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后人类境况
——新轴心时代、比特之城与人机关系
从事互联网研究20 多年，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对信息社会的总体状况做出一个自洽的解释。尤其是近两年，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像我这样比较有时间读书的人都应接不暇，更不要说工作繁忙的人了。而且，随之而来的困惑也越来越多。这期间的变化，莫过于机器的崛起和平台的出现。这些新物种已经深入人类的生活，也在改变着我们自己。
本着这个初衷，我们成立了“信息社会在中国”编委会。在成立之初，我们就确立了两大原则。一个是“内生性”原则，即所有讨论的问题，都是在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内生的，而不是外来势力强加的。另一个是“跨学科”原则，我们试图通过人文和科技的融合对话，形成一个关于信息社会的大致轮廓。在新文明到来面前，我们都是摸象的盲人，所以每年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也就成了自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年初做了大致的规划，但更多时候选题都是随机产生的。比如，本书的主题就是源于一个微信群的讨论。虽然这种不确定性也会让我们感到兴奋，但经过两年的摸索，我们大致形成了一个工作流程。每年上半年在高校开三次会，每次会议先由6 名发言人每人发言半小时，再讨论半小时，会后一个月开始收集主题论文。实践证明，这一工作流程效果不错。两年时间下来，我们已经汇集了中国近40 位
思考者。
这本书是《公地》文丛的第二本，主题一如既往地宏大。20 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新轴心时代”“比特之城”“人机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部分是“新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由诺伯特•维纳奖得主王飞跃提出的，具有很强的原创性。王飞跃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出发，断言每个世界都各有一个轴心时代。他认为，雅斯贝斯讲的只是物理世界的轴心时代，是人性的大觉醒。精神世界的轴心时代是从文艺复兴到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体系的基本建立，这代表了人类理性的大觉醒和科学的大突破。客观知识世界的轴心突破源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标志着理性的有限甚至“破产”，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智性的大觉醒，以及人工智能和智能技术的突破。
那么，什么是智能文明？陈自富断言，智能文明就是当代的机器文明。在《智能文明何以可能？》这篇文章中，陈自富写道，“自控制论诞生以来，对机器这个概念的审视从能量角度转向了信息角度”。他介绍了美国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按照“能源- 材料”的维度对机器文明进行的区分：始生代技术时期的“水力-木材”体系，古生代技术时期的“煤炭-钢铁”体系和新生代技术时期的“电力-合金”体系。同理，智能文明作为一个体系，也应该有“计算能力-信息”的维度。量化史学家董洁林用长达万年的数据，展示了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有两个历史节点。其中一个历史节点是在轴心时代完成之后，两个社会的科技成分的结构性差别已经形成。另一个历史节点，即动量性的分流是在1300 年，在那之后欧洲的科学发展突飞猛进，而中国则基本停滞。面对“新轴心”的提法，董洁林持保守态度。她认为，人类进入新文明纪元的标志是“礼崩乐坏”，她更倾向于认为我们目前处于工业文明的晚期。
思想一向如刺刀般锋利的张笑宇带来的是关于技术变革和社会结构变革的两个半故事。个故事是先秦时代的弩的故事。张笑宇指出，“中国弩的技术优势使得战国时期的政府有能力也有意愿快速武装平民，充作战事的兵源……先秦时期集权制度的形成，恰好是符合这一技术发展趋势的”。第二个故事是蒸汽机的故事，主要是关于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的脱节。后的半个故事其实是结合工程师思维与经典人文学科思维，提出一系列短中期内将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基础设定问题。
在新轴心时代，法律作为一门“深度不学习”的规范性技艺，已成为人类文明进化的后一根独苗，是现代文明不学习和规范性维度后的守护者。它会被“深度学习”所取代吗？这是青年法学家余盛峰提出的问题。
而作为近年来一直宣扬新轴心文明的余晨，则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我们不只是生物基因的载体，更是文化和思想基因的载体。互联网让人性得到解放，超越突破的本质正是达到“多重可实现性”，从而使文化基因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以独立的逻辑演绎。实现轴心文明超越突破的关键，就是个体从社会中脱嵌出来，独自思考生命的意义。
