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动物庄园》
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主要的政治议题，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何定义不平等，也能反映出我们如何思考自身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不平等的概念和对于它的日常感受，都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究竟何为公平，又何为不公平，而且也直接——不过也可能是潜意识地——将政治意义与伦理意义紧密联系起来。
不平等涉及许多不同维度，例如当前的讨论就包括了社会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健康不平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维度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着很大不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现在常用的分类在以前的时代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在今天，很多不平等仍旧未能获得普遍认可。就以浅显易见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为例，性别平等依旧没有得到广泛支持，而且即使得到口头承诺，也未必能真正得以落实。虽然程度不同，上述情况不仅存在于男性较女性享受法定优越权的独裁国家，而且也同样存在于自认为“主张平等”（起码在性别方面）的国家，包括西方民主国家。因此，人们对不平等可能存在巨大的观念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包括哪种程度的不平等是可接受，哪种程度不可接受，而且根本的差异是哪些方面的不平等是重要的，因为不同的人在自己的道德世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由于人类是社会性动物，而不平等的定义本身是在关系维度，所以对平等与不平等的探讨其实也是对社会结构的探讨。基于这些原因，编著一部不平等简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至少如果有人想在如此复杂和迥异的环境下保持公正的话。
然而，更宽泛的不平等问题中，经济上的不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基础和伴侣。很少有人否认，经济不平等将对现代社会产生巨大挑战，无论是经济高度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尽皆如是。不平等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根基带来的严重威胁已形成广泛共识。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认为，美国的不平等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其程度正在接近或可能已经致使经济增长和民主陷于危机。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表示：“就我们的民主和社会性质而言，我们为这种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的民主被削弱，因为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地转变为政治不平等。”
对于上述观点，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 1856-1941)做了准确概括：“我们要么成为一个民主社会，要么大量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我们无法两者兼得。”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想法不只存在于左翼政治阵营（赖克和斯蒂格利茨是克林顿政府的重要官员，而布兰代斯是反垄断进步人士）。即使是市场经济优越性的强力拥护者，如坚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持这样的观点。他在2007年9月的一次访谈中表示，“当你有愈发强烈的感觉认为资本主义的所得没有被公正地分配，这个体制将难以维系。”
还有普遍共识认为，不平等不是富裕社会独有的内部问题，整个世界都普遍面临不平等问题。所谓全球经济不断整合的全球化——特别是近阶段出现的金融去监管和国家自主权削弱等特征——对国内和全球的不平等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众所周知的亲全球化的传统新自由主义组织——的三位经济学家近撰文指出，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以及国内紧缩政策的实施并未取得预期效应。特别是，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不平等在不断扩大——或至少保持停滞。正如他们所说，“即使增长是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或主要目标，议程的支持者仍需要关注分配效应”。
显然，总体情况要比这几条评论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例如，21世纪的初10年，许多民粹主义拉丁美洲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都出现了不平等下降的情况。同时，至少从全球层面来看，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逐渐赶上发达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1980—2000年间许多国家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与此同时，尽管近期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果，它们仍是全球不平等的国家。同样，尽管全球不平等水平较21世纪初已有明显缓和，但仍比任何单一国家的更高，也比20世纪初或70年代要严重得多。
总之，尽管存在一些对于特定国家和不平等指标的重要警示，广泛存在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仍是当前全球困境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当前美国、国际政治和经济话语的核心。我们需要清醒意识到经济不平等只是更加宽泛的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与不平等极度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将只讨论与经济不平等相关的特定问题。
尽管经济不平等本身并非一个新问题，它在政治话语方面的催化能力却异常强大。原本只被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关注的这个议题，近来是如何成为争论多的问题之一？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当然是观察。如果我们习惯于将不平等视为许多欠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除了那些可能非常贫困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平等程度之所以低，主要归因于每个人都是贫穷的），那么直到近些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公众舆论才开始真正意识到，不平等也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根本性和结构性问题。换句话说，尽管不平等现象之前似乎主要突出存在于欠发达国家，但现在已经渗透到发达国家。
我们无法用其他理由来解释“皮凯蒂现象”（Piketty phenomenon）——为何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在2014年被翻译成英语后成为热门畅销书——或其他发行规模较小但成就非凡的书籍,如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的《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 2009），以及近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的《美国增长的崛起与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2016）——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显示的，该书讨论了内战后美国的生活水平，特别是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令人失望的生活状况。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也引发了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激烈争论。正如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在其《不平等与不稳定》（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句中所写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到了1929年以来前所未见的水平。”1929年正是华尔街崩溃和大萧条开始之际。
