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身高6英尺2英寸，身体健康时体重达200磅。他长着一对深色的眼睛，声音轻柔，下巴上留着胡楂儿，一张可爱、嘴唇上翘的嘴是他显著的特征。他走起路来像退役的运动员那样闲散——裤腿管卷到脚踝处，仿佛身体任一部位都是令人愉悦的。他以自己的视角和声音叙述所有人的生活，进行写作——这些都是你不曾细想的事物，是你在超市和上下班的途中匆匆瞥过的背景中的举动——而读者会蜷伏在彰显他个人风格的角落和空间里。他这一生是一张止于错误终点的地图。他曾是一名全优高中生，打过美式橄榄球和网球。在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之前，他写过一篇哲学论文和一部小说。他上过写作学校，随后发表过小说，全市那些惊声尖叫、言词激烈、睚眦必报的编辑和作者全都陶醉般地爱上了他。随后，他出版了一本长达一千页的小说，获得了全国用来表彰天才的奖项。之后他又创作了许多随笔，这些随笔传递的感受不分区域，至今依旧鲜活。他曾接受加州某所学院颁发的特殊教席，在那里教授写作课，结婚，出版另一部书，46岁时自缢身亡。
自杀是一种力量强大的结局，它回到过去，并搅乱根源。它具有一种重力效应：终，每一份记忆和印象都会受到其拉拽。曾有人让我写写有关大卫的死，我将此事告知朋友（他们都是作家，听后无不感到震惊，劝我不要写）和他的家人（她是一个聪明善良的人，但几乎不可能和她谈起此事）。他们所顾虑的其中一点在于，我该如何将大卫富有活力、讨人喜欢的一面展现出来。我曾与哈佛医学院的一位精神病学教授交谈过，他用一些简洁明了、重点突出的术语回答我，仿佛种种事实都是中性的，如果拿捏过久就会变质。那位教授做了许多专家都会做的事。他提醒我，他不会带着个人色彩看待大卫，但是可以列举一些基本原则，即没有人喜欢服药。“我的意思是说，我表示同情，”那位医生说，“我自己不会去服任何药。”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自1989年起，大卫一直在服用一种药效极强的代抗抑郁药——苯乙肼。这种药会带来一车厢的1950年代的副作用，糟糕的地方在于它有引发高血压的潜在风险。到了2007年，他决定弃用这种药。医生听后在电话里一时没有说话，相当于点头默许了。“其中有一种模式。当一种作用因素收效显著时，人们或许会误以为自己不再抑郁了。所以，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们感觉他们已经没事了，已经痊愈了，就算停药也不会有事。不幸的是，人们不仅有可能，而且经常会经历症状的反复，这种情况非常常见。随后，他们或许就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先前卓有成效的治疗了。”
对于大卫来说，情况就是如此。苯乙肼出现在一长串禁食食品目录中——巧克力、腌制肉类、某些芝士，以及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吃的过熟的香蕉。于是，他的餐盘中总会放着一些目录之外的配餐，相互搭配和优化。所有人都认为，大卫的前半生是他度过的快乐的时光。婚姻，宁静，加州——日落，幸福终老的海岸。2007年晚春，大卫、他的妻子凯伦，以及他的父母——吉姆和莎莉，一起坐在一家波斯餐厅里用餐。其中某种食物让他感到不对劲。他的胃剧痛了数日。当医生们听说他曾长时间地服用苯乙肼——一种尚在使用含铅汽油、观看天线电视的年代的一剂猛药——之后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建议他别再碰这种药了，试试别的新药。
“于是，在那一刻，”他的妹妹艾米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冷静而感伤，“一切已经注定。‘哦，好吧，上帝啊，我们的制药业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所以我肯定我们可以找到别的药物，将那烦人的抑郁症连同所有这些副作用一起剔除。’他们其实不知道，这是能保他命的东西。”
大卫随后的生活轨迹可以用惨败来形容，大卫本该慢慢戒掉先前服用的药物，然后慢慢服用新的药物。“他知道过程会很艰难。”乔纳森·弗兰岑告诉我。弗兰岑的小说《纠正》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是大卫成年后第二阶段好的朋友。“但是他曾认为他或许可以花一年时间去适应。他曾设想可以去干一些别的事情，至少是暂时为之。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知道吗？他想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而服用苯乙肼算不上完美。”
这就是弗兰岑想要强调的事情。（接受采访的弗兰岑，具有一个作家对自己职业当仁不让的品质，他身上的某一部分想把我推开，自己来讲述这则故事。）大卫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层面，有时这一点会让他变成一个无法与别人欢处一室的人，而现在他很开心。他爱他的婚姻和他的生活。“这是主干叙事，是诸多原因中重要的原因。正是处于乐观、幸福和坚强的起点，他才能试着迈出下一步。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正确的方向。正因为诸事皆顺，他才觉得自己处于足够稳固的位置，可以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他运气不佳，这些没有起作用。”
医生们开始为他开具其他药，但每种尝试都失败了。到了10月，大卫的症状加重了，不得不住回医院。他的体重开始下降。那年秋天，他看上去像又变回了大学生的样子：长长的头发，紧张的眼神，仿佛重拾了阿默斯特学院时期的青涩。
当艾米打电话和他交谈时，他时常会展现出先前的那个自我。她说：“去年，你不该向大卫提出的问题是‘你过得怎么样？’，但是若不这么问，你就几乎无法与一个不常见面的人展开交谈。”大卫非常诚实。他会回答说：“我过得并不好。我尽力了，但我过得不好。”
