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 姚大力
蒙古帝国史的研究，需要涉及太广袤的地域、太漫长的时间段、太多语种的文献资料，而漠北草原深处的游牧政治与文化所留下的翔实记载又太过稀少。这就迫使绝大多数学者只好根据自身的兴趣与擅长，把各自的学术探索聚焦于被进一步分割开来的诸多狭小而专门的分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读者想要通过直接阅读一大堆过分专精深奥、过分细部化的专业性著述，从而求得对这段历史的比较深入贯通的理解，也就变得格外困难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大手笔的蒙古史名家；他们力图在创造性地对各种史料及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清理、吸纳和消化的基础上，整体地、准确地展现出蒙古民族历史变迁的宏伟图景。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不但赢得了大量非专业的读者，而且至今仍是从事相关课题的专业工作者必须备置案头的重要参考书籍。
就其总的写作宗旨而言，刻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与上面提到的那几部名著可以说略有相似之处。为了读懂《蒙古秘史》这部用汉字记音方式传承下来的13世纪的伟大蒙古史诗，作者和他的同事们检阅了“十二种语言的重要的手和第二手”文献资料。本书采集史料的范围，包括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撰写于蒙古征服时代的珍贵的叙利亚编年史《巴尔赫布勒斯》，以及伊斯兰世界的伊本阿昔儿《编年史》、术兹札尼书等。虽然还不能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方面存在问题，是作者似乎不能直接阅读汉语文献） ，但是作者在发掘史料和广泛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的不倦努力，确实已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不过，它不同于多桑、格鲁塞等人著述的地方也很明显。作者念念不忘的，是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出发，对蒙古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作出某种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他尤其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蒙古对欧亚旧大陆的征服，给予紧接着就跨入近现代门槛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独特之处，那么我们不妨称之为对蒙古帝国史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现在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作者是如何凭借着人类学视角的观照来窥透某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含义的。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所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接下来追击溃部的战斗中被打散了。他颈脉受创，血流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过来。这时他只觉得全身的血已经流尽，口里干渴难忍。于是陪伴在他身边的一名勇士者勒篾便只身闯入对面的敌营，去为成吉思汗找寻蒙古人爱喝的马奶子。《蒙古秘史》的汉文旁注在这里写道：“者勒篾帽、靴、衣服自的行都行脱着，独裤有的赤裸，相抗拒着立着敌人里面走着。”（按此语大意为：者勒篾脱去自己的帽子、靴子和上下衣服，光身只穿着内裤，朝驻扎在对面的敌方营垒里走去。） 他虽然没有找到马奶，可还是从敌营中带回来一桶马酪，使成吉思汗从重伤中获得稍许的恢复。这段故事是每个研习蒙古史的人都熟知的。但是也许此前还没有人认真想过，为什么者勒篾在闯进敌营时需要裸露着自己的身子？《秘史》记载者勒篾自己的话说，万一在敌方营垒里被人发现，他便能以赤身裸体为证，诡称自己是在即将被自己人处死之前侥幸逃脱，来投奔对方的。不过，本书作者却不满足这一解释。他说：“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间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于礼貌，担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看来这确是一个身处险境的陌生人避免别人注视自己的好办法！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就这样获得了更充分的解说。
也许会有人以为，者勒篾为何要赤裸着身子进入敌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它刨根问底。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人类以往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想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能够从五花八门的片断资料中找回对过去时代的触摸肌肤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无法真切地“看见”他想追寻的那段历史。“不拘细节”或以“不拘细节”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码是不能成为像样的历史学家的！
当然，蒙古帝国时代的历史资料并没有为作者的上述解释提供直接的证据。那么作者是从哪里获得这项有关知识的呢？他曾广泛地游历过古代蒙古人所到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及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后抵达威尼斯。”不过，光靠这种走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断然还无法写得出像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尽管连作者自己对此也一度估计不足。1998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为结束本课题研究而安排的这次“收尾式的短暂旅行”，却变成了另一项长达五年之久的研究。这位文化人类学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觉：这是长期与“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带给他的收益。对于自己的这一大群合作者，他充满敬意地写道：“他们之间总是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判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驻宿，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宜冬季下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击地的回声因而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在冻结的江面上，需要多厚的冰层才能让人骑着马走过，在什么情况下人可以在上面步行，或者必须破冰涉水而过。”
人类学家总是力图从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经验、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出发，去寻找对于他们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蒙古秘史》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对13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识”的基础上。他说，除非把文献读回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否则现代的人们将难以理解史诗叙事的来龙去脉和它作为一部传记史的意义。散见在本书中的诸多新鲜见解，颇多得益于被作者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坚持的这一特殊学术取向。
