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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比看见一具死尸,更能帮助活人从逆境中找出希望的了。

  我记得当时觉得很遗憾自己终有一死,而我也记得自己那时候次明白,我已死而无憾。

  当了殡葬礼仪师这么多年,我得出一个结论--"亲眼看见",是丧葬过程中难但也有帮助的部分。事实就是,即便当时非常痛苦,但这个痛苦是有疗愈力的,比起虚构或幻想效果更好。当某个人过世,我们害怕看见的并不是他,而是他"死了"。怕的是死亡,我们害怕一旦亲眼看见了,事情便再无回转。我们也害怕没亲眼看见。我们搜遍失事现场及废墟、战场与海床,一定得把我们过世的亲人找出来,让失去亲人这件事成为事实。

  里诺(节选)

  于是,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就这么坐在里诺市希尔顿饭店的赌场里。

  现在是夏至,一个时序的结束。在一年中白昼长的这一天,我清晨四点钟在密歇根醒来,坐上飞机往西飞,用这种方式把这天的白昼拉得更长。我在东部夏令时的米尔福德看日出,在二十四楼的饭店房间里看太阳落山,沉入太平洋--幸福的阳光持续了将近二十个小时。也许是经济舱里的小睡,也许是飞得太频繁所累积的时差,也许是确知白天真的会逐渐变短--夏至和春分,时序和阳光--也许只是因为喝了咖啡。我不知道。

  不管原因是什么,接近午夜的此时,人在里诺市的我正脑袋一片空白地玩着老虎机。赌场里都是来开会的人、疯子和睡不着的家伙,这些人个个神情出奇呆滞,不是快乐,也不是悲伤,而有种或多或少的麻木。一排排机器疯狂闪动着"发薪日""中头彩""超级大奖"字样,吊灯照得满室通明,霓虹灯的图样标志、四处可见的照片,而我们沐浴在这堆人造光线下。

  天花板传来平淡无奇的世纪末流行音乐,间或夹杂"虾蟹自助餐,宵夜时段吃到饱只要美元十块九毛九"的提醒插播,以及不到吵人程度、却出奇抚慰人心的铃声哨声电子信号……这里混成了一道声音大杂烩。我有模有样地按着按钮,看着数字七、樱桃、两根或三根横杠一次次滚动,吐出钱,又收回。每样东西都在明亮闪耀的满满信心中闪动、模糊、迷醉,仿佛没有明天,而我应该做的就是随波逐流。我只是很疑惑,是不是每个在这儿的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怀疑--我们究竟在这儿干吗?

  白昼越来越短。现在,时间已经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晚。

  我之所以在这儿,是应加州殡葬礼仪师协会之邀,他们在这儿开年会。家庭里的每个人可以各取所需--当爸爸忙着开会、检查展示厅的棺材时,孩子们可以玩楼下走廊那排五分钱一次的游戏机,妈妈就玩"二十一点",可以多赢点钱,或者去逛商场。这次年会还有前往塔霍湖和弗吉尼亚市的额外自费旅游,包含了高尔夫行程及其他规划活动。我之所以到这儿来,是因为早上有场专题演讲--来告诉他们,我们究竟在这儿做什么。

  上星期,我人还在鹿特丹参加第三十届国际诗歌节。诗人、译者、编辑、出版商,每个和诗歌领域有关的人都被邀请到那个低地国,会议为期一周。

  再往前一周,是在肯塔基开殡葬师会议;然后再前一周,是为了诗歌事业飞苏格兰和爱尔兰;再往前一个月,是中西部丧葬业依惯例举办的巴迪˙霍利之旅(六天之内巡回五州);再往前一周,我在欧克莱尔、威诺纳与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进行诗歌的相关工作。现在说起来没完没了,和文学、丧葬谈话有关的行程还可以延伸倒推至去年冬天和秋天--贝尔法斯特和巴塞罗那、戈尔韦和波士顿、格拉斯哥、曼哈顿和阿姆斯特丹、大洋城、拉皮德城、西雅图、亚特兰大、爱丁堡、旧金山、丹佛和亚特兰大、伦敦和邓迪和康沃尔和都柏林和波特兰和芝加哥和费城和华盛顿特区,还有蒙大拿州波兹曼、印第安纳波利斯、明尼阿波利斯、堪萨斯州威奇托……我的天啊,我这样到处喋喋不休地讲,连自己都对这些行程哑口无言。这些炫目的光开始混成一团,现在已令人目眩。这个行星我看得越多,我看见的就越少。

  也许是该去睡一下的时候了。

  和同样写作的朋友一起静静聊天时,后总会绕到我是殡葬师这件事上头。他们想知道,一个人怎能一边写十四行诗,又同时做尸体防腐、卖棺材、开灵车,还能在门边接待吊丧的客人?丧葬业和文学艺术,这种奇特的混搭让他们印象深刻。他们很纳闷,为什么我不在大学研究所找个白天的工作,教研究生一些有意义的扬抑抑格和五音步诗行?

  而和我的殡葬师朋友在一起时,我也受到类似质疑。他们对读书人和艺术家"类型"的人有些负面传言--我想那源自对作家杰西卡˙米特福德、伊夫林˙沃的戒心--一种对文字工作者与记者的不信任。他们很纳闷,为什么我不去打高尔夫、玩股票、划船或上网?

