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行为的争论
公民在民主和其他政治体制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之一就是在政治问题上做决定。在民主国家，这包括在选举中决定支持哪一党派和哪一候选人，也包括选择哪种政治立场，如何参与政治，等等。在其他政治体系中，选择有所不同，但是做选择的这一任务没有改变。在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system）中，这种选择可能是对政府的宣言公开表示赞同、保持沉默或者轻微乃至公开地表示批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公民在注意到政治事件时都会做出选择，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概莫能外。
在民主体制中，选举选择（electoral choice）处于政治进程的核心，因此，对于选举选择的研究，很自然地成为政治行为研究的核心主题，过去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步，增加了我们对于选民如何做决定的了解。早期的选举研究假设很多选民在应对政治复杂性方面准备不足，因此，选民依赖一些捷径——如集体提示（group cues）以及对于党派情绪上的忠诚，来简化他们的政治决策并指导他们的个人行为（Lazarsfeld，Berelson，and Mcphee 1954；Campbell et al.1960；lipset and Rokkan 1967）。这种方法也对党内竞争的潜在稳定性造成了压力，因为人们通常基于社会分化（social cleavage）做出决定，而稳定的党派—选民联盟（partyvoter alignment）是研究的重点。
在20世纪80年代，以稳定的社会分化为基础或以党派为基础的投票方式次遭遇挑战。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主要问题由解释选举政治的持久性变成了解释选举变革（electoral change）（Dalton，Flanagan，and Beck 1984)。阶级和政治分歧的减少，是暗示选举政治发生变化的主要指示器。富兰克林和他的同事发现（1992），随着时间推移，西方民主国家一系列社会经济特征（包括社会阶级、教育、收入、宗教、地区和性别）对于党派偏好的影响逐渐增加。相似的，奴比尔塔（Nieuwbeerta 1995)也发现，在20个民主国家中，阶级投票呈普遍下滑态势。富兰克林用比较选举研究中新的“传统智慧”加以总结：“现在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几乎我们研究的所有国家，其社会分化对个人投票选择的影响力都出现了下滑。”（Franklin et al.1992:385）
上一代研究人员对选举研究的主要结果显示，社会地位不再像过去社会联盟十分坚固的时候那样决定政治地位（见本书Knutsen，Esmer and Petterson所著章节；cf.Evans 1999；Heath，Jowell and Curtice 2001）。在很多西方民主国家，群体分化（group cleavage）对选举选择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同时伴随着对党派情绪的下降，而这种情绪是密歇根选举选择模型的基础。几乎所有现在可以获得长期调查数据的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党派联系都削弱了，这是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发生的（Dalton and Wattenberg 2000）。相似的，党派投票（partyline voting）也有所下降，党派波动、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和其他现象表明，越来越少的公民按照党派或者集体决定的路线进行投票（Thomassen 2005）。
基于社会地位和党派的长期下滑趋势，选举行为研究的基础转向了短期（影响）因素，比如候选人形象（candidate image)和议题观点（见LewisBeck，Stegmaier，DeeganKrause所著章节）。因此，近期的研究着眼于新的选举秩序是否包括了一种转变，即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见本章McAllister所著部分，Wattenberg 1991，Aarts，Blais，and Schmitt 2005）。不仅如此，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运动出现了日益增长的个人化标志：接受媒体拍照的时间和机会（photo opportunity）、个人化采访、徒步旅行、候选人电视辩论，正在成为标准的选举情形。
投票在长期影响方面的衰退同时也增加了议题投票（issue voting）的（研究）潜力（Franklin et al.1992；Evans and Norris 1999；Dalton 2006）。尽管人们已经达成共识，议题投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并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理论框架来了解议题在当代政治行为中的作用。很大一部分著作继续着眼于社会——心理学方法，研究具体议题是如何在选举中影响党派的选择，或者议题信念（issue belief）是如何形成的。其他学者则侧重于制度层面，研究如何通过党派的议题立场预测终选举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分研究著作让我们想到了盲人摸象的故事：几个不同的研究小组在解释他们摸到的大象的部分取得了进展，但是，对当代选举选择中议题的作用，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对于发达工业民主国家来说，候选人投票和议题投票的增加，对民主选举过程的特征有着不能确定的潜在影响。这些改变究竟会提升还是降低民主进程的“质量”，我们还不得而知，其能否很好地代表公众政治利益，也不得而知。民意正在变得更加不稳定并且难以预测。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政党和候选人对民意更加敏感，至少对投票公民的民意更加敏感。积极的议题投票者（issue voter）更有可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即使他们的观点不被接受。而且，政治家与选民之间进行直接沟通的能力，可以加强他们与公民之间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选举选择的个人化，复兴了一度呈现在古典民主理论中的知情选民（informed voter）的早期形象：如果选民更少地依赖群体线索（group cues），他们的选择将更加基于自己的判断。理性选择的模式在先前是难以置信的假设，而现在变得真实可信。
与此同时，这些选举政治新模式存在潜在的局限性。单一议题政治的兴起阻碍了社会处理超越特定利益政治议题的能力，也损害了贸易谈判的能力。此外，迎合议题公众化（issue public）的精英，其在投票过程中表现并不活跃，因而容易失去选举的权力。过于强调单一议题或者过于强调近期表现，将会产生对于理性的狭隘定义，这将像“冻结”的社会分化一样对民主产生危害。此外，政治家和选民的直接接触，使得煽动者的出现和政治主义成为可能。极左和极右的政治运动都会从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中受益，至少短期来看如此。与此同时，因为以建立的党派联盟为基础的选民已变得不那么稳定，他们也更容易受到媒体的潜在操控。
总的来说，比较选举研究在理解政治行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并没有解决原有的争论，反而使之充满活力。但是，这种辩论现在是在更加坚实的证据基础上进行的。这是另一个研究领域，研究伊始，该领域的经验证据非常少——20世纪60年代国家选举研究依然十分稀少，可比的跨国分析更是凤毛麟角。现在，这本关于选举行为的著作代表了政治行为研究的领域之一。不仅如此，很显然，随着实验证据的积累，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选举行为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目前的研究挑战就是定义新出现的选举秩序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