书中另有一个例子也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在他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尔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 （当时叫作铁木真） 所在的孛儿只斤家族被他们的近亲泰亦赤兀惕部落驱逐出去以后，铁木真在非常孤立无援的生存环境中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发生了冲突。结果他残酷地杀害了别克帖儿。《蒙古秘史》在叙及两人不和时，仅提到别克帖儿曾先后夺走过铁木真捕得的一只云雀和一尾咸水鱼。在一个亟须同心协力以应付危机的时候，为一点小事而害死自己的亲属，铁木真的此种行为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本书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收继婚”习俗，即在一家之长死去以后，由其成年的长房长子继承家长地位，后者并有权利将其生母以外的父亲其他庶妻收娶为自己的妻子。作者写道，在也速该被毒死之后，别克帖儿“渐渐地开始行使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不仅如此，“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 （按，此即铁木真的母亲） 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铁木真的失常行动由此似乎获得了相当圆满的解释。
不过，作者的这次尝试还不能算十分成功。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别克帖儿是否具备长房长子的身份，他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到达能够“行使长男性的特权”，包括娶庶母为妻的年岁！
我们不知道别克帖儿的准确年龄。但是他的同父同母弟弟别勒古台一直活到1251年之后；即使后者是死于1170年或1171年的也速该留下的遗腹子，那时他也已经八十岁开外了。这就是说，既然别勒古台的出生年代不会更晚于1171年，则比他略年长的哥哥别克帖儿本人的生年，也不大会早过成吉思汗出生的1162年。所以他极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至少不存在任何证据可以让本书作者宣称说：“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所以，在那场悲剧发生时，别克帖儿绝不会大于十一二岁。本书对铁木真的焦虑所做的推定，其实是很难成立的。
倘若不揣冒昧，这里或许应当补充说，本书叙述中欠于精确的地方，看来还远远不止是个别的。朝鲜半岛在成吉思汗建国前早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氏高丽王朝；但作者却把它的建立归因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在蒙古帝国之前，中国和欧洲，尤其是中国与西欧之间的确长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沟通；可是由此便断定“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就又显得有点鲁莽了。蒙古人称驿道系统或驿道中转设施为jam。事实上，汉语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来音译蒙语的jam一词之后，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转运地点”这样的含义。本书把驿站称为“牙木” （yam） ，指的是突厥人对这个词的读音，这是不错的。但它同时又说，驿站亦名为ortoo。蒙古语里恐怕没有这个词语；作者所指，或为ortoq一词，元代汉语将它音译为“斡脱”。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权力替蒙古贵族贸易生息的“官捣”，其中以中亚和西亚的外来移民居多。他们做生意时，很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利用驿站系统，但是“斡脱”一词从未变成过驿站本身的别名。
再举两个略微复杂一点的例子。一是本书对蒙古部落的原初经济文化形态，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独特的见解，即把蒙古部的生存环境定位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借以突显出森林狩猎型文化对蒙古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由此便推断说，他们与真正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人，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这个说法，似乎对蒙古人围猎方式与其惯用的军事战略及其他社会动员手段之间的相似性，给出了某种很完美的解释。或许是出于专业性的直觉，他很灵敏地感悟到，较晚才从大兴安岭迁移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部，其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发达程度，与乃蛮、客列亦惕等部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使我想起乃蛮王妃对蒙古部的讥讽；她曾骂他们是一帮“歹气息、烂衣裳”的乌合之众。但是，如果作者所说的“蒙古人”也包括像泰亦赤兀惕、主儿勤等较富裕强大的部落在内，那我们就不能否认，12世纪的蒙古文化从总体上说其实早已演变为游牧的文化了。不应该把铁木真氏族因被他们所属的大营盘驱逐出去而陷入的艰难处境，看作是蒙古部落整体生存状态的写照。另外，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即使起源于森林狩猎民的传统，也早已转变成了草原游牧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没有必要硬将它看作是只能属于森林狩猎民的技术。
其二，书里说道：“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书中又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阿拉伯和印度数学之被引入当日中国，既不出于“蒙古官员发现”云云，也不是因为“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只不过是从伊斯兰世界大批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知识人很自然地将他们早已熟悉的一种技术随身带到了中国而已。事实上，这些数学知识基本上也只在他们中间流行和应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遗址中发现过一块铁板铸造的“方阵图”。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别在其中刻铸从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数目字；每个直行或横行的六个数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这是包含零在内的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的早实证，但它并不能证明上述方阵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时从域外传入中国的。因为在南宋末年钱塘人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一书里，已经出现了比安西王所藏更复杂的方阵图；它横竖各十格，内填一至一百共一百个数字，每横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为五百零五。倒是类似现代算术里用竖式计算多位数与多位数乘积的方法，明代称为“铺地锦”或“格子算”，则很可能是在元代经由中亚细亚伊斯兰世界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技术。除了像这样的极少数例外，在元代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数目字、阿拉伯与印度数学，包括经由阿拉伯中转的欧洲数学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
接纳到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
