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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和谐、团结和合作，令领袖易于统领，结果形成与澳葡政府平起平坐的二元政治，使它大有“协商式民主”和“建设性政治”的影子。然而，由于进行急速现代化的澳门增加了多元化和竞争性的元素，在这个新的社团后传统生活当中，澳门社会的“结构化”和社团的“反身性”却迅速退化，为了令读者更明白如此现象，第六章黄兆辉与夏光合撰的《吉登斯的后期理论概说：浅谈澳门的激进现代性》，从吉登斯的理论出发，陈述以左或右的政治道路来应付，并没有对正现代化问题的焦点，所以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与澳门的社团社会何其相似，但澳门没有正视急速现代化增加了私益和私权等的各种社会问题，于是相应减低了社会的公益心和公共理性等的公共精神，这正是澳门“结构化”和“反身性”衰落的原因。
为了弥补澳门社团社会在“结构化”和“反身性”等互动数量的不足和质量的下降，第七章李燕萍的《澳门社团监督：理据、方法与前景》从监督社团秩序的角度出发，针对急速现代化后社团出现私益和私权的问题，给我们找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与此同时，民众在社会日益现代化的改变下，不断通过社团和政府互动对话后，出现了各自的公共理性反应和社会新生活模态，可是今天澳门的后一后现代性仍有待进一步增强。第八章姚蕴慧的《由传统到后一后现代营造澳门社团的自主性与公共性》把理想中的公民社会与澳门的社团社会对照，立时把后者批判得原形毕露。因为历史原因，20世纪澳葡政府给予社会大众极大的自由和空间，令澳门孕育出世上少有的社团社会格局，400多年来澳门的社会自治文化变得根深蒂固，相比今天境外的大多数由政党执政从上而下推动的狭窄单元价值观，澳门相对显得很特别，尤其是今天政府推动现代化之余，又能保持一定的社会自治，就显得与普世社会的治理格局不一样，即单元现代与多元后现代价值观共存。可是，若与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相比，澳门的社团社会的反省力、纯粹关系、私人意见会合、统整、可执行的公共领域、了解风险能力等能量并不高，距离理想阶段尚远。
正如第五章姚蕴慧的分析发现，澳门社团社会的许多方面其实并不足够，如此的公私领域互动与融合，令我们的公共生活展开了值得期许的诸多愿景之余，也不乏隐忧。第九章朱国伟的《领域融合社会公共生活之愿景与隐忧：兼论公共精神重建之路》逐一描述愿景和隐忧各有六大点，并认为有双向伦理要求的政府与社群互动模式，才是重建公共精神之路。
对于重建信任、防止社会公共性萎缩、肢解或碎片化等的公共精神维护工作，和第五章的处理民意工作，如果政府与社群仍缺乏自身能力来作有质素的互动，看来订立一些互动准则和评估标准来重建公共精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十章陈建新和伍芷蕾的《社群意识与政治效能：第三方评估澳门社团的重要性》建议何不设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来优化社群意识和提高政治效能，经过中立、专业和理性的评估和背书后，社团意见的公共性和公信力更可大大提升，政府的咨询和决策工作也变得有效和认受性高。
除了第三方评估机制来重建公共精神外，有学者更提出须要把公共利益化，接着第十一章夏光的《社团善治：澳门博彩业社会后果的防火墙》探讨近年博彩业对澳门产生的社会后果，特别是社会的道德价值的负面影响、贫富分化的日见扩大、澳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所可能起到的阻碍作用，认为在政府、有关持份者与民间组织充分合作的基础上实行“善治”，才是澳门的出路所在，并大胆建议一些创新的做法，进一步提高澳门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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