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从人类社会产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重要的大事情之一。无论是穴居、巢居，还是后来的住宅、村落、城邑，在哪里居住和营造什么样的住所都是选择行为的结果。它们一般由两个部分或两个世界构成，一个是活着的世界，一个是死亡的世界。开始的时候，活着的世界的重要性要大于死亡的世界。随着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产生，灵魂与信仰成为人类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存在，此时两个世界的区分、联络方式、空间安排成为重要的事情。这些可以在考古遗址的生活区与墓葬区空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得到佐证。
随着生、死概念的出现与发展，关于居住的知识、信仰开始生长。这种生长，日积月累，在社会组织演化的过程中，从自然权力过度到社会权力的阶段，在世俗和精神两个领域同时展开，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知识、习俗，与仪式，并成为国家政治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生还是死，其空间的位置、存在的方式，既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庇护，也是引起现实世界焦虑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动因。
在中国历史的文明进程中，住宅、城池或城壕聚落的出现都较早，且形式多样。依据目前考古工作发现的商代大型宫殿建筑群及其周围的大量墓葬，结合甲骨卜辞，大致可以推测商代在居住与安葬两个方面，都具备了较成熟的知识，并形成了一定的礼仪制度，在国家政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但是在文献中，有详细记载的主要是周代祖先的择居故事。如《尚书•周书》之《召诰》、《洛诰》，以及《逸周书•度邑解》等。兹引《召诰》《洛诰》相关描述如下：
《召诰》：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众庶，侯甸男邦伯……
《洛诰》：
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上述引文清楚地描述了周初营建洛邑的过程：相地——卜宅——绘图以献——营建——郊祀、社礼——朝用书。如果上述记载可靠的话，则说明至少周初的时候，在都邑的选址及其营建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信仰、仪式，以及国家政治的程式化过程。
而《周礼•考工记》中，对居住与社会政治的认识更为具体而细致：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为规识日岀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歩、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窻。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 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歩，涂度以轨。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参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辙参个。
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
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除了详细描述如何确定方位营建宫殿之外，从国家政治礼仪的角度，以都城的内部空间结构为基础，对城邑体系的内部空间做了理性的理想安排。
另一方面，往生的世界，在人类信仰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构成，它事实上是活着的人的观念构造。因此，关于它的知识以及相应的物质形态，是信仰、仪式趋于发达之后的表现。在考古文化中，墓葬形式有着极为多样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墓地及其相关的礼俗、仪式，都是为了表明往生与现世的联系。商代甲骨卜辞以及《易经》关于丧、葬的记载，都还是零散的知识，在《周礼》《礼记》《仪礼》中得到系统的专门论述。而战国时期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则证明了《周礼》“冢人”职掌“辨兆域而为之图”的描述确有其事。这表明至少战国时期，关于墓地的选址与营造，已是专人职掌的专门之事。秦以后，历代帝陵之位置、营建、安葬之仪式、陵区内部空间关系，作为仪式和知识，不仅仅是礼，更是朝政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然而从卜辞、《左传》以及先秦典籍中的丧葬故事，包括出土的大量战国——秦汉术数文书，结合《汉书·艺文志》，大约西汉及在此以前，葬以用日为主，故葬历为多，而择地之说较少记载。东汉以后，关于葬地选择的故事开始逐渐增多，至于六朝，此类知识和故事迅速增加，蔚然成风。
经过隋唐的发展，到了北宋编撰《地理新书》的时候，朝廷将居址与墓葬选择以及相关仪式性知识，看作王朝安定与百姓乐业的有效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