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触屏版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于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作“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嗞嗞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是熟主顾，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坐（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入睡，坐在她们（母亲或是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有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1951年7月28日）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过早离开我们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以及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他的早死，与他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父亲动手栽花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咧开了嘴！父亲死后的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虽然暴躁，但是他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着子女茁长成人，该是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担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遗传我那好强的父亲呢！（1951年8月8日）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地愚騃而神圣吗？
林海音
一九六〇年七月
惠安馆传奇
01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更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子掀开来，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宋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的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晤得！做晤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黑绒的毛窝，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两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
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灰娃馆”。我跟在妈的后面，一直看疯子，竟忘了走路。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正好看到我，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她的脸白得发青，鼻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吹冻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忽然她的嘴唇动了，眼睛也眨了两下，带着笑，好像要说话，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招我过去呢。不知怎么，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跟着，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可是妈回过头来了，突然把我一拉：
“怎么啦，你？”
“嗯？”我有点迷糊。妈看了疯子一眼，说：
“为什么打哆嗦？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尿？快回家！”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
回到家来，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我跟她说话她会怎么样呢？我愣愣地想着，懒得吃晚饭，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但是晚饭后，妈对宋妈说：
“英子一定吓着了。”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叫我喝下去，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
这时，我的辫子梳好了，追了宋妈去买菜，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脚缚着。别人告诉妈说，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里，不会漏出来。我在想，宋妈的肥裤脚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
经过惠安馆，我向里面看了一下，黑门大开着，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临街的一间屋子。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打听疯子的事，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吃了吗？您！”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支支扭扭地响，好刺耳，我要堵起耳朵啦！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
“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儿。”
妞儿，我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窜到妞儿身旁，插着腰问他们：
“凭什么？”
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
妞儿只有一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一会儿，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她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
“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嗯。”我说。
“第几个门？”
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到我们家去玩。”
她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
“怕什么，她又不吃人。”
她仍然是笑笑地摇摇头。
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很好看，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
“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眼睛太透亮了，老像水汪着，你看，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
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喜欢她那么温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又跳？又跳？小暴雷。”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一会儿，就小声地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赶明儿见！”
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可是今天，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很失望，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要给妞儿吃的。我摸摸，发热了，包的纸都破烂了，黏乎乎的，宋妈洗衣服时，我还得挨她一顿骂。
我觉得很没意思，往回家走，我本来想今天见妞儿的话，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不用怕看见疯子了。
我低头这么想着，走到惠安馆门口了。
“嘿！”