总之，这一章的每篇文章都气势宏大，互相之间又有一定的关联，形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第二部分是“比特之城”。该主题已经超越了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的威廉•米切尔的本意，这章重点是讲述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对空间的重塑。储妍指出，“城市权作为一个人平等地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使用并塑造城市空间的权利，是一种私人权利……普通市民因缺少反映相关信息、将信息付诸实践的渠道，而在实质上丧失了城市权”。但她也说，通过社会感知技术去推动信息的流动，终可实现城市权的回归。她还用数据科学的手段，分析了大量案例。共享单车可以说是中国原创的互联网产品，崔晨枫等人将共享单车的兴起视为公共产品市场化的新探索，从公共产品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共享单车的兴起、迭代及相应的积极影响与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公共产品市场化的经验。
复旦大学的孙玮教授将米切尔的“比特之城”概念大大推进了一步。她引入了麦奎尔的“地理媒介”概念，并指出了它的4 个主要特征：普遍连接、位置敏感性、实时反馈和媒介融合。她还介绍了上海思南地区的具身性实践。总之，移动传播将城市生活的三重网络——地理之网、信息之网、意义之网交织在一起，生成了新型的社会交往网络，极大地激发了城市的活力和价值。
著名记者刘杰现在转型为互联网研究者，她主要介绍了成都晋阳社区和上海信义嘉庭前置型社区改造项目，用互联网的方式把陌生人社区变为熟人社区，调动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性，基本实现了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互联网如何改变一个社区？刘杰的回答是先要保证社会需求，帮助居民建构信任关系，后要有分享机制，这样一来，彼此才是社会关系网络的纽带。
岳路平是一位艺术家，他的文章其实更像一部信息时代的词典，汇聚了诸如“极体”“程语”“手都”“想象力2.0”“意义互联网”等自创词语，其中重要的当然是“开源村”。需要指出的是，“开源村”不等于地球村，也不等于乡村。与岳路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毕业于德国
的车飞，后者的文章就是一部城市空间的微型转型史，为我们提供了城市建筑和社区营造的转型线索和历史。
第三部分是“人机关系”。针对马斯克提出的脑机融合理念，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内虚拟现实研究的代表人物翟振明和他的弟子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马斯克的“脑机融合”比人工智能更危险》的文章。文中重申了著名的“翟氏三原则”，即三条初始状态的非对称原则。，从客体到主体这个方向，信息越畅通越好，控制信号阻滞度越高越好；第二，从主体到客体这个方向，控制信号越畅通越好，信息密封度越高越好；第三，以上两条的松动调节，以严苛的程序保证各个主体为主导。华南师范大学的陈晓平教授尽管也反对马斯克的理论，但他的反对理由和翟振明大相径庭。他明确反对翟振明的“现实-虚拟对等观”，提出现实世界优先原则，并由此派生出三条关于虚拟世界的伦理原则。
条是“虚拟局部化原则”，第二条是“虚拟自愿原则”，第三条是“虚拟无害原则”。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刘伟博士给我们提供的是剑桥版的人工智能历史。他提出深度情境感知（或者深度态势感知）的概念，并认为这是一种人和机器融合后的智能。
中国科学院的王晓博士则提出另一类智能，一种开放性的群体智能。她认为，未来“由人类进行创造性工作而机器完成管理任务的过程”的社会机器正在形成。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江副教授似乎走得更远，他已经在思考“人工智能社会学”的问题了。他说：“聊天机器人、推荐算法、智能助理……我们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所包围……未来的人工智能程序将会形成每个人的数字化外衣，我们需要通过这层外衣间接地与外在世界互动。智能程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主思考，所以它们会形成一个庞杂的社会。”他认为，人工智能社会学其实已与人无关，而是关乎人工智能自身的学问。
本书的压轴文章来自北京大学的汪丁丁教授，由三部分组成, 主要探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人格、社会脑等问题。人格自我是从里往外的，而互联网则是从外往里的。信夫！
以上是我对本书内容与架构的大概介绍，这只是一幅简要的阅读地图，相信读者诸君将会见仁见智。
王俊秀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