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由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历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凡在满族人眼里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奢侈，学究气，也讲究艺术品位，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腐败。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的损害。
皇帝本人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在访问江南后，弘历将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满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崇。但除了精巧与优雅外，江南也意味着堕落与汉化。江南颓废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里就任的优秀官员们，不管他们本是旗人还是汉人。长江下游的社会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刘墉（这当然是北方的一个好家族）在刚刚担任了一任江南学使后，于1762年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份措辞严峻的奏折。他对江南已经商业化的富绅在力量与影响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况作了描述。 “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官吏们“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吏”，结果使枉法的人得到开释，而官府则对的行为熟视无睹。由于地方上层人士势力强大，府县官吏为明哲保身，学会了对麻烦睁一眼闭一眼的精妙技巧。弘历批示道：刘墉“所奏实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历接着写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为甚，此固非刘墉一人之私言也。”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陈宏谋便是不好的样板。这两人在这一地区任职时间长（尹继善六年，陈宏谋四年），但两人均以“无事为福”为信条。两人都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上和下睦”已成为他们为官的习惯。再加“其下属又大半往年旧属”，他们已惯于为之文过饰非。上司对下属的监督极为松散，以至于那些贪官污吏敢于串通一气，“有意延搁公事”。尹、陈两人对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难逃其咎。如果像他们这样的高官能身为表率，其下属又怎敢为非作歹？他们必须对“怠玩相沿如刘墉所奏”的官吏“据实参处”。如果他们只是以此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则“更难逃朕洞察”。
江南的堕落甚至侵蚀了诸如尹继善这样的满族中坚分子，更不必说像陈宏谋这样的汉族资深官僚了。江南的乌烟瘴气渗入了各个层次，从省级大员到县级官员，无不为之波及。为使官员们避免受到地方影响而设计的回避制度，也难以抵制在道德风气败坏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期为官而受到的侵蚀。如果说。江南文化对满人来说是一个陷阱，那么，素质本来就差一些的汉族官吏（甚至是秀的汉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官员们在与皇帝的通讯中战战兢兢、谎话连篇。这就是对满清政权的完美健全构成了威胁的江南陋习。当我们对1768年官吏们在皇帝反妖术运动的巨大压力下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时，就会对这些陋习有更多的了解。
弘历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到弘历统治中期，从他的言论中似乎透出了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弘历可以用极为轻蔑的语言为那些威胁到或背叛了满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记号，以此来廓清并捍卫这种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为丑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党术士，通过对他们的镇压来去除江南文化的堕落腐败。但就在这个当口，妖术之风却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发源地，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