吓了我一跳！正是疯子。咬着下嘴唇，笑着看我。她的眼睛真透亮，一笑，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我想看清楚她，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她。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常常是苍白的颜色，今天透着亮光了。她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那么暖，那么软。我这时看看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走过。真奇怪，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
“几岁了？”她问我。
“嗯，六岁。”
“六岁！”她很惊奇地叫了一声，低下头来，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子，在找什么。“不是。”她喃喃地自己说话，接着又问我：
“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
“小桂子？”我不懂她在说什么。
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秀贞，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又转过脸来对我说：
“别听她的，胡说呢！回去吧！等回头你妈不放心，嗯，听见没有？”她说着，用手扬了扬，叫我回去。
我抬头看着疯子，知道她的名字叫秀贞了。她拉着我的手，轻摇着，并不放开我。她的笑，增加了我的勇气，我对老的说：
“不！”
“小南蛮子儿！”秀贞的妈妈也笑了，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他们这些北仔鬼”是一样的吧！
“在这玩不要紧，你家来了人找，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
“我不说的啦！”何必这么嘱咐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都知道。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
“来！”秀贞拉着我往里走，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原来她把我带进了他们住的门房。
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玻璃窗小得很，临窗一个大炕，炕中间摆了一张矮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秀贞从矮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朝我身上左比右比，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
“妈，您瞧，我怎么说的，刚合适！那么就开领子吧。”说着，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我由她摆布，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那画的是一个白胖大娃娃，没有穿衣服，手里捧着大元宝，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
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看我仰着头，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满是那么回事地说：
“要看炕上看去，看我们小桂子多胖，那阵儿才八个月，骑着大金鱼，满屋里转，玩得饭都不吃，就这么淘……”
“行啦行啦！不害臊！”秀贞正说得高兴，我也听得糊里糊涂，长班老王进来了，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秀贞不理会她爸爸，推着我脱鞋上炕，凑近在画下面，还是只管说：
“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老是急着找她爹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就差缝钮子了。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可急的是什么呀！真叫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她说着说着不说了，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一直发愣。我想，她是在和我玩“过家家儿”吧？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要是过家家儿，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小手表，小算盘，小铃铛，都可以拿来一起玩。所以我就说：
