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为了叫你欢喜
特蕾莎是我在小镇上第二个说上话的人。
那是上午，一个高个子、刘海浓密的女人边脱手套边走进来。接近零度的空气把她的鼻尖冻得红红的，她的右手在呢子大衣上用力摩擦了几下，伸出来握住我的右手，“手有点凉。你好，我是特蕾莎。”
我的手也很凉。于是，两只手握住后又松开，都笑了。
特蕾莎打量着我的行李箱和湿漉漉的靴子，指示托马斯，跟她一样又高又瘦的金发男子、她的丈夫，把行李箱搬上顶楼我的房间。
这是一幢由大屋改造而成的民宿，距离市政广场步行只需一分钟。楼梯窄而陡，踩上去老木头吱呀作响。一一指示了卫生间、厨房和暖气的用法，尽到房东的责任后，特蕾莎提议说，可以带我去一家地道的餐厅，那里有很棒的土豆浓汤，能让我暖和起来。后来，特蕾莎说，中国人看起来总是显小，而你，简直就像个离家出走的高中生。
只是，这个高中生跟她并肩走去土豆餐馆时，突然问，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做？
特蕾莎停住脚步，轻声说，这是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小镇了，如果没有那些中世纪留下来的古建筑的话。
我告诉特蕾莎，我在写点东西，需要知道点“特别的事”。
“写什么样的东西？”她问。
“一个人，怎么才能靠近童年的自己。”
“童年的自己？”
“光溜溜的，没被命名的那个你。”我说。
后来回想，也许就是我这个找点“特别的事”的要求，像投入水面的一粒石子，激起了我们都无法预料的后果。
一个人，这么冷，在德国走一个多月，你疯了吗。特蕾莎说。
这是相遇的第二天。坐在一家曾是鞋铺的咖啡馆里，我们已经交谈了两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前，特蕾莎坐在旅游信息处柜台后面埋首整理文件。坐她右边的是一个发胖的年轻人。
这是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办公室，三面墙开着高窗，窗外就是市政广场，可以看到建于十六世纪的市政厅、药房，还有打伞的居民与游人。
特蕾莎的侧脸轮廓分明，她大概四十多岁？肯定不到五十。
资料架上摆放着让人免费索取的单张、册页。其中一张是宣传小镇的童话韵味的，几个穿着古代服饰的人站在市政厅的台阶上。的那个，就是特蕾莎。
她似乎对我认出了她做的广告有点不好意思，并不像一个做了二十年导游的人。但在大踏步穿过小镇时，她对老建筑、街道、餐馆都如数家珍。
“五百年，”她说，“我们家族在这个镇上住了有五百年了吧。”父亲母亲、叔伯姨婶，“哎呀，你能想出来的亲戚”，都住在一公里以内。
五百年之前还有更多的五百年。小镇从加洛林王朝时代就存在了。由于位处德国正中，四通八达，统治者们对小镇青睐有加。曾有两座城堡在这里伫立，作为伯爵的驻地。但现在已无踪迹。留下来的，是那些普通市民、生意人花大价钱建起来的房子。那些精明又勤劳的生意人，痛惜一砖一木，不忍让自己的财产被政局毁灭。
特蕾莎的大屋，就是其中的一栋。与市政厅同样年岁，见证着小镇的黄金时代。
民宿二楼有一堵照片墙，布满特蕾莎家族的照片。正中一张，是七八个男人一身戎装，坐在老宅门口。这是“一战”时，家族的男人扛枪上战场前的留影。也有特蕾莎与哥哥小时候的照片，两人的脸鼓鼓囊囊。还有特蕾莎的奶奶和爷爷，爸爸和妈妈。
墙壁右是一张手绘的家谱，从上往下越分越细，就像树扎在土壤里越来越庞大的根系。五百年不曾流离失所。
家族的更迭可以让人将国土的历史看得更深远。德国被欧洲人视作“中央之土”，而小镇所在的古老图林根辖区，则是德国的“中央之土”。