那一年的状况时好时坏，时间开始过得很快，随后放缓，情况稳定却又遇到突如其来的低谷，头上的天空看起来是那么遥远。5月初，他和他写作班上的高年级学生们一起坐在咖啡馆里。他们忧心忡忡地提出了未来该如何成为作家的问题，他逐一解答。临近结束，他的声音变得沙哑，他哽咽了。学生们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有些人笑了，这份记忆日后将令人痛苦。大卫抽噎起来。“继续笑吧，尽管此刻我正在哭泣，但是我真的会想念你们所有人的。”
所有的药都没奏效。6月，大卫企图自杀。随后，他又回到了医院里。医生们给予了十二次电击疗法，这种治疗方案一直让大卫感到害怕。“十二次。”他的母亲一再提起。“如此残忍的治疗方案。”他父亲说。“历经对大卫来说宛若地狱的这几年，”他母亲说，“他们决定再度启用苯乙肼。”
弗兰岑感到担忧，于7月坐飞机赶来，在大卫身边陪伴了一个星期。大卫的体重在那一年一共掉了70磅。“我从未见过他那么瘦。他眼中透露着一种神情：恐惧，极度悲伤且空洞。但是，与他相处依旧令人开怀，即便他只有百分之十的力气了。”大卫现在或许会拿他自己开涮，他之前还从未意识到，他说：“电击室里的某些椅子其实坐着挺硬的。”弗兰岑会和大卫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同他的两条狗玩耍，当大卫点烟的时候，这两只狗就会去屋外。“我们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他用他惯常的语句说：‘狗的嘴如此干净，简直可以当消毒剂来使。狗的唾液也不像人的唾液，而是具有不可思议的抗菌效果。’”当他要离开时，大卫对他的来访表示感谢。“我很感激他能让我去陪他。”弗兰岑对我说。
六周后，大卫让他的父母坐飞到西部。苯乙肼并没有起效，这是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的风险。病人出院，再次住院，药物却不再起效。大卫无法入睡。他害怕离开这栋房子。他问：“我要是遇见我的学生可怎么办？”他父亲说：“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现在这副样子。我确信，如果哪个学生看见他，肯定会伸出胳膊抱住他的。”
华莱士一家在一起相处了十天。大卫和他的父母会在早上6点起床，随后出门遛狗。他们一起观看DVD影片，聊天。萨利给大卫做了他爱吃的饭菜，都是些能宽慰人心的大餐——菜肉馅饼、焙盘菜、奶油草莓。“我们一直对他说，只要他活着，我们就开心。”他的母亲说，“即便在那时，我也能感觉到，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星球了。只不过，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离开前的一天下午，大卫表现得非常沮丧。他的母亲陪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坐在地板上。“我摸了摸他的手臂。他说，有我这么一位母亲，他感到欣慰。我对他说，那是我的荣幸。”
9月中旬，卡伦出去了几个小时，留下大卫和两条狗待在一起。当她那天晚上回到家时，他已自缢身亡。“这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的妹妹告诉我——她还对我说起了另一件令她感到难过、亲切、难受的事情：“大卫和他的那两条狗，很压抑。我肯定他吻过它们的嘴，并且向它们表达了歉意。”
作家们通常会写两大主题——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疾病，这两个主题虽是他们内心的惊涛骇浪，说起来却波澜不惊。曾有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詹姆斯·乔伊斯去一个聚会上拜会马塞尔·普鲁斯特。你期待那是一场冠军级别的相互打趣。乔伊斯说：“我的眼睛糟透了。”普鲁斯特说：“我可怜的胃啊，我该拿它怎么办？说实在的，我得马上离开。”（乔伊斯抢过话锋，说：“我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能找个人搀着我的胳膊就好了。”）大卫可不会那样。一方面，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他从未把自己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这件事告诉过别人；另一方面，他长得不像你们想象中的作家的样子，他看起来像一个瘾君子、一名矫健的运动员。（马克·科斯特洛是大卫成年后阶段好的朋友，他说，大卫曾教给他一个伊利诺伊的土话，叫作“土炸弹”。“有些坚韧，也有些像废材废物的网球运动员形象。”科斯特洛说。）大卫看上去就像某个大学代表队里的队员，是那种用不了多久就会脱颖而出，逐渐与队友拉开档次的人。他是一个大个子，头上缠着头巾，头发披散着，就像某个会邀请你去玩沙包游戏的人，如果你拒绝，他很有可能会揍你一顿。
这样打扮是有意为之。当大卫还是个学生时，曾因为长得像一个学院作家——细腻的眼神，敏感的洞察力——而感到困扰。他把这些人称为“愣头青。老兄，我记得，我依旧不喜欢称自己为作家，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不想被别人误认为是那类人”。
这一点并不便于你与他人相处——与人相处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需要极强的亲和力、幽默感以及饱满的情绪。这就说得通了。书籍是社交的替代物，某种层面来说，你读到的就是你乐意与之结伴出行的人。章节、片段、小说和文章，这些都是接近完美的东西。即便遇到的仅仅是一个善于描写事实的作家，你也还是会想缠着他们讨要事实，这就像考试时，你坐在一个头脑聪明的孩子身边，偷偷抄他们的答案一样。大卫笔下的自己——这一点在他的散文中尤其明显——是你迄今为止好的朋友，他袒露一切，悄悄说着笑话，用文雅的风格扫除那些逼你发怒、令你感到乏味或不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