“没关系，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可是，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便又说：“我也要回家了。”
秀贞听我说要走，她也不发愣了，一面随着我下了炕，一面说：“那敢情好，先谢谢你啦！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外面冷，就说我不骂她，不用怕。”
我点了点头，答应她，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我认识的。
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跟秀贞这样玩，真有意思；假装有一个小桂子，还给小桂子做衣服。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呢？还管她叫疯子？我想着就回头去看，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
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房檐底下堆着字纸篓、旧皮鞋、空瓶子。
我进了屋子就到小床前的柜里找出手表来。小小圆圆的金表，镶着几粒亮亮的钻石，上面的针已经不能走动了，妈妈说要修理，可一直放着，我很喜欢这手表，常常戴在手上玩，就归了我了。我正站在三屉桌前玩弄着，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我仔细听，宋妈说：
“后来呢？”
“后来呀，”换洋火的老婆子说，“那学生一去到如今就没回来！临走的时候许下的，回他老家卖田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好嘛！这一等就是六年啦！多傻的姑娘，我眼瞧着她疯的……”
“说是怎么着？还生了个孩子？”
“是呀！那学生走的时候，姑娘她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等到现形了，这才赶着送回海甸义地去生的。”
“义地？”
“就是他们惠安义地，惠安人在北京死了就埋在他们惠安义地里。原来王家是给义地看坟的，打姑娘的爷爷就看起，后来又让姑娘她爹来这儿当长班，谁知道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他们这家子倒是跟惠难有缘，惠难离咱们这儿多远哪？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呢？”
“可远喽！”
“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呢？”
“孩子呀，一落地就裹包裹包，趁着天没亮，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啦！反正不是让野狗吃了，就是让人捡去了呗！”
“姑娘打这儿就疯啦？”
“可不，打这儿就疯了！可怜她爹妈，这辈子就生下这么个姑娘，唉！”
两个人说到这儿都不言语了，我这时已经站到屋门口倾听。宋妈正数着几包红头洋火，老婆子把破烂纸往她的大筐里塞呀塞呀！鼻子里吸溜着清鼻涕。宋妈又说：
“下回给带点刨花来。那你跟疯子她们是一地儿的人呀？”
“老亲喽！我大妈娘家二舅屋里的三姐算是疯子她二妈，现在还在看坟，他们说的还有错儿吗？”
宋妈一眼看见了我，说：
“又听事儿，你。”
“我知道你们说谁。”我说。
“说谁？”
“小桂子她妈。”
“小桂子她妈？”宋妈哈哈大笑，“你也疯啦？哪儿来的小桂子她妈呀？”
我也哈哈笑了，我知道谁是小桂子她妈呀！

《童年和童心》
我的童玩
我的 “小脚儿娘”
老九霞的鞋盒里，住着我心爱的“小脚儿娘”，正在静静地等着她的游伴——李莲芳的“小脚儿娘”。
夏日午后，院子里的榆树上，唧鸟儿（蝉）拉长了一声声“唧——唧——”的长鸣。虽然声音很响亮，但是因为单调，并不吵人，反而是妈妈带着小弟弟、小妹妹在这有韵律的声音中，安然地睡着午觉。只有我一个人，兴奋地在等着李莲芳的到来——我们要玩小脚儿娘。
一放暑假，我就又做了几个新的小脚儿娘。一根洋火棍，几块小小的碎花布做成的小脚儿娘，不知道为什么给我那么大的快乐。
老九霞的鞋盒，是小脚儿娘的家；鞋盒里的隔间、家具，也都是我用丹凤牌的洋火盒堆隔成的。如果是床，上面就有我自己做的枕和被；如果是桌子，上面也有我剪的一块白布钩了花边的桌巾。总之，这个小脚儿娘的家，一切都是照我的理想和兴趣，要紧的，这是以我艺术的眼光做成的。
