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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启蒙

 套用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人们可能会说:一个幽灵,启蒙运动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它看上去悲伤而憔悴,虽然满载荣耀,却浑身都是一场场败仗留下的伤痕。然而,它无所畏惧,依旧带着那讽刺性的笑容。实际上,它换了一副新面孔,继续骚扰着一些人的美梦——他们相信生命之谜全都包含于一个虚幻神秘的神灵的设计,而没有对于人类自由与责任的鲜明意识。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些人认为是时候清算启蒙运动留下的遗产了。当然,他们现在终于可以埋葬那场野心勃勃又麻烦重重的文化革命了。那场革命在18世纪历经千难万险,为的是颠覆旧制度下欧洲那些看似不可改易的信条。人们终于可以扑灭那个用人解放人的不切实际的启蒙信念。那个信念认为人类单凭自身力量就可以摆脱奴役。这股力量还包括对于新旧知识的重新排布,这得益于新兴社会群体的努力,他们拥有一件强大的武器:批判性思维。

Sapere aude——敢于认识。成熟起来。不要害怕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抛开所有古老的权威和古板的传统。一向自律的康德在1784年用少有的热切口吻写下上面的话,还引用了启蒙运动口号。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一些著名的保守分子伪装成现代自由主义者,甚至做起了美梦,幻想可以不费一枪一炮,就恢复旧制度下所有理所当然的确定性因素。它们全都会如潮水般涌回:上帝赋予的权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会统治集团),不平等的规范特征和自然特征,法律认可的少数人特权,义务对权利的优先性,在反对任何世界公民或普世幻想的背景下族群的冲突。

事实上,尽管苦难和不公仍在延续,解放似乎也很无望,但是,如果人们仔细探视我们时代的阴云,就会看到一幅不同的景象。1989年的那些划时代事件,同样对贫乏的新旧解释范式和虚构的历史哲学起到了解放作用,残酷的现实否定了理论。那些事件引发的风暴,让几缕微弱的阳光穿透了时代的阴云。那些事件本身明确标志着冷酷独裁的终结、阶级斗争的暴力谬论的破产,它们曾经被设想为实现假想中的物质进步的不同阶段的一种必要手段,而这种物质进步换不来自由和人权。现在,那场风暴让我们超越了无数的幻梦和再三的失望,重新点燃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它在各处引发了新的研究,也带来了重新研究启蒙运动的要求。这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力图解放人,其范围之广、影响之久,只有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传播可以相比。我们今天就那场革命所提的问题,之前从未有人提出。

我们终于开始解那个关键的结了,而构成这个结的老问题就是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至今它仍是欧洲历史意识的基本原则和内在核心。以不连续性之名,我们会看到一个历史学新时期的开始。历史学家现在摆脱了目的论的约束,摆脱了各种由强大范式所营造的意识形态环境,这个范式长期将启蒙运动经验的终极意义与法国大革命以决定论和有机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结果就是,启蒙运动曾经被等同于那种传遍西方社会的革命的不可阻挡动力。这使人忘记了启蒙运动初的动机是改革,也遮蔽了使其具体形式和内容一直在乌托邦和改革之间摇摆的那些方式。这个历史学上的新时期现在面临一项任务,即将尊严和诠释其意义的自主权交还给按其自身原则运行的启蒙运动世界。观念史学者的每一个解释都指向终的革命性成果,与他们的信念相反,新研究已经开始清楚地显示,这个复杂的文化体系不仅仅包括颠覆性思想在某个有限的知识精英的思想运动中的传播,而且更主要的是还包含一种深深植根于社会的新文明形式的崛起。这幅图景中浮现出一种自认为传播广泛且深远,又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存在于新的表现方式、制度、价值、实践、话语及思维方式的生产和消费之中。在旧制度下的日常现实中,它是一种新鲜却又颇具争议的另类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便是“践行启蒙”(living the Enlightenment)这个表述的中心。本书的焦点在于一种生活经验,一种栖居于世界中的全新、独创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自然和文化、实然和应然、历史语境所提出的挑战和回应这些挑战的可能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都要以一种新的并且十分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和实践。这幅图景将人牢牢地置于中心位置,带着人所特有的能力和局限,带着人逐渐增强、愈加不幸和敏锐的对其有限性的意识,带着人不断重新定义宗教问题和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基础的需要,后产生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现代市民社会。如果那时候没有这种社会的话,任何解放计划都不能付诸实践。

……

重新确定西方世界启蒙运动的传统历史年表和地理分布,对重新描绘18世纪欧洲社会新文化史来说十分必要,为此,所谓的“后期启蒙运动”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关键时期了,尤其是18世纪的后25年,以及1776年美国革命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十几年。

要想集中研究启蒙运动所属世界的原初的和基本特点,理解这一历史时期是十分必要的;启蒙世界的遗产将在后世引起热烈的争论和斗争,而这些争论和斗争正是本书所分析的重要问题之一。在那些年月里,启蒙运动并不仅仅局限在一小部分受迫害的、钟爱抽象概念的知识分子当中,实际上它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胜利,成为欧洲精英分子中的主流文化:它是一种十分轰动且流行的现象,对支持它的人以及反对它的人都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启蒙运动的话语在亲近它的人和敌视它的人中间都得到了采用。它的观念、价值和文化实践在学术界、共济会、社交聚会、大学俱乐部、读书会甚至宫廷政治中都产生了影响。从圣彼得堡到费城,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不仅在首都这样的大城市,也在各省,启蒙运动的文化将“人的权利”这种新的话语彻底植入了它在政治上的共和构想之中,植入了人们的理解中,这种构想需要人们前所未有地广泛参与到共和政府中来。就像孔多塞所说的那样,启蒙运动保证了那些书面文件中的话语得以写入宪法,并终变成政治权利。它促进了现代公众舆论的形成,印刷业向出版业的转化,以及新的政治和社会对话形式的出现。

