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月 编辑｜赵涵漠
董卿45岁了，在人生进入一个似乎更自由的阶段后，她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你挣脱了束缚以后，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阻挡你。”
在接近凌晨的时候，《人物》记者收到了董卿的采访回复。
董卿还在机房剪《朗读者》，要熬夜了，问采访时间能否推后两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人物》记者在后海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凌晨四点才收工的董卿：短发，淡妆，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自从开始制作《朗读者》，熬夜已经变成了她的常态，她能控制的，是尽量不要熬到天亮。
天亮太难受了，每次走出黑暗得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机房，看着城市在天光下苏醒，人们开始晨练、上班，董卿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
《朗读者》是她次担任制作人和总导演，这档节目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综艺节目，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2。在文化的孤独和娱乐的狂欢之间，董卿偏执地找到了一个属于《朗读者》的位置。
这档节目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正在透支董卿的身体。因为长期熬夜工作，她越来越瘦，白头发、鱼尾纹、斑，这些让大部分女性恐惧的东西一点点出现她身上。父母劝她不能再这么熬了：“你不是20岁了，也不是30岁的身体了。”
董卿45岁了，在人生进入一个似乎更自由的阶段后，她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你挣脱了束缚以后，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阻挡你。”
这种速度的获得不是没有代价的，她不得不牺牲掉生活的其他章节。“很多都顾不上了，我把孩子放在上海，因为他们在上海嘛，我就可以假装看不见，只有半夜的时候，可能凌晨4点、5点回到家，抽空看一下我妈妈发回来的视频”。
她想陪孩子过个暑假，但暑假已经过去一半，孩子还没有看到妈妈的踪影。
“会担心对家人孩子有亏欠吗？”《人物》记者问。
董卿沉默了两秒说：“什么事情都是你选的，这个选择是你做的，所以你只能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工作中的董卿，不是那个在节目里经常掉泪的柔弱女性。在她看来，工作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那是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狠，或者对节目有执念我就不幸福，也许正相反，我的幸福感恰恰来源于此呢。如果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后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导致的，所谓性格即命运可能说的就是这一点吧。”
董卿成长于20世纪70、80年代的上海，父母是知识分子，有着严苛的家教。她从小做家务，背诗词，练长跑，在父亲的求全责备中长大。父亲一度不许她照镜子，说：“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镜子的时间还不如多看书。”
“他老打击你，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才有自信心”。
父亲勤奋、苛刻、固执，这些曾经伤害过她的特质，后来分毫不差地在董卿身上生长出来。像宿命一般，她发现自己和父亲变得越来越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董卿成长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发生剧变的转折路口，人们的命运和际遇突然多了各种可能性。“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所以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机会是我觉得宝贵的东西。还有就是证明自己”。
那个不敢照镜子的小姑娘后来终于证明了自己，站在央视巨大的舞台上的她早就超越了父辈的期待，但她同时也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那是一种奔跑的惯性，只能继续奔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