让人兴奋的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准备了一个用厚纸折成的菜盒，放在坐凳我屁股旁边。等爸爸一吃完饭放下筷子离开饭桌时，我的菜盒就上了桌。我挟了炒豆芽儿、肉丝炒榨菜、白切肉等等，装满盒子。当然，宋妈会在旁边瞪着我。不管那些了，牙签也带上几根，好当筷子用。
李莲芳抱着她的鞋盒来了。我们在阴凉的北屋套间里，展开了我们两家的来往。掀开了两个鞋盒，各拿出自己的小脚儿娘来。我用手捏着只有一条裤管脚和露出鞋尖的小脚儿娘，哆哆哆地走向李莲芳的鞋盒去，然后就是开门、让座、喝茶、吃东西、聊闲天儿。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我俩在说话、在喝茶、在吃中午留下来的菜。说的都是大人说的话，趣味无穷。因为在这一时刻，我们变成了家庭主妇，一个家的主妇，可以主动、可以发挥，重要的是不受制于大人。
从六岁到六十岁
旧时女孩的自制玩具和游戏项目，几乎都是和她们学习女红、练习家事有关联的。所谓寓教育于游戏，正可以这么说。但这不是学校的教育课程，而是在旧时家庭中自然形成的。
我五岁自台湾随父母去北平，童年是在大陆北方成长的，已经是十足北方女孩子气了。我愿意从记忆中找出我童年的游乐，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活。
昨天，为了给“汉声”写这篇东西，和做些实际的玩具，我跑到沅陵街去买丝线和小珠子，就像童年到北平绒线胡同的瑞玉兴去挑买丝线一样。但是想要在台北买到缠粽子用的丝绒线是不可能的了。我只好买些粗的丝线，和穿孔较大的小珠子，因为当年六岁的我，和现在六十岁的我，眼力的使用是不一样啊！
用丝线缠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红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配色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粽子缠好后，下面做上穗子，也许穿上几颗珠子，全凭自己的安排。缠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到了端午节早已做好，有的送人，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串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右襟钮绊上，走来走去，美不唧唧的。除了缠粽子以外，也还把丝绒线缠在卫生球（樟脑丸）上。总之，都成了艺术品。珠子，也是女孩子喜欢玩的自制玩物，它兼有女性学习做装饰品。我把记忆中的穿珠法，穿了一副指环、耳环、手环。就算是我六岁的作品吧！
挝子儿
北方的天气，四季分明。孩子们的游戏，也略有季节的和室内外的分别。当然大部分动态的在室外，静态的在室内。女孩子以女红兼游戏是在室内多，但也有动作的游戏，是在室内举行的，那就是“挝子儿”。
挝子儿的用具有多种，白果、桃核、布袋、玻璃球，都可以。但玩起来，它们的感觉不一样。白果和桃核，其硬度、弹性差不多。布袋里装的是绿豆，不是圆形固体，不能滚动，所以玩法也略有不同。玻璃球又硬、又滑，还可以跳起来，所以可以多一种玩法。
单数（五或七粒）的子儿，一把撒在桌上，桌上铺了一层织得平整的宽围巾，柔软适度。然后拿出一粒，扔上空，手随着就赶快拣上一颗，再扔一次，再拣一颗，把七颗都拣完，再撒一次。这次是同时拣两颗，再拣三颗的，后拣全部的。这个全套做完是个单元，做不完就输了。女性的手比较巧于运用，当然是和幼年的游戏动作很有关系。记得读外国杂志说，有的外科医生学女人用两根针织毛线，就是为了练习手指运用的灵巧。
挝子儿，冬日玩的多，因为是在室内桌上。记得冬日在小学读书时，到了下课十分钟，男生抢着跑出教室外面野，女生赶快拿出毛线围巾铺在课桌上，挝起子儿来。
为了收集这些玩具给汉声，我买来一些白果，试着玩玩。结果是扔上一颗白果，老花眼和略有颤抖的手，不能很准确地同时去拣桌上的和接住空中落下来的了。很悲哀呢！
除了挝子儿，在桌上玩的，还有“弹铁蚕豆儿”。顾名思义，蚕豆名铁，是极干极硬的一种。没吃以前，先用它玩一阵吧，一把撒在桌上，在两粒之中用小指立着划过去，然后捏住大拇指和食指，大拇指放出，以其中的一粒弹另外一粒，不许碰到别的。弹好，就可以拣起一粒算胜的，再接着做下去，看看能不能把所有的都弹光算赢了。
跳绳和踢毽子
这两项游戏虽是至今存在，不分地方和季节的，但是玩具就有不同。跳绳，当然基本是麻绳，后来有童子军绳和台湾的橡皮筋。我喜欢的，却是小时候用竹笔管穿的跳绳。放了学到琉璃厂西门一家制笔作坊，去买做笔切下约寸长的剩余竹管，其粗细是我们用写中楷字的笔。很便宜的买一大包回来，用白线绳一个个穿成一条丈长的绳。这种绳子，无论打在硬土地上、砖地上，都会发出清脆的竹管声，在游戏中也兼听悦耳的声音。
跳双绳颇不易，有韵律，快速。但是在跳绳中拣铜子儿，也不简单。把一叠铜子儿放在地上（绳子落地碰不到的地方），每跳一下，低头弯腰下去拣起个铜子儿，看你赶不赶得上又要跳第二下？又跳，又弯腰，又伸手捡钱，虽不是激烈运动，却是全身都动的运动呢！