当加洛林王朝在野蛮人的入侵下崩溃时，“中央之土”的居民德国人把斯堪的纳维亚人赶回海里，击退东面的斯拉夫入侵，与罗马教皇构成联合，在欧洲中心奠定了和平。而德国中部的城镇，作为“德国”的区域，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历史上的数次崩解与衰败，是德国的“原乡”。
小镇古老，传统。居民恪守价值，重视家族，维护自尊。
也正是因为处于欧洲中央的位置，十六世纪的“三十年战争”让这里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屠城、掳掠、占领、饥荒。特蕾莎的家族那时候已经在小镇扎根，族谱上记录了与小镇兴衰同步的家族史。“那是兴旺的年代，伯爵的封地。”特蕾莎说。
1622年，小镇被大规模掠劫。1626年，饥荒。1635年，瘟疫。1640年，1643年，两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全镇一半的人在战争中死去。特蕾莎家族里的人口一度缩减为只剩下女人和孩子。
那些小镇曾高度文明、富裕、发达的证据——教堂、修道院、高塔以及遍布整个城市的供水系统，如今都只是残骸了。
兴旺过，衰败过，不幸过，快乐过。战争后，小镇上的人靠做小农场主、手工业和小生意开始恢复经济。特蕾莎的祖辈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做烘焙，他们做出镇上地道的面包，养活一家老小，并让家族的血脉在这块土地上顽强地延续下去。许多在战争中被毁的建筑开始重建，特蕾莎家族的大屋也经历了次修整。
时间转啊转，很快，另一套世界法则开始了。古典的黄金时代终结。火车的铁轨铺到了小镇，工业兴起，小农场主们纷纷变成了小工厂主。小镇居民勤劳而务实，长期战争带来的惊惧残存在血液里。他们审时度势，谨小慎微，只在意小日子。
高速公路通过小镇了。
然后是“一战”。纳粹上台。“二战”。纳粹下台。德国被分成两半，小镇划归我们所说“西德”。之后，家族里有人竞选镇议员，有人当选。有人搬去北部的城市生活。祖屋里住的人越来越少。
然后，在一个清冷的冬日早晨，特蕾莎出生了。
像持守一份信念般，特蕾莎守着大屋。二十多个房间，上楼下楼，步履间擦出的风会带出五百年的积尘。父母早已搬去一栋小房子里。她也早已结婚生子。
可该死的房子它不会消失。它呼唤人的气息去填补空隙。
哥哥比她大三岁，去过美国读硕士，后来在瑞士做研究助理，但他定居图宾根已经二十年了。做研究，病毒、细胞什么的。图宾根离小镇三百多公里。“那是他的，怎么说呢，事业。助理，副教授，教授，那一套。”特蕾莎断续说着。
与哥哥在一起好的记忆，都是关于圣诞集市的。这里的冬天实在漫长，从大地间呼啸而过的冷风让人脆弱得像一根树枝。但圣诞集市是那么让人兴奋。
市政广场上挂满彩灯，空气里是热红酒、杏仁糖、皮革和草药的味道。吹玻璃的匠人摆起摊子，吹出圆球状的装饰品，挂上窗户叮当作响。流光溢彩中，小镇的乐手们吹着长号，整夜不休。还有孩子们提着灯的夜游，她和哥哥混在队伍中，看见好多表兄妹堂兄妹，浩浩荡荡，环游世界般扫过小镇。孩子们的笑声像金箔漂浮在糖浆般的夜色里。她和哥哥笑得声。
房子的继承人是哥哥，但他走了。“你知道，不可能再管这边的事。但我不能看着房子一天天朽下去。”
她扑闪着的眼睛显示出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好奇，直至我说出自己已经在冰天雪地的德国走了二十多天。
“离家这么远……”她说了一半就停了下来，然后就是那句—— 一个人，你疯了吗？
我深吸一口气。
就在我们几百米外，是这个小镇的标志性雕塑—— 小红帽。跟她提着篮子进森林喂野狼的行为相比，我大概不算发疯。
但我还是回答说，是的，这件事太疯狂了。
话题怎么走到这里的，说不清楚。开始，我们也像一般初遇的陌生人那样，寒暄着出生地、职业、对小镇的印象。只是，当特蕾莎说她喜欢的故事是《幸运的汉斯》后，话题陡然加速，让我们褪去了那些虚以委蛇的客套。