上面提到的这些缺憾足以提醒读者，哪怕是对一本写得十分精彩的书，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其中所讲的一切内容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这又使我想到，如果能在书中增加一些附注就好了，既用来表彰该书所独有的精当新颖之处，也对那些叙事还不够精审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证或说明。之所以会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猜想，这本书注定会在中国成为读者面极其广泛的畅销读物。层出不穷的“戏说”作品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想进一步追问：“真的”历史，也就是演绎出诸多“戏说”故事的这段或那段真实历史过程，究竟是如何在过去的岁月中现实地发生的？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的兴趣及其阅读能力的“论文专著”。所以在今日中国，由貌似高深的大部头“专著”所装点的“学术繁荣”已甚有过度之势，唯图书市场又缺少“企鹅丛书”或“岩波新书”“中公书库”一类具有极高专业水准的普及本读物。
其实，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学术准确性，或者以辜负读者的高智商作为代价。正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学术品格形成某种挑战。因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置到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想把一本书写得让人读不懂，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专门化的问题表述得使缺乏专业基础的人也能理解，并且还要使他阅读得饶有兴趣，那就十分困难了。在如何将历史知识转化为一般人们的限度的共识方面，本书作者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对所谓“普及性”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说某书具有普及读物的性质，决不意味着它就不值得被专业工作者阅读。专业工作者不但需要广泛接触其所从事领域之外的许多“普及性”读物，而且也完全可以从同一领域的优秀普及读物中获得某些专业上的启发。除了对新近解除禁闭政策的成吉思汗埋葬区的有关信息，本书所提到的绝大部分历史事实是我原来就已经了解的。但是很诚实地说，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在某种新鲜感的推动下，几乎一口气看完了这部著作。书里不时闪现出来的许多锐利见解和生动而流畅的议论，经常会以崭新的观念化的形式将旧有的实证研究重新激活，或者触发一系列新的细部考察，并由此在很多方面推进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足见外在形式十分平易的历史叙事，也可以被写得具有高度的学术张力。
我们都知道，近代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冲击之下形成的。但就旧大陆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维持了大约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学者曾全面研究过这个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本书力图追寻的，则是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作者用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笔调写道：“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历史经常喜欢以“吊诡”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面貌。蒙古对外战争的血腥残忍，它给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文化破坏和强烈的精神创伤，足以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相关记载时依然感到不寒而栗。在把对各地的军事占领转变为持久统治的过程中，蒙古人也施行过不少暴政，做过许多不识时务的事情。本书说他们“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又说南宋军民“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要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要多得多”。这显然已属于太过离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要是没有这个帝国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旧大陆范围的“全球史”，乃至于后来时代欧洲——它之受惠于当日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明显要超过与它相向的另一极——的历史，也就一定会是另一种样子了！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揭示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意味着要为当日蒙古对他国的侵略和蹂躏进行申辩。
本书简略描绘出，包括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等等在内的“欧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何“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启蒙运动却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反亚洲精神”；而“对蒙古人的诅咒”，则成为批判“亚洲劣根性”的典型言说之一。此种欧洲中心论的幽魂后来又奇怪地与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贴附在一起。就这个意义来说，作者的有关阐述似乎还是有所针对的。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说来，他们对历史上的游牧人与定居农耕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较多的是集中在沿“长城南北”这一轴线而伸延的那个层面上。因此，本书按内陆欧亚草原带的东西轴线来铺展的宏伟画卷，也一定会在体察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历史联系方面，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认识和启发。
后，我要从个人专业的角度说一点题外的感想。这本由人类学家撰写的蒙古史著作又一次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学研究固然应当充分发挥其人文取向的原有传统优势，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必须同各种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保持全方位的沟通和相互渗透。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科学，大都在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建立起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的历史专业教学，在对于如何吸纳社会科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上，至今仍缺乏基本的意识。就如同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的：“我们都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诸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和各种名目的量化指标，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一代专业工作者逼得根本没有再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给下一代树立了很坏的榜样，造成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本书作者叙述自己计划中的收尾式旅行如何变作“另一个五年的研究”时，我心中顿时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的感动！这不是一本十全十美的书，但是凭着作者在当年心甘情愿地开始“另一个五年”的精神，我就敢于相信，这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去读的书。
2005年12月写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