踢毽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游戏，这玩具羽毛是基础，但是底下的托子却因时代而不同了。在我幼年时，虽然币制已经用铜板为硬币，但是遗留下来的制钱，还有很多用处，做毽子的底托，就是好的。方孔洞，穿过一根皮带，把羽毛捆起来，就是毽子了。
自己做毽子，也是有趣的事。用色纸剪了当羽毛，秋天的大朵菊花当羽毛，都是毽子。而记忆中有种为儿童初步学踢毽子的，叫“踢制钱儿”，两枚制钱用红头绳穿起来，刚好是小孩子的手持到脚的长度即可。小孩子提着它，一踢一踢的，制钱打着布鞋帮子，倒也很顺利。
踢毽子到学习花样儿的时候，有一个歌可以念、踢，照歌词动作：“一个毽儿，踢两瓣儿。打花鼓，绕花线儿。里踢，外拐。八仙，过海。九十九，一百。”
念完，刚好踢十下，但是踢到第五下以后，就都是“特技”了！
活玩意儿
小姑娘和年幼的男孩，到了春天养蚕，也可以算“玩”的一种吧！到了春天，孩子们来索求去年甩在纸上的蚕卵，眼看着它出了黑点，并且动着，渐渐变白，变大，于是开始找桑叶，洗桑叶，擦干，撕成小块喂蚕吃。要吐丝了，用墨盒盖，包上纸，把几条蚕放上去，让它吐丝，仔细铲除蚕屎。吐够了做成墨盒里泡墨汁用的芯子，用它写毛笔字时，心中也很亲切，因为整个的过程，都是自己做的。
意想不到的，北平住家的孩子，还有玩“吊死鬼儿”的。吊死鬼儿，是槐树虫的别名，到了夏季，大槐树上的虫子像蚕一样，一根丝，从树上吊下来一条条的，浅绿色。我们有时拿一个空瓶，一双筷子，就到树下去一条条地夹下来放进瓶里，待夹了满满一瓶，看它们在瓶里蠕动，是很肉麻的，但不知为什么不怕。玩够了怎么处理，现在已经忘了。
雨后院子白墙上，爬着一个浅灰色的小蜗牛，它爬过的地方，因为黏液的经过，而变成一条银亮的白线路了。你要拿下来，谁知轻轻一碰，蜗牛敏感的触角就会缩回到壳里，掉落到地上，不出来了。这时我们就会拉出了声音唱念着：
“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妈——你爹，给你买烧饼羊肉吃呀！……”
又在春天的市声中，有卖金鱼和蝌蚪的，蝌蚪北平人俗叫“蛤蟆骨朵儿”。花含苞未开时叫“骨朵儿”，此言指青蛙尚未长成之意。北平人活吞蝌蚪，认为清火。小孩子也常在卖金鱼挑子上买些蝌蚪来养，以为可以变成青蛙，其实玻璃瓶中养蝌蚪，是从来没有变成青蛙过的，但是玩活东西，总是很有意思的。
剪纸的日子
一张张四四方方彩色的电光纸，对折，对折，再对折，小小的剪子在上面运转自如地剪起各种花样。剪好了，打开来，心中真是高兴，又是一张创作，图案真美，自己欣赏好一阵子，夹在一本爸爸的厚厚的洋书里。
剪纸，并不是小学里的剪贴课，而是北方小姑娘的艺术生活之一。有时我们几个小女孩各拿了自己的堆色纸，凑在一起剪，互相欣赏，十分心悦。
等到长大些，如果家中有了喜庆之事，像爷爷的生日，哥哥娶嫂子，到处都要贴寿字、双喜字，我们就抢不及地帮着剪，这时有创意的艺术字，就可以出现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文华阁剪发记
文华阁有一个小徒弟，他管给客人打扇子。客人多了，他就拉屋中间那块大布帘子当风扇；他一蹲，把绳子往下一拉，布帘子给东边的一排客人扇一下。他再一蹲，一拉，布帘子又给西边的客人扇一下。夏天的晌午，天气闷热，小徒弟打盹儿了，布帘子一动也不动，老师傅给小徒弟的秃瓢儿上，一脑勺子，“叭”！好结实的一响，把客人都招笑了。这是爸爸告诉我的，爸爸一个月要去两次文华阁，他在那里剃头、刮脸、掏耳朵。
现在我站在文华阁门口了。五色珠子穿成的门帘，上面有“文华”两个字，我早会念了，我在三年级。今天我们小学的韩主任，把全校女生召集到风雨操场，听他训话。他在台上大声地说：
“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各位女同学，你们的头发，也是从父母的身体得来，好不要剪，不要剪……”
我不懂韩主任的话，但是我们班上已经有两个女生把辫子剪去了，她们臭美得连人都不爱理了，好像她们是天下时髦的人。现在可好了，韩主任说不许剪，看怎么办！大家都回过头看她们。可是，剪了辫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也剪了呢？
韩老师正向我们微微笑。她站在风雨操场的窗子外，太阳光照在她蓬松的头发上，韩老师没有剪发，她梳的是面包头，她是韩主任的女儿，教我们跳舞。韩主任一定也不许他的女儿剪发，我喜欢韩老师，所以我也不能剪。
但是我的辫子这样短，这样黄，它垂在我的背后，宋妈说，就像在土地庙买的那条小黄狗的尾巴，所以她很不爱给我梳。早晨起床，我和妹妹打架，为了抢着要宋妈个给梳辫子。宋妈说：“真想赌气连你们的两条狗尾巴剪了去，我省事，也省得你们姊儿俩睁开眼就打架！”
我站在文华阁的玻璃窗前向里看，布帘子风扇不扇了，小徒弟在给一位客人递热手巾，他把那热手巾敷在客人脸上，一按一按的，手巾上冒着热气，我仔细一看，那客人原来是爸爸！他常常刮了胡子总要这么做的，我知道，热手巾拿开，就可以看见爸爸的嘴上是又红又亮的，但是我要赶快赶回家去了，不要让爸爸看见我。他常对我说：“放学回家走在路上，眼睛照直地向前看，向前走，别东张西望，别回头，别用手去摸电线杆子，别在卖吃的摊子前面停下来，别……”可是照着爸爸的话做真不容易，街上可看的东西太多了，我要看墙上贴的海报，今天晚上开明戏院是什么戏？我要看跪在道边要饭的乞丐，铁罐里人家给扔了多少钱？我要看卖假人参的，怎么骗那乡下佬？我要看卖落花生的摊子，有没有我爱吃的半空儿？我要看电线杆子，上面贴着那张“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爱哭郎”的红纸条。