此外，激增的不平等现象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或“超级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的结合，为不平等动力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转动力。特别是，不平等和全球化的结合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国家的社会群体，而且这些方式往往互相对立。例如，全球化现象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产生了非常不同的影响，既有助于一些群体在全球收入分配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又迫使另一些人群的收入增长陷入停滞。
所以，我们讨论不平等时涉及两种类别： 国际类别和国内类别。它们有自身动力，也相互依存。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趋势与各国内部的不平等趋势相结合，会产生各种相互关联的现象。其中一些在国家层面尤为明显，例如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层收入危机问题、1%的富有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差距扩大问题，以及经济势力与政治势力之间制衡机制被破坏问题等。相反，一些本质上属于跨国的问题日益增多，比如从穷国到富国的国际移民。这些国内和国际的不平等现象显然是相关的，而全球性因素也肯定会同时在多个国家的国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国内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概念只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以便理解一个基底层趋于统一的系统。
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案例，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层危机与许多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的崛起相对应（这里引号是必要的，因为与老工业化国家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相比，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仍然很穷）。国际移民影响了劳动力供给，也影响了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比。全球化挑战了国家主权以及政治代表机制的功效。相关国家民粹主义的涌现与日益增长的全球化寡头政治网络携手并进。政治层面的不平等以及在政治上对不平等问题的忽视，历来都是这些趋势的驱动力。
基于对这些相互关联问题的观察，2011年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了“全球化悖论”。罗德里克强调政治三元论主要根源于三元之间难以消弭的紧张关系： （1）国家主权、（2）功能良好的民主制度，以及（3）全面的经济全球化。在他的分析中，拥有其中两个元素是可能的，但三者都同时兼得却非常困难，有一个必须牺牲。这一点已得到许多学者和评论家的共识。
人们几乎不需要注意就可以体会到，过去几年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对这种不可持续的紧张局势的不同政治反应的例证。持续的欧元危机佐证了，在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入，却无法构建适当的转移支付联盟的背景下，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之间产生的主权冲突和民主代表权冲突。由于无法解决罗德里克的三元悖论，欧盟遭受了严重的民主赤字。国家主权被削弱，各国促进就业、社会发展和平等政策的能力也被严重限制，从而释放出不平等的力量。2015年希腊危机是这种不良情况的典型表现，即所谓的三巨头机构（欧洲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指指点点，事实上剥夺了该国政府的执政自主权，也剥夺了希腊人民自己的政治代理权。
英国退出欧盟是对同一难题的不同反应方式。英国在这种情况下以牺牲边境开放为代价，获得国家自主权（但是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人民及其代表机构坚决反对英国脱欧，也强烈反对有关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境内民主代表机构的运作机制）。特朗普政府的首批措施——特别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一种自由贸易的伙伴关系）、支持国家基础设施项目（主要为了石油行业的利益）、释放要求汽车行业等重要生产活动不得迁离本土的非正式明确的信号，以及推出在与墨西哥接壤的边界建造反移民墙的法令——也同样或至少是从字面上针对美国中产阶层和蓝领工人经济危机的反应。正是这些阶层感到不知所措，并且认为自己被国际移民和工业空心化等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力量所抛弃。由一个闪烁其词的房地产巨头领导的、广受精于世故的华尔街人士喜爱的政府，究竟能否真正为给予选票支持的蓝领工人行使政治权利却是另一个问题。
简而言之，全球化进程将不平等带向国际，并在国内对其产生影响。而国内与日俱增的不平等又反过来对全球化进程产生影响。
有关不平等的诸多问题中，我们将全球失衡以及对民主的挑战分别作为国家间不平等和国内不平等的代表性议题在此展开讨论。这两个方面问题的相关性很强，也重构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首先，我们把不平等问题置于经济学学科的历史背景中，紧接着讨论这两个层面的不平等问题，探讨妨碍其完全融入学科认识规范的缘由。
本书第1章综合讨论了不平等辩论中的反对立场，以及一些重要因素，有助于指引有关不平等为什么重要的问题（如果它真的重要）。尽管在公共舆论中，目前不平等争论是处于中心地位，但一些学者和专家认为，关注不平等是误导的，也是不重要的。现在很明显，我们认为不平等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问题，但厘清反对的观点也很重要。要说明的是，这场辩论没有人赞成不平等，尽管有人认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益的，可以促进储蓄、资本积累和终增长。相反，辩论是围绕另一个问题展开的，也就是我们应该关注不平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如贫困问题、有尊严生活的能力或经济增长。
史料分析从第2章开始，第3章也有延续。在这些章节中，我们将讨论过去三个世纪内，有关经济不平等的思想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具体而言，我们将讨论一个我们认为对于经济不平等历史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当前的争论也非常重要，即为何不平等研究在相当长时期以来一直处于经济学科的边缘地位。当今政治讨论的焦点往往是经济，经济学家成了为社会问题出谋划策的典型专家。但直到近，经济不平等才摆脱长期被忽视的情况。我们认为，将不平等问题变成一个统计分析的主题，是掩饰其本质并将其边缘化的一种优雅方式。
第4章和第5章讨论了当代两大议题： 全球化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平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这两大议题都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对当前的政治争论也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在分析中给予了特别重视，将它们分别看作是不平等在跨国和国内两个维度上有价值的例子。
后，第6章对政治争论进行了讨论，算是构筑一条通往（不远）未来的桥梁。换句话说，什么样的讨论将长期引导当前争论？什么问题似乎与未来的不平等相关？我们清楚地知道，走到这一步可谓踏上河面的薄冰。但尽管只是作为一次分析模拟，尝试构想一下当前争论会如何演变也是十分重要的。
不幸的是，如果与经济学人士讨论，经济不平等变成了一个技术性和复杂性的议题。而且与其他经济学分支一样，它对数学要求很高。我们尽可能避免了这些技术问题，将不可避免的技术问题转化成简单的文字。本书末尾的附录提供了对主要概念、数据库和计算的简要讨论。附录还展示了支撑我们讨论的工具，以及经济学家做的精细工作，包括概念和信息的提炼，以及为学者、政府官员和公众群体提供的可靠和可信的数据。
这对于一本小部头书来说似乎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是小部头的书至少有一个积极的特征（除简短之外）： 它们迫使作者关注重要的问题，并迫使他们精挑细选。很显然，我们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许多领先学者正在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在这里只能粗略提及。这本书肯定无法替代安东尼·阿特金斯（Anthony B. Atkinson）、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ois Bourguignon）、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詹姆斯·加尔布雷斯、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托马斯·皮凯蒂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发展和不平等领域知名专家的基础研究。
尽管如此，本书有一个独到之处。除了向外行读者介绍不平等研究的主要概念和争议之外，本书还讨论了不平等在经济学领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以及不平等如何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基本问题： 全球化和民主。我们能否给予全球化一幅人性化的图景，能否让民主成为一个可信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