“汉斯失去了一切，但他是那么幸运。”她说。
我也深深地喜爱这个故事。于是，像分享挚爱的糖果一般，我为她重述汉斯。
汉斯给主人做了七年工，工期已满，他要回母亲家。主人结算了他的工资，还送了他一大块金子。汉斯就上路了。他在路上遇见一个骑马的人，用金块跟对方换了马。走着走着，又用马换了牛。后来又用牛换了猪，用猪换了鹅，用鹅换了剪刀，用剪刀换了石头。他扛着石头走，石头压得他很难过。在井边喝水的时候，石头掉进了井里。汉斯欢喜得眼里流出泪来，因为他摆脱了使他烦恼的石头而不必责备自己。汉斯叫道：“世界上没有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了。”他心下轻松，解除了一切负担，跳着回到他母亲家里去了。
汉斯失去了一切，但他是那么幸运。在重述里，故事有了新的质地与温度，也似乎让我们寄托其中的思维与情感找到了来路和去路。
可我不懂，为何我说自己在发疯，特蕾莎却难过起来。她喝一口卡布奇诺，抬起脸来时，皱褶变得更深了。
是的，这件事太疯狂了。我顿了顿，淡淡说，但疯狂的定义是什么呢？
她久久没有回答，后终于说，也许就是那些特别的事。
“一条通往童年的通道， 对现在的我来说， 就要合上了。”我决定直接说出口。
“童年？”
“那些精灵，那些幻想出来的伙伴，会说话的动物。你们总是玩在一起。”
长久的沉默，然后她说：“我明白。”
“总被生活打得鼻青脸肿，我开始要忘了那些伙伴了。而且，一旦有了孩子……”
“一旦有了孩子……”她叹息。
我们的杯子先后离开了咖啡碟，被抓在各自手里，就像黑色海水中一块瓷做的浮板。
特蕾莎有三个孩子。二十二岁，十八岁，十岁。儿子，儿子，女儿。
个孩子出生后，特蕾莎开始工作。导游工作一做就是二十年。直到三年前，她决定翻新的大屋，经营民宿。巧的是，她上周刚开始到镇旅游信息处上班。某种新生活的发端。
但似乎，与漫长的职业生涯相比，她更纠结于家庭内部的身份。
孩子小的时候你不能离开他们，总是这样，但一年，又一年，“他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生活，却不再有你的空隙”。大概母亲总是会忘了自己。她的眼睛总跟着孩子的脚步，心
跳比孩子的脚步更碎更快，言语更是止不下来。特蕾莎说，或许，我不是个好妈妈。
我沉默着。
“总是忙工作，忙工作，下班回家，我不太可能陪女儿，给她讲故事了。她理解，妈妈的工作很忙。”
我点头。但并不明白。
在特蕾莎小时候，跟奶奶一起住在的大屋里，奶奶每天晚上会给她和其他兄弟姐妹讲童话。“你知道吗，我奶奶是一个表演的天才。”奶奶永远不只是把故事说出来而已。她一会儿是皇后，一会儿是大力士，一会儿是会说话的狐狸。她的声音流淌在房子里，让每一个衣橱都变成秘密世界的入口，每一道跳动的火苗都变成闪烁的眼睛。“我们相信着，完完全全地相信。”
那是传统大家族还住在一起的年代。虽然经历了战争，国土破碎，但家族伫立。特蕾莎垂下眼帘。
故事一旦被家人讲出来，就不只是故事而已。也不只是讲和听而已。
可是，特蕾莎的故事是什么呢？
滴答滴答，钟的指针。阳光转动着穿透她厚厚的刘海。雨雪初歇。咖啡馆的墙上装点着主人曾经制作的鞋子模型。木头镶框玻璃盒子里，一双又一双小鞋子。蹬上鞋子，架上马车，就可南下慕尼黑，北上柏林。穿越无尽的积雪与森林。古老或崭新的故事，会在雪地里留下车辙与脚印。
我们攀扶着瓷一样白得透明的浮板，咖啡勺作桨，划动黑色的海水。镀银的叉升起来，我们于是顺着叉柄爬上去，躺倒在淡绿色的浆果堆里。
浆果蛋糕是特蕾莎推荐的，厚厚一层淡绿色浆果，微酸，大小在葡萄和樱桃之间，阳光下开始变得透明。我们在浆果堆里爬啊爬。
或许，你想过离开小镇？我突然问。
特蕾莎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