受、鼓励来访者表达哀伤和发泄痛苦，客观中立地回应来访者悲痛欲绝的倾诉（Altmaier， 2011）。共情倾听来访者和家人的倾诉是危机干预工作者有用也有效的技能（Rando， 1984）。Balk（1990）的研究也证明了共情倾听的价值，其结果表明，处于居丧阶段的大学生把“专心倾听和陪伴”看作是有利于哀伤者的策略，把“逃避”看作是无用的策略。
温和的谈话应该避免陈词滥调和简单的回应（Altmaier， 2011）。“她在一个更好的地方”“那是上帝的意愿”“良人易逝”“他现在是回家了”“他不再有更多的痛苦了”“上帝爱那些痛苦的人”“未来会有更好的日子”，所有的这些话语说好听点就是打折的安慰，说难听点就是侮辱了。只有那些不知道如何安慰来访者的人才会使用这些陈词滥调。他们真正的意思就是“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帮助你平息哀伤，也非常不好意思去安慰你，但是如果我喃喃自语地说一些陈词滥调，也许我会感觉好一些，也能避免尴尬”。温和的谈话可以共享回忆、倾诉内心的故事，比如借用危机干预工作者的话说：“很抱歉。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表达你现在的情绪，但是我一直在这里，如果你愿意倾诉，我会一直在这里，并且我会用心聆听你的故事”。
提供可利用的空间也是当代丧失领域研究所反复强调的一点—帮助来访者找到支持，为来访者做他们自己目前不能做到的事情（加油打气），但是要让他们告诉我们哪些事情他们能做，哪些事情他们不能做，这样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至少还有一点掌控。提供可利用的空间也意味着时间，因为每一个来访者的哀伤过程都因人而异，因此对于危机干预工作者来说，耐心是一种巨大的美德（Altmaier， 2011）。
引发信任是沟通的基石，能够让来访者相信自己有能力渡过难关、恢复心情和学会成长（Altmaier， 2011）。它不是啦啦队似的号召，而是一种温和的鼓励和信任，使来访者得以直面哀伤而不是逃避。Hughes（1988）认为哀伤来访者对危机干预工作者能力的期望在促进哀伤者愈合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Hughes曾说过危机干预工作者的期望总是会被直接或者间接地传达给来访者，当他们被危机干预工作者“告知”：他们不是无助的受害者，而是强大的、有能力自愈的人的时候，来访者就会很快愈合（p. 77）。
如果能做到这些，危机干预工作者就成为了一个共情、无偏见的精神支柱，能够提供情感上的理解，并让来访者“感到自己被感觉到”（Wylie， 2004， p. 33）。尽管这听起来很奇怪，“感到被自己被感觉到”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陪伴”。正如Schuurman（2007）和De Cristofaro（2007）说的那样，“这就是这么简单，也是这么复杂”（p. 174）。
我们也相信提高危机干预工作者可信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做一些平凡世俗的事情来与我们的来访者建立一种平等关系，就像在灾区进行危机干预时一样。这些义务活动可能包括给来访者亲戚打电话，帮助安排器官捐献活动，联系殡仪馆和花店，寻找法律援助，联系慈善组织，以及购买与操办丧事有关的基本必需品等。如果没有合适的亲戚、朋友来做，或者是居丧者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那么危机干预工作者在这些琐事方面提供帮忙就显得很合适。
针对各种哀伤类型的适宜干预技术
双重作用模式 当危机干预工作者应对这种哀伤模式的时候，他们必须变得灵活自如、适应性强，因为来访者的情感会在丧失取向和恢复取向之间变换不定。在Stroebe及其同事（2005）提出的双重作用模式中，来访者有时候会直面这两种力量的冲突，有时候又会避免这两种力量的冲突（Humphrey， 2009， p. 49）。实际上，危机干预工作者的主要工作不仅仅是容忍，而且也要鼓励这种情绪的摇摆（Stroebe & Schut， 1999）。Humphrey（2009， p. 51）提出了以下使用双重作用模式的建议：
对于Humphrey的建议，我们认为还应该增加一条，该条能够有效解决家庭成员或者其他重要成员所面临的任何困境：针对家庭和其他支持系统的心理教育，让大家了解这个模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成员，当看到来访者表面上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时，会非常沮丧和不满。因此，我们在进展评估以及召开支持性会议时，需要将这些重要人物也纳入进来，这一点非常重要。
适应模式 Martin和Doka（2000）的哀伤适应模式对危机干预工作者有同样的灵活度和适应性要求。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访者们很少固定在该模式的直觉性—工具性哀伤的连续谱中的某一点。在我们看来，这个模式对能力和操作技能要求相当高，治疗者要在广泛的治疗形式中以一种折中的方式来适应来访者情感、行为、认知和精神上的反应。同时注意在通常的三合一式干预策略中纳入精神性。我们不要求你能够直接引用《圣*》《犹太法典》《可兰经》或其他任何宗教典著，但是我们希望你好对这些有所了解。在处理丧失、哀伤、居丧等问题时，如果危机干预工作者不了解或者甚至贬低精神性和宗教信仰，那就等同于在其他心理治疗中不了解甚至贬低情感—行为—认知的干预模式。鉴于以上启示，Martin和Doka（2000）提出的以下几种策略可以作为干预起点。
