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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1*2〗(一)选题背景一个政党的领导权不仅包括经济领导权、政治领导权和军事领导权,还包括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通过各种手段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赢得民众广泛精神认同和支持,带领民众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能力或力量。这一理论对抗日战争时期本书的抗日战争时期指“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全面抗战,具体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力量暂时处于劣势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有重要的价值。马克思、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构建,重视无产阶级文化力量的蓄积。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进行文化领导权的探索。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文化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抗日战争前夕,在中共中央苏区代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实际,提出通过不流血的转变,即提高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觉悟以实现中国共产党力量聚集的重要思想。虽然没有提出“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但通过不流血的转变获得领导权这一思考实质上已经暗含了中国共产党欲构建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也深深影响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有三个时期较为重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相比较而言,抗战时期为重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采取不同的举措,成功构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构建不仅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进展,加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乃至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格局。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初到陕北,拥有的党员不过三四万人,掌握的军事力量仅四五万,然而经过短短的十年,至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一百二十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正是因为这样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才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推翻了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可以归结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远见,也可以归结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等。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自身道德感召和精神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影响。这一影响,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擅长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真枪真刀地与国民党抢夺地盘,不如在和平统一和民族战争的环境下与国民党争夺民心来得容易。”杨奎松:《革命》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0页。这一争取民心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构建文化领导权,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技术工程。中国共产党构建文化领导权的动因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是如何构建文化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构建文化领导权留下了怎样的教训和启示?国内学术界虽然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进行过一些研究,但相对而言,集中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构建进行具体研究的并不多。
从现实看,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面临国际和国内双重挑战。国际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凭借自身拥有的强势媒体和文化输出的技术优势,利用各种文化产品载体,不断将其倡导的西方价值观传播到中国,希望对中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国家数目锐减,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遭遇了合法性危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否得到了验证?这些质疑不断削弱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从国内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在丰富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人们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的实现,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张士海、施秀莉:《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的挑战》,载于《理论探讨》2012年第2期。多元文化的存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多元文化在丰富和活跃民众精神生活的同时,也严重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至今,许多党员干部、学者依然不明了当今中国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言必称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一些共产党员说起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一点底气和自信。网络的信息化、普及化也使得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而来,许多人对一些西方思潮没有辨别能力,在迷信西方“普世价值”中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种种迹象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需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找前行的力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文化领导权的成功经验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领导权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
(二)选题意义
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构建的动因分析,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构建文化领导权具体举措的分析,可以梳理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蓄积文化力量的思路与逻辑。同时,本选题在研究过程中将运用实践哲学、政治学、文化学、文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揭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文化领导权的系统工程,这有助于党史研究视野的拓宽。
第二,开展本选题研究有助于更新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视角。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建设,一般包括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和制度等方面。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构建的研究,可以发现,文化建设应是政党建设的必然内容,尤其在越来越强调“软实力”和政党形象的今天。政党文化就是政党的形象、政党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构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向民众传播以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为主要内容的政党文化,展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欲构建文化领导权,必须要把来自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能整合社会、凝聚民众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内在的价值观就构成了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新的结合国情实际的社会理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它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但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在此一点,它的提出,“实际上吹响了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公开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排斥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作用、全力引导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号角。”杨奎松:《革命》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8页。这里的领导权,既有政治领导权,当然也包含文化领导权。所以,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构建的研究也必将推动更多的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将政党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
第三,开展本选题研究可为当代中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启示。中国共产党构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实质就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传达给民众,使民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认同,进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能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夺取政权,这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积极构建文化领导权、蓄积文化力量有重要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构建文化领导权无疑是成功的。当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达给民众,使民众产生认同并自觉践行。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市场改革的国内环境,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难度越来越大。梳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文化领导权的脉络,寻找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有效举措,必将为当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启示。
第四,开展本选题研究可为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提供有益经验。全球化不仅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经济优势和科技实力,通过互联网、文化产品出口、跨国投资,向其他国家强势兜售其价值观。这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对和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中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成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既要敢于和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思潮进行斗争,又需要站稳根基,守住阵脚。当中国民众的思想根基牢固立足于中国大地时,西方价值观再强势、传播手段再先进,它都没有用武之地。让民众思想根基站稳中华大地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灌输给民众,使民众的精神状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居于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即便拥有再先进的传播手段,都无法撼动普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文化领导权的经验成为当今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宝贵资源。