  当然,我的出版社抓住了这一点,这对他们和我来说都很有利。一个"殡葬师兼诗人",就好像一个会唱歌剧的警察,或一个变成州长的摔跤手,这可以成为非常好的素材,采访起来也容易。怪异和出名,几乎算是亲戚;当你本身自有荒诞的角度可做文章,想得到文字报道和曝光时间便容易得多--在资讯娱乐工业中,要赚钱就得靠这两样东西。

  而几乎相同的是,丧葬协会把我排进了全州和全国的例行"巡回路线",对活动和展示委员来说我是个新鲜材料。当了几年喃喃自语的心灵导师与分送温暖和动力的市场专家之后,一场朗读会,加上拿着书让"诗人兼作家兼我们自己人"签名,也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炫耀。

  我照行情收费,任何一只出来跳舞表演的熊都会这么做。

  但,这件事有个不公开的小小真相--追思弥撒和诗体学、十四行诗和葬礼、诗和殡葬,全是一样的。如何用鲜花致敬,做些炖菜表达慰问,就像在一张纸上使用意象、风格和文字,无一不在努力传达意义和暗喻,无一不在运用象征和惯用口语,为的是提升语言的音响效果,让它们对抗我们认为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无论那是信仰和心碎、渴望与痛苦、爱与想,以及种种欢乐和痛苦的奥秘,我们就是用这些,一点一滴记录我们的生命与时代。

  有时,我会把一具静止不动的尸体视为诗节之间的空白、灵感中的一个屏息,几乎和所有东西都押得上韵时的一份寂静。数学这件事在每一行之中是很不明确的,批发、零售、韵脚与音步、音节的计算与收费的记录,这全是后才见真章的数字游戏。不过,我们刻在石头上或写成了诗的字句,就某方面来说,总比那些平常的、没有意义的废话闲聊更有价值。

  一场好葬礼,就像一首好诗,由声音、意象、思维和恒久度决定--它让我们得到提升,然后回到认知、想象与情感的领域。这样的狂喜看似毫不费力、充满灵感,自然得如同呼吸,或因此觉得茫然。在已经说出和未曾说出口的空隙之间,在言语的停顿之间,整个历史已然说尽,整个星系也得以从边缘一窥全貌,即便只有一瞬间。而守灵与写诗两件事,都被"在"与"不在"的意象所贯穿。无论是说了的还是没说的,都具启发意义。挽歌作者与写悼词的人一定倾向于多用副词、少用形容词,注意更改述语中的时态,并感觉得到何时该适可而止。写诗与告别的流行一直在改变,然而基本的读者和参与者全是一样的。把故事说得够好,就是好诗和好葬礼。

  我们诗人和殡葬师同样都偏爱黑色、风笛手的哭号、灵活的上班时间、免费的酒与摊平的身体。我们的孩子异口同声说,我们常一脸精神涣散。我们的配偶必须忍受我们突如其来的激情和坏脾气,自大与自卑。无论我们是偏向"过度"的一方或"恶劣"的一方,一旦我们偏了,就会偏离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我们都是一样的,然而又各不相同。但丁的《神曲》、格兰特总统的陵园、你孩子的首四行诗、你世上妈妈的死,还有你爸爸的,全都一样。

  无论何时,殡葬师只要聚在一起,谈的都是一件事--没人喜欢葬礼;而诗人不管什么时候聚在一起,谈的都是--没人喜欢诗。一起发牢骚在这些人的聚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家担心的都是顾客喜好和市场问题。

  诗歌朗读会的通则是,只要你请来的诗人超过预期数目,那么这场朗读会就成功了;如果更超乎预期的,诗人达到十三个以上,那可是大成功,就像不久前在鹿特丹诗歌节出现的那一群--包括诗人如我,和来自牙买加的洛娜˙古迪森,来自中国台湾的陈黎,来自桑吉巴的哈吉˙戈拉˙哈吉②,还有在底下听的那几百个人。这么大一群人,总有一天,会在我们的讣闻里提到--"他曾经让鹿特丹市立剧院大爆满""读者都为他的诗疯狂",讣闻这么写着,像一剂有品味的夸大其词的调味料。但文学史里面不会写的是,几年前某个十月份的星期三,三个都柏林人出现在格拉夫顿街上的比尤利咖啡馆,其中一个是我的司机兼"活动策划人",还有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士,我们都当她是很有洞察力的读者,但后来才搞清楚她其实只是迷了路。

  办丧事也有一样的通则。不管在何地,召集两到三人来处理死者,便绰绰有余;如果其中一个愿意站起来对大家喋喋不休,那么你需要的角色就齐全了--一个负责停止呼吸,一个去关心大家,还有一个则努力搞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要是有六个人,那么就能将死者抬到他的长眠之地。要是超过百人,那么这场葬礼就"特别隆重"了,尤其在天气欠佳又得上班的日子。

  尽管诗和葬礼这两件事已存在了好一段时间,但一般认为,它们在古代,形式也许和目前这种已解构的数字化世界无关。在这个后现代化、后工业化、一天二十四小时播放新闻的世界里,所有事物都由点击鼠标和大众市场加以联结与管理,或与小众市场、专业团体、民意调查接轨,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想当个善于理财的"某某人",想要有一席之地,想要让每个人都高兴,想吸引群众注意、让人目不转睛;因此得让观众得到充分的快乐,他们才不会转台,不然就是要充分麻痹观众,这样他们才会觉得物超所值,就像在里诺市的这些人,像他们眼前所看到的--那边有间"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餐厅,这里有台"肯定回本"的老虎机,和那头的"吃到饱"欧式自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