首先，情感策略应该允许情感的宣泄，这些情感可以是一些所谓的负面情绪，如哭泣到愤怒的咒骂。情感失调是问题性哀伤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情绪发泄为恢复调节能力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通过谨慎地分级逐步暴露于痛苦体验，来逐渐恢复全面情绪调控能力是很重要的。同样，通过仔细规划和选择时间、地点以及人物来进行情感互动现场试验，来访者能够将哀伤从咨询转移到现实世界。评估和修订这些现场试验，可以检验丧失者的能力、技能和界限所在，同时也会加强“虽然计划会失败，但是人不会失败”的思想。
行为策略包含了一系列积极的动态行为（如：跑步、缝衣、钓鱼、园艺、唱歌、骑自行车或修建东西）来取代静态行为（如：坐着走神、长时间地看电视和反复思考亲人的离世）。制订计划处理当前问题，例如：处理死者的遗产，确定退休活动中心，找工作或者是审查财务计划，这些都是具体的、前瞻性行为策略的例子。实践和激励新的适应性行为以对抗消极成瘾行为（如酒精和毒品的滥用、暴饮暴食、厌食或赌博）也是危机干预工作者行为策略的一部分。
认知策略主要处理消极思维。危机干预工作者帮助来访者建立积极指令和积极的精神激励来代替消极的思想。危机干预工作者帮助来访者重新审视激烈、全或无、难以忍受和灾难性的思维，并重组为更加冷静、更少化、更宽容和可以理解的想法。他们同时以关心的方式，帮助来访者挑战其认知逃避、否认、将丧失的影响小化等思维。
精神策略是通过宗教活动来超越丧亲之痛。这是一个敏感和棘手的干预领域，因为每个人的精神或信仰对丧亲之痛与解决途径的解释是有特殊性的。这个干预领域之所以如此敏感和棘手，是因为在丧失亲人之后，这种原发性丧失可能会使来访者怀疑上帝的公平性而失去原来的信仰，导致继发性丧失。危机干预工作者需要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需要探索自己在什么方面能够有效地帮助来访者更新观念，发现新的或者是旧的精神源泉。所以，无论是通过祈祷、冥想、与qun体一起或者独自阅读经文、去祭坛烧香、拥抱一棵大道格拉斯冷杉树或者幻想，这些想法都是为了激活精神的资源，这些事情也不一定非要由一个合格的牧师来完成。
也许这个领域好的原型就是基督教徒Stephen牧师的工作，他训练非教徒给正在经历各种各样困难的人进行精神急救。为了纪念批照顾穷人的督教殉教者，他们给自己命名为“Stephen圣徒”，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训练系统，为那些受到伤害的人提供基督教的照料（Stephen ministries，2011）。我们认为他们的精神救助类似于社区应急工作者（详见第十七章“灾难响应”），而且没有接受专业精神培训的危机干预工作者在加入Stephen牧师的工作室或者其他宗教工作室以后，也做得和专业人员一样出色。因此，我们非常支持与一个可信的神职人员建立一种关系，从而一起来协调哀伤的复苏。
认知行为方法
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是改变消极思维，这是应对复杂性/持续性哀伤常用的治疗方法（Cohen， Mannarino， & Deblinger， 2006；Humphrey， 2009；Shear & Frank， 2006）。认知行为策略既能用于丧亲之痛，也能用于恢复情绪（Shear & Frank， 2006）。认知行为疗法有很多技术，包括放松训练法、脱敏法、思维中断法、认知重建法、消除不合理信念的影响并与之辩论、诱导想象法以及现实想象法，这些方法都可用于处理复杂性/持续性哀伤特有的情感失调、行为失调和回避等问题。
继基本的认知行为疗法之后，又添加了后现代建构主义疗法（Neimeyer，2001， 2010b；Neimeyer et al.， 2007），它强调复杂性/持续性哀伤咨询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意义。构建意义即人对生活中的现实和真相做出相应的解释（Humphrey， 2009， p. 62）。当然，解决丧亲之痛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重塑一个人的生活，建立新的目标，然后朝着新的目标，从过去走向未来。
叙事疗法
叙事疗法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疗法，这种治疗方法强调对人们生活的故事性陈述（Monk et al.， 1997；White， 1989）。叙事疗法在处理哀伤问题时尤其重要，因为它涉及讲故事和重述故事，这些故事实质反映了亲人丧失对幸存者生活的意义。它有助于改变来访者对自己的不良认知，这些不良认知是来访者在企图理解亲人丧失时所形成的，如内疚、虚弱、毁坏、荒废、破碎、羞愧、怯弱等，这些都是让丧失适应变得更复杂的因素（Humphrey， 2009， p. 175）。叙事疗法也能帮助来访者重构而不是中断与死者的关系，也能表达出那些无法形容的想法和感受，这些阻碍了来访者找回他们自己的生活，以及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的想法和感受（Neimeyer， 2010a）。