二、研究动态与文献综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致力于文化领导权的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决议和一般文件中,“宣传”“鼓动”“教育”“文化”“阶级觉悟”等词构成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构建实践相关的重要话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大罢工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此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探索取得的重要成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忙于土地革命和军事斗争,但在苏区和国统区还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文化建设实践。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和开明的文化政策吸引了四万多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成功造就了无产阶级化知识分子。正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力量的积累和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抗战时期成为中流砥柱,才能加速解放战争的进展。所以,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构建有重要意义。
国内探讨文化领导权的著作和论文比较多。关注文化领导权源于两个契机:一是因为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启动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国内兴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这一热潮以徐崇温教授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标志,俞吾金、陈学明等众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研究成果。他们在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时,必然要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葛兰西及其文化领导权理论。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作用和本国文化安全的维护。当今世界,文化和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软实力在国与国竞争与较量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中共十六大后,国内加快了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成绩突出。伴随国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成就,中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全球化、信息化所引发的文化安全问题也促使国内更多的学者关注如何在新形势下建设好、维护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这样的契机使得国内学者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愈来愈重视,也使得文化领导权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一)关于文化领导权的基础理论研究
1关于对马克思、列宁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研究
纵观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创作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明确提出过“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但概念的缺席并不意味着经典作家们不关注文化领导权思想。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文化领导权思想更多的是借助“意识形态”这一词语来进行阐释。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著作不少,这些著作在介绍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和理论时,也涉猎了马克思文化领导权思想。侯惠勤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是国内研究马克思意识形态较有学术分量和社会影响力的著作,这一著作对当今中国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重要价值。侯惠勤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以来的政治革命,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革命’,是通过把握未来的共同理想,凝聚人心,动员群众,实行以创建新社会制度为追求的社会变革。”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所以,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必须重视“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阶级意识问题。张秀琴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一书中,概括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观点:在意识形态的存在问题上,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而存在;在功能上,意识形态扮演的是阶级社会维护意识,在全部人类历史中承担着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的角色。李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按照发展脉络与逻辑层次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运用文本解读法追溯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揭示了该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特色。国内也出现了大量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论文。谷少杰在《试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了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不仅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斗争,而且还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斗争,以摧毁资产阶级的文化奴役。”谷少杰:《试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载于《天府新论》2012年第2期。所以,无产阶级必须要重视向群众宣传理论的工作。张士海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启示》一文中指出,“在领导苏联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列宁对构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进行了科学阐述、积极倡导和全面推行,使得苏联共产党赢得了夺取政权和执政的合法性,极大地推动了苏联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张士海:《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启示》,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张士海分析了列宁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本内容:构建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重要使命,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要目标,教育与自觉相结合是构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基本路径。潘西华、赵军的《从“政治领导权”到“文化领导权”——列宁与葛兰西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比较》一文在比较列宁和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列宁和葛兰西根据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条件及所处的国际背景提出了侧重点不同的领导权思想,从‘政治领导权’到‘文化领导权’,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只是较列宁而言,葛兰西更注重政治领导权获取前后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夺取与巩固,更注重无产阶级自身无产阶级‘自觉’的培育。”潘西华、赵军:《从“政治领导权”到“文化领导权”——列宁与葛兰西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比较》,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
2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次提出了“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随着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价值认识的深入,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学者。一是出现了一系列介绍和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著作。俞吾金、陈学明、徐崇温等学者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探讨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俞吾金、陈学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一书中指出,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见解隐含着他对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结构的独特理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即意识形态—文化方面)起着比政治社会更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光是靠军队和暴力来维持的,而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他们广为宣传,从而被人民大众普遍吸收的世界观来维持的。”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这就把整个市民社会,把意识形态—文化问题凸显出来了。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了葛兰西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认识,“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单纯技术问题,也不仅是一个政治机会问题,它也是一个文化和技术条件的问题,只有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工人群众在精神上的解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得到实现。”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把群众从消极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客观性的状态,带入到具有革命意识的状态。胡爱玲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与知识分子:葛兰西实践哲学研究》一书在梳理西方实践哲学的历史脉络中,指出:“文化领导权就是阐发和传播具有聚合力的那样一种思想的能力,实际上就是比自己历史性的阶级敌人更广、更好地传播自己思想的能力。”胡爱玲:《意识形态、领导权与知识分子:葛兰西实践哲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潘西华著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一书以文化领导权与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关系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文化领导权及其相关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同时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人类学等多重视域下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重新审视和阐释。国内也有一些学者从文学角度来关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比如,陆扬、王毅合著的《大众文化与传媒》、朱立元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陶水平的《现代性视域中的文艺美学》等著作,就从文学、文化的角度研究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陶水平在《现代性视域中的文艺美学》一书中指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社会集团的广泛赞同、自觉服从并自愿融入该社会集团权力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这里的‘霸权’不是带有强制镇压的霸权,而是指一种同意式的霸权。”陶水平:《现代性视域中的文艺美学》,江西高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除了以上代表性的著作以外,国内还出现了一系列关于葛兰西及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学位论文和期刊文章。国内专门研究葛兰西及其文化领导权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多篇:梁涛所写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潘西华所写的《“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基石》、和磊的《葛兰西的领导权与文化研究》等。潘西华在博士学位论文《“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基石——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中指出,“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的获取过程实际就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重新塑造民众文化价值观的过程。因此,能否塑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以‘健全的常识’为基础的‘集体意志’就成为无产阶级能否获取与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关键。”潘西华:《“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基石》,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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