我今天更要看看街上的女人，有几个剪了头发的？
我躲开文华阁，朝前走几步，再停下来站在马路沿上，眼前这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姑娘，她扎着红辫根，打着刘海儿，并没有剪发。马路边上走过一个老太婆，她的髻儿上扣着一个壳儿，插着银耳挖子，上面有几张薄荷叶，她能不能剪发呢？又过去一个大女学生，她穿着黑裙子，琵琶襟的竹布褂，头上梳的是蓬蓬的横S头。她还有多久才剪发？
我看来看去，街上没有走过一个剪发的。
回到家里来，宋妈一迎面就数叨我：
“看你的辫子，早晨梳的紧扎的，这会儿呢，散的快成了哪吒啦！”
宋妈总是这么嫌恶我的辫子，有本事就给我剪了呀！敢不敢？要是真给我剪，我就不怕！不怕同学笑我，不怕出门让人看见，不怕早上梳不上辫子。可是我就是不剪！妈妈剪我就剪。爸爸叫我剪我就剪。韩老师剪我也剪。宋妈叫我剪，不算！
宋妈要是剪了发，会成什么样儿？真好笑！宋妈的髻儿上插着一根穿着线的针，她不能剪，她要剪了头发，那根针往哪儿插哪？真好笑！
“笑什么？”宋妈纳闷儿地看着我。
“管哪！笑你的破髻儿，笑你要是剪了发成什么样儿！你不会像哪吒，一定是像一只秃尾巴鹌鹑！”
走进房里，妈妈一边喂瘦鸡妹妹吃奶，一边在穿茉莉花。小小白白的茉莉花还没有开，包在一张叶子里，打开来，清香清香的。妈妈把它们一朵朵穿在做好的细铁丝上，她说：
“英子，我一枝，你两枝。”
“为什么？”
“忘了？今天谁要结婚？”
“张家的三姨呀！”
“是嘛！带你去见见世面。”
“三姨在女高师念书。”
“是呀！会有好多漂亮的女学生，你不是就喜欢比你大的姊姊们吗？”
“噢。”我想了想，不由得问，“为什么我要两枝茉莉花？”
“也是给你打扮打扮呀！下午叫宋妈给你梳两个抓髻，插上两排茉莉花，才好看。”妈妈说完看着我的脸，我的头发。她一定在想，怎么把哪吒打扮成何仙姑呢？
可是我想起那些漂亮的大女学生来了，便问妈妈：
“妈，那些女学生剪了头发没有？”
“剪没剪，我怎么知道！”
“张家的三姨呢？她梳什么头？”
“她今天是新式结婚，什么打扮，我可也不知道。可三姨是时髦的人，是不是？说不定剪了头发呢！”妈妈点点头，好像忽然明白了的样子。
“妈，您说三姨要是剪了发，是什么样子呢？”
妈妈笑了，“我可想不出。”她又笑了，“真的，三姨要是剪了发，是什么样子呢？”
“妈，”我忍不住了，“我要是剪了头发什么样子？”我站直了，脸正对妈妈，给她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忍不住，说出这样的话。
妈“嗯？”了一声，奇怪地看着我。
“妈，”我的心里好像有一堆什么东西在跳，非要我跳出这句话，“妈，我们班上已经有好多人剪了辫子。”
“有多少？”妈问我。
其实，只有两个，但是我却说，“有好几个。”
“几个？”妈逼着问我。
“嗯——有五、六个人都想去剪了。”我说的到底是什么话，太不清楚，但是妈妈没注意，可是她说：
“你也想剪，是不是？”
我用手拢拢我的头发。我想剪吗？我说不出我是不是想剪，可是我在想着文华阁的小徒弟扇布帘子的样子，我笑了。
妈妈也笑了，她说：
“想剪了，是不是？我说对了。”
“不，”真的，我笑的是那小徒弟呀，可是，妈妈既然说了我剪头发的事，那么，我就说：“是您答应叫我剪，是不是？”
“瞎说，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的。”
“刚才。”
宋妈进来了，我赶忙又说：
“宋妈，妈妈要让我剪头发。”
“这孩子！”妈妈说话没有我快，我抢了先，妈妈简直就没办法了。
“你爸爸答应了吗？”宋妈总是比我还要厉害。
“那——”我摇着身子，不知该怎么说。
真的，爸爸没准儿，他有时候说，他去过日本，开通，他有时候又说，中国老规矩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赞成不赞成剪头发呢？他觉得我如果剪去辫子是开通呢？还是没规矩了呢？
宋妈看我在发愣吧，她“哼”地冷笑了一声说：
“只要打通了你爸爸那一关。”
“可是你也说不愿意给我梳辫子，要剪去我的头发来着。”
“呵！你倒赖上了，你想要时髦，就赖是俺们要你剪的，你多机伶呀！”
我本来并没有想剪辫子，韩主任也不让我们剪，韩老师也还没有剪，可是，这会子我的心气儿全在剪头发上了，我恨不得马上到文华阁去，坐在那高椅子上，“嘎登”一下子，就把我的辫子剪下来。然后，我穿了新衣服新鞋子，去看张家三姨结婚，让那么多人都看见我已经剪了辫子啦！
“你说给她剪了好不好？”妈竟跟宋妈要起主意来了。
“剪了倒是省事，我在街上也看见几个女学生剪了的。可就是——”宋妈冲着我，“赶明儿谁娶你这秃尾巴鹌鹑呀！”
“讨厌，我才不嫁人！”
“只要打通了你爸爸那一关，我还是这句话。”宋妈又提起爸爸。
“妈，”我腻着妈妈，“您跟爸爸说。”
“我不敢。”妈妈笑了。