依恋理论与治疗
依恋理论是应对哀伤的古老理论之一。尽管它起源于阶段理论，但它作为哀伤和丧失的基石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依恋所建立的纽带深深植根于个体之中，一旦被终止，就会出现重大的人格缺陷或裂痕。依恋理论注重研究哀伤者的分离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对逝者的依恋，也强调情感纽带的中断，以及情感上脱离逝者的需求。依恋理论认为人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形成了情感依恋，因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密切情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这个过程为孩子提供了安全和保障，随后与父母的亲密肢体接触会促进其身体、情感和认知的发展（Bowlby， 1969， 1980， 1988）。
理解依恋理论的关键来源于Main（1996， 2000）对“连贯叙事”的研究，这指的是父母对自己生活故事的叙述。这种叙述可以有效地预测这些父母的孩子是否能与其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换句话说，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对所发生事情的认知在起作用。因此，对童年的理解，不关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总是与情感的融合和良好的养育行为正相关（Schuurman & De Cristofaro， 2007）。当用Bowlby和Main的研究来诠释哀伤和丧失时，实际上，它关心的并不是来访者和逝者的客观生活，而是来访者对自己与逝者的生活的主观感受。因此，能否顺利表达出这一思维过程与来访者能否顺利克服丧失与哀伤密切相关。如果叙述是适应不良的，那么来访者也会适应不良。这样，叙事疗法改变故事的作用就可以加入到治疗中。因此，依恋理论与叙事理论是融会贯通的（Dallos & Vetere， 2009）。
丧失的处理
配偶的突然死亡
Stuart Wynn是一个44岁的机械师，他的妻子Kate是一个42岁的图书管理员，他们有一个18岁的女儿Anne，她是高中毕业班的学生。这是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在一个大城市的安静社区里。一天早上，Kate和往常一样乘火车去上班，途中突发严重中风，被救护车送进了一家医院的急诊室，经抢救无效死亡。据Stuart所知，Kate的健康状况一直较好，没有任何病史表明她可能有健康问题。
意外死亡本身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使得遗属应对配偶的突然死亡时往往不知所措（Redmon， 1996）。突然死亡常与暴力有关，这意味着势必会牵涉到专家介入、各种尸检、审讯、鉴定、遗体的返回以及许多其他声明和法律活动。新闻媒体和刑事司法体系在来访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是侵入性和戏剧性的。遗属的反应可能同样具有戏剧性（Cummock， 1996）。意外死亡，尤其是暴力死亡通常会使遗属出现严重的认知失调。他们认为死亡是不合理的，因此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为了理解这些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会埋怨、自责、到处找碴，因而多次出现情感和行为的完全失控（Redmon， 1996）。
工作人员利用《分类评估表》对Stuart进行了评估。其结果为：情感分5分（情感上受到打击，但事实上还能控制），行为分8分（能够小限度地完成与妻子死亡有关的任务），认知分3分（思维过程受危机的影响，但仍在意志的控制下，并且也可适应现实），总分16分（中度损害）。在众多由突发心脏病或中风导致的死亡实例中，Stuart的行为是典型的（Hersh， 1996）。尽管他在配偶突然去世后马上表现出了失衡，但那时他还能够维持心理平衡；丧偶的影响在后期逐渐浮现，使他出现严重的情感、认知以及行为的损害。即便在他能够应付自如的当时，危机干预的帮助也是必要的，而且是受欢迎的。
他的女儿Anne，则比他要失控得多。她的情感分为10分，表现为代偿失调、过度焦虑不安、无法控制情绪；在行为上，她是反复无常、不稳定的，她责怪急诊室工作人员没有让她母亲活下来，因此她的行为分也是10分。她解决问题的能力几乎不适合当时的情形，在安全干预以后，她几乎仍不能控制自己。她的认知评分为8分，总分为28分。主治医师建议Stuart让她女儿留院观察，用药物治疗的方法来逐步缓解她极度焦虑的情绪。也有人提出建议：由于她的极度焦虑，精神科医生应该对她进行评估，分类评估结果显示她可能处在致命的威胁范围内。虽然Anne毋庸置疑是这个案例的重要人物，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将特别关注作为死者配偶的Stuart。关于一个居丧的孩子能遇到的所有问题，我们将会在本章后面详述。