……

 

“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范式

在政治神话与认识论僵局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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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假说是由埃德蒙·伯克1790年在其名著《反思法国大革命》中首次提出的,该书在此后数年中成了整个欧洲的畅销书。这本书是对启蒙哲人的一个愤怒但又聪明的谴责,伯克认为由于他们有意识地操纵早期公众的观点,启蒙哲人应当对由此导致的政治和宗教秩序的倾覆负直接责任。伯克认为这一历史现象仅仅局限于法国首都,尤其是局限于由伏尔泰和狄德罗等名流创建的哲学团体。这些法国的“政治文人”已经成为一个不安分又傲慢自大的团体,而这首先要归咎于法国君主制实施的不幸的文化控制政策。这些政策将16世纪本来为私人性质的“文人共和国”转变为旧制度下的一个好战团体,通过学院制度、国家赋予的特权以及初由黎塞留(Richelieu)设立的津贴制度,该团体变得独立且热衷于获取公众认可。

自那以后,分析这个以伏尔泰和卢梭为首的启蒙哲人党的观念和行动,就成了关于大革命的历史学研究的环节。根据这一理论,一场由文人和哲学家掀起的思想运动初是与政治社团并举的,但它随后接管一切,并通过其抽象的特质和纯粹文学性的精神,创造出了恐怖的革命果实。这一观点可以在基佐(Guizot)、托克维尔、泰纳以及许多其他学者那里找到各种不同的阐述方式。随着斗争的进一步加剧,这种思想力量所犯的罪行不断腐蚀着历史真理。例如,透过大革命的政治神话以及差异巨大的意识形态激情的释放这些扭曲的镜头来看,启蒙运动从初作为一种带有明显的世界主义和改革特征的伟大的欧洲现象,转变成一件特殊的属于法国的国家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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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范式的真理性和有用性的质疑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在散布于各国的法国国民中出现了。但他们也仅是质疑而已。例如,斯塔尔夫人在其《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一书中就毫不犹豫地将大革命描述为对启蒙运动自身、对恰当地理解启蒙运动的一种致命威胁。也就是说,对于过去一直被托付给作家和思想家的这一伟大的独立解放计划而言,大革命的干扰是让人惋惜的。

一直以来都有大量持温和自由派立场的欧洲历史学家将法国大革命看作启蒙运动改革计划的一次倒退。然而,这一方面一直都不引人注目,没有引发新的研究。举例来说,那些想把 1789年与1793年的事件分离开来的观点就是这样,它们明显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伏尔泰的世界与恐怖统治的文化之间的所有关联,并再次主张前者独立于后者。在意大利,就启蒙运动作为一个范畴的独立性,贝奈德托·克罗齐毫不犹豫地写道:“启蒙运动的胜利和下场是法国革命;这同时也是它的史学的胜利和下场。”而在德国,尼采个站了出来,对这一范式虚伪的意识形态特征做了为重要的谴责,并认为它在历史层面上是一个严重的认识论阻碍。这一立场在恩斯特·特勒尔奇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在其1897年发表的重要著作《启蒙运动》(Die Aufklärung)中,这位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宣称启蒙运动在历史世界中享有完全的独立性,而且它确实是现代西方世界的核心所在。狄尔泰的观点同样支持这些研究假说。他对“时代”(Epochenbegriff)概念进行了反思,认为历史学家需要努力去关注“世界的表象”(Weltanschauungen),即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解释过去。

……

实际上,我们未来研究启蒙运动的方式应当在其他地方寻找。我们必须抛弃历史哲学中的抽象构建,远离新民族主义史学立场的诱惑,避免扭曲法国大革命历史。相反,我们应当在认知过程中保持立场与证据之间、作为观察和反思过去的主体的历史学家与客观而深重的感知对象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而且我们终应当承认,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大量史学范畴时,历史的首要对象不是“精神”,而是在时间之中的人,是他的社会性和个人性。

然而,我们已经忽略了语境的优先性,也已经忘记“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这是布洛赫过去援引的一句阿拉伯谚语。这给普遍的时代错置以及更为复杂的新式“半人马范式”留下了余地,造成了对研究过去这整个想法的怀疑。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启蒙运动这一历史阶段的独立性,并研究启蒙运动的特殊性——它既是对18世纪旧制度的批判,也是旧制度的产物。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起新的、可行的假说。我们终必须承认,作为一个独创性的文化系统,启蒙运动代表了现代欧洲比较历史中的一次重大突破。

我们需要重构这个历史阶段的指导原则,并揭示它的价值系统、语言、表象、实践、体系、社会交往形式和信息流通机制。我们必须向它的主要人物发问,留意语境和传统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要注意新的精英阶层的创造力和独创性,关注他们所表述的解放计划,他们的世界主义和普世天职,以及他们的改良意图和乌托邦梦想。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够终再次凸显这场伟大转变不可磨灭的印迹,它是建立现代西方身份认同基础的真正的文化革命。从文化史方面来研究这个阶段,或许能使一种关于人的新概念和一种新的经验实在的方式得以重现曙光。随后,我们也能理解欧洲文明史中的一场根本性冒险事业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方面。这项事业,由于在长期和短期内拥有多层次的影响,只有基督教与古代异教世界的决裂才能与它的影响力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