“宋妈，你呢？”我简直要求她们了，我要剪头发的心气儿是这么高，简直恨不能一时剪掉了。
“你妈都不敢，我敢？谁敢跟你们家的阎王爷说话。”
“我自己去！”我发了狠，我就是我们家的阎王爷！
妈妈挠不过我，终于答应了。妈说：
“就趁着爸爸不在家去剪吧，剪了再说。”
爸爸这时早已离开文华阁去上班了，我知道的。
妈妈带着我，宋妈抱着瘦鸡妹妹，领着弟弟，我们一大堆人，来到了文华阁。
文华阁的大师傅看见来了一群女人和小孩，以为是给弟弟剃头，他说：
“小少爷，你爸爸刚刮了脸上衙门啦，来，坐这个高凳儿上剃。”
“不是，是这个，我的大女儿要剪发。”
“哦？”大师傅愣了一下，小徒弟也停住了打扇子，别的二师傅、三师傅也都围过来了，只有一个客人在理发，他也回过头来。
“没人在你们这儿剪过吗？我是说女客。”妈问大师傅。
“有有有。”大师傅大概怕生意跑了，但是他又说，“前儿个有个女学生剪辫子，咱们可没敢下剪子，是让她回家把辫子剪了，咱们再给理的发。”
“噢，”妈妈又问：“那就是得我们自己把辫子剪下来？”
“那倒也不是这么说，那个女学生自己来的，这年头儿，维新的事儿，咱们担不了那么大沉重。您跟着来，还有什么错儿吗？”
“那个女学生，剪的是什么样式？”妈妈再问。
“我给她理的是上海时兴的半剖儿。”大师傅这么一吹。
“半剖儿？什么叫半剖儿？”还是妈妈的问题，真啰嗦。
“那，”大师傅拿剪刀比画着，“前头儿随意打留海儿、朝后拢都可以，后头，就这么，拿推子往上推，再打个圆角，后脖上的短毛都理得齐齐的。啧！”他得意得自己啧啧起来了。
“那好吧，你就给我的女儿也剪个半怕丫吧。”
妈妈的北京话，真是。
我坐上了高架椅，他们把我的辫子解散开来了，我从镜子里看见小徒弟正瞪着我，他顾不得拉布帘子了。我好热，心也跳。
白围巾围上了我的脖子，辫子的影子在镜子里晃，剪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我有点害怕，大师傅说话了：
“大小姐，可要剪啦！”
我伸手一把抓住了我的散开的头发，喊：“妈——”
妈妈说：“要剪就剪，别三心二意呀！”
好，剪就剪，我放开了手，闭上眼睛，听剪刀在我后脖上响。他剪了梳，梳了剪，我简直不敢睁开眼睛看。可是等我睁开了眼，朝镜子里一看，我不认识我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新鲜、很可笑的样子。可不是，妈妈和宋妈也站在我的背后朝镜子里的我笑。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呢？她们怎么不说话？
大师傅在用扑粉掸我的脖子和脸，好把头发碴子掸下去，小徒弟在为我打那布扇子，一蹲，一拉。我要笑了，因为——瞧小徒弟那副傻相儿！窗外街上也有人探头在看我，我怎么出去呢？满街的人都看着我一个人，只因为我剪去了辫子，并且理成上海时兴样儿——半剖儿！
我又快乐又难过，走回家去，人像是在飘着，我躲在妈妈和宋妈的中间走。我剪了发是给人看的，可是这会子我又怕人看。我希望明天早晨到了班上，别的女同学也都剪了，大家都一样就好了，省得男生看我一个人。可是我还是希望别的女生没有剪，好让大家看我一个人。
现在街上的人有没有看我呢？有，干货店伙计在看我，杭州会馆门口站着的小孩儿在看我，他们还说：“瞧！”我只觉得我的后脖子空了，风一阵来一阵去的，好像专往我的脖子吹，我想摸摸我的后脑勺秃成什么样子，可又不敢。
回到家里，我又对着镜子照，我照着想着，想到了爸爸，就不自在起来了，他回家要怎么样的骂我呢？他也会骂妈妈，骂宋妈，说她们不该带我去把辫子剪掉了，那还像个女人吗？唉！我多不舒服，所以我不笑了，躲在屋子里。
妈妈叫我，我也听不见，宋妈进来笑话我：
“怎么？在这儿后悔哪！”
然后，我听见洋车的脚铃铛响，是爸爸下班回来了，怎么办呢？我不出屋子了，我不去看三姨结婚了，我也不吃晚饭了，我干脆就早早地上床睡觉算了。
可是爸爸已经进来了，我只好等着他看见我骂我，他会骂我：“怎么把头发剪成这个样子，这哪还像个女人，是谁叫你剪的？丑样子，像外国要饭的……”但是我听见：
“英子。”是爸爸叫我。
“噢。”
爸爸拿着一本什么，也许是一本《儿童世界》，他一定不会给我了。
“咦？”爸看见我的头发了，我等着他变脸，但是他笑了，“咦，剪了辫子啦？”只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唉！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我的心一下子松下来了，好舒服！爸爸很高兴的把书递给我，他说：
“我替你买了一个日记本，你以后要练习每天记日记。”
“怎么记呢？我不会啊！”记日记，真是稀奇的事，像我剪了头发一样的稀奇哪！
“就比如今天，你就可以这样记：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我的辫子剪去了。”
“可是，爸，”我摸摸我后脖的半剖儿说，“我还要写，是在虎坊桥文华阁剪的，小徒弟给我扇着布帘子。”
我歪起脸看爸爸，他笑了。我再看桌上妈妈给我穿的两枝茉莉花，它们躺在那儿，一点用处也没有啦！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