次干预会谈非常简短，只包括危机干预工作者和Stuart。第二次会谈大约在20分钟后，也是一个很短的会面，参与人员包括Stuart和他的女儿以及多学科的医疗团队，这个团队由当班医生、精神病学护士以及医院牧师组成。
这个医疗团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突然死亡情形下处理的复杂的生理、心理、社会问题需要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Larson， 1993，p. 199）。这些起初的短期会面目的在于：
在Kate去世后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和几天里，医疗团队制订了一个长期的治疗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干预策略。无论什么情况，你都不应该建议幸存配偶立即去寻找幸存者团体或者抓紧时间走出丧亲之痛和居丧阶段。这些活动要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哀悼过程来安排，而没有什么是“假设的”或“科学的”时间表（ Humphrey， 2009， p. 6；Shallcross， 2009）。
在Kate突然去世的那天下午，危机干预工作者单独会见了Stuart。以下是与Stuart进行次会谈的部分内容。
干预工作者：（握着Stuart的手）Stuart，我知道妻子突然去世对你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想让你知道，无论你想要做什么我都会在这里帮助你。（沉默，仍然握着Stuart的手）我将与你一起，尽我所能地帮助你。（沉默，仍然握着Stuart的手）危机干预工作者在对Stuart进行评价，认为Stuart正处在一种震惊、否定或不相信的情绪状态里。
Stuart：（工作人员耐心地等了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做出反应）这绝不是真的！我不相信她已经走了。这对我来说太突然了。现在我主要考虑的是Anne—我们的女儿，她怎么样？我的天啊！我要跟她说什么呢？我小姨子刚刚带她来这里了。
干预工作者：只要你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你身边。当然我们需要和Anne以及你的小姨子谈谈。现在，我们整个危机干预团队都会帮助你。
Stuart：在Kate被送走之前，我想单独与Kate待些时间。如果Anne也想要单独与Kate待些时间也可以。你们能为我们做这样的安排吗？
干预工作者：完全可以，我们马上安排。
Stuart：另外有件事情，我担心在我们见到Kate后心情将非常沉痛。她妹妹也会感到非常沉痛。Anne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在我们回到这里后，你们能安排一个小教堂给我们坐一会儿吗？在教堂，有牧师能和我们待一会儿。我给我们的牧师留言了，但是我不知道牧师什么时候过来。
干预工作者：我再打电话给Myer牧师。他已知道Kate去世的事，他说只要你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来。我带你去Kate那里，你们单独与她待一会儿，然后当你们准备好后，我陪你们去教堂。
帮助Stuart的工作是很紧急的。在突然的死亡事件中，像这样一连串的事件、问题和情绪爆发是很典型的。特别是当他亲眼看到、亲自触摸到Kate的遗体时，他才感觉亲人真的已经离他而去了（Hersh， 1996）。Stuart很好地体现了Stroebe等人（2001）所指出的双重作用模式初的影响。因此，危机干预工作者的首要目的是帮助Stuart应付突然出现的问题，每次干预需要一个小时或者一天。
危机干预工作者应谨记，随着时间的推移，Stuart和他的女儿需要开始恢复。但是目前，短期干预的焦点集中在处理Stuart的哀伤上。危机干预工作者也应该敏锐地让Stuart认识到他自己的丧失。决不能试图管理、延迟、加速或干涉Stuart的哀伤过程。危机干预工作者的耐性和保持沉默将作为主要的干预策略，接纳来访者情绪的反复无常。从这种观点上讲，危机干预工作者在帮助死者家属料理后事方面担任了一个协调者的角色，危机干预工作者只需根据来访者的需要、目标和选择提供必要而合适的帮助。这时，危机干预工作者的主要作用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去观察、倾听，什么也不要做，只是“陪伴”来访者，让他自己去感受（Humphrey，2009， pp. 213-214；Wylie， 2004， p. 33）。
在妻子突然死亡后大约两周，Stuart受到了丧妻的强烈影响。Stuart的哀伤和无助体现在快速增长的观察诊断得分上，这种哀伤和无助与他对女儿的精神支持有关。其分数显示：情感分为8分，认知分为8分，行为分为7分，总分为23分。后来的评估结果表明，Stuart应立即接受长期的治疗。危机干预工作者应当警惕，在经历突然丧失的来访者中，出现这种评价分数快速增高的现象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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