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年的追求：我和哲学
我埋头于自己的沉思之中，不觉岁月流逝，窗外已过去了20个春夏秋冬。今天我依然如20年前一样在走自己艰难的“哲学”之路，耳边仍回响着青年时代激励着我的主旋律：“探索人生、寻找光明……”
我们这一代已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又究竟要到哪里去？
我心中的马克思：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罗曼·罗兰曾把人生比喻成那浩浩荡荡奔流着的大江，人内心世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往往如那江心岛屿在晨雾和阳光中时隐时现。整个少年时代，我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于“哲学麻木”状态。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从小的思维方式就是常识的、直观的。作为常识和直观经验的总概括—传统的哲学，对我没有特殊的吸引力。狄拉克曾十分风趣地说过，自从我们把宏观的手指头伸到宏观的嘴里时起，脑子里就灌满了各式各样显而易见的常识。常识决定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但也使人带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公认的错误和偏见。人们可以拒绝讲哲学，沉睡在以常识为基础的哲学梦中是舒服和难被唤醒的。我的哲学意识唤起是朦胧的。初三那一年，有一次上哲学课，老师随便提到，有一位叫贝克莱的哲学家认为，石头的存在是因为你碰到了它。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骚动至今记忆犹新。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论断荒谬绝伦，哲学居然是用于讨论这些根本不用理睬的荒唐的哲呓（我怎么可能想到，近三十年后，我居然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再次和这一论断作战，而且走出这一哲学的魔障是何等艰苦和需要科学的勇气）。另一方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不安、激动。现在我才知道这原是一种只有对哲学家才要求的无畏和深刻的怀疑精神。哲学论断可以对也可以错，可以有意义也可以没有意义，但真假哲学的试金石乃是看它是否具有思想的大无畏和深刻的彻底性。然而，毕竟我还太年轻，哲学来敲我内心的门时并没有把我从麻木中唤醒。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转到自然科学中去了。
其实，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如果不是内心的体验，那么所谓的理论思考和中学生的寻章摘句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你只是去吸收被别人咀嚼过的思想中流出的汁液。哲学的启蒙要求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它，它要求理论家不仅用哲学来研究生活，而且要用生活来写哲学。而在“文革”以前，要我们这一代人做到这一点甚为困难。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大的传统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作为信仰来接受的。而且即使是这一哲学本身的精髓也被一层又一层嚼之无味的常识和说教包裹着，要燃起热情的创造火焰，无论是对于整个哲学体系还是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等待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到来。
莫泊桑讲过，普通人一般极少去想那些有关人生价值以及和世界观有关的问题，只有当死亡来临或平静的生活中出现重大变故时，麻木的内心世界才会受到哲学和宗教的触动，但那时往往已为时太晚了。因此，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少年的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正当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文革”开始了。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到十年以后发生，我都只可能是一个科学家，而不会走上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的道路。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极“左”气氛在我心中引起不安和压抑，但我仍然不顾一切在读英文，埋头于科学报国的梦中。1966年盛夏的一天，因为我偷偷地躲在床上读英文，结果作为“白专典型”被同班同学批判。由于学习科学的权利从此被剥夺，我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
人们常常把“文革”时期的青年学生分成三类，一类是积极参与者—红卫兵，另一类是运动的对象—挨整者，第三类是逍遥派。按这种表面的分法，我属于二、三类。但我认为，不存在精神上的逍遥派，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在精神上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区别仅在于参与的方式。而我的参与方式很特别，一切事变在我的心中都变成了哲学。从此，我开始了那长达20年的哲学沉思——从陶醉在思想解放中的欢悦之情开始，接着就迎来了漫长的苦闷和彷徨时期，它包括那一次又一次在非理性主义的黑暗中探索，然后重新去寻找光明和理性的历程。
“文革”给我内心的震动是那些我从小就被社会和家庭灌输的不可怀疑的信条的瓦解。从道德规范、理论体系、我所尊敬的人物一直到社会秩序，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摇摇欲坠，原来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被亵渎了。我不知道这种大动荡对一个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影响是什么，但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十分怪异和理性的。虽然我的家庭以及我在运动中挨了整，但我并没有像一个正常、未经世事的青年那样惊慌失措。相反，我从中领悟到怀疑一切的合理性。我好像从梦中惊醒，突然意识到以前不加怀疑就相信是一种混沌。当时，我的内心被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强烈地震撼了，我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中。
这种怀疑带来的独立思考精神促使我用整个内心世界去感受辩证法。我开始领悟到辩证法的精髓。以前虽然我也学过辩证法哲学，但是对那些无处不在的革命性原理却视而不见，这就是：世界从本质上是发展的，没有一种事业、一种信条、一种规范可以万古长存。一切处于永恒的流动、变化、产生和灭亡之中。所谓辩证法的整个哲学体系无非是对这个伟大、简单但又十分深刻的原理的表述而已。
当时我的思想并不足以深刻到去思考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古代哲学支柱“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信念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会被与其相反的观念—“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所取代？我至今才明白，中国古代文化中道德理想主义的世界观支柱正是关于天道悠悠万古不变的思想。要冲破道德理想主义，世界观立足点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是可以想象的。其实，我自己当时之所以感到思想解放，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冲决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堤坝。当时我还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哲学给了我向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挑战的勇气，我只是深深地被这一伟大的思想所激动，感到只做一个好人而不去洞察宇宙之真理是多么渺小！我想到了赫拉克里特被放逐的命运，黑格尔面临的那个大变动时代，一直到马克思对这一原理的正确阐述。我感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化的急风暴雨；每十年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变，使得那些在民族苦难中寻找光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原理而接受了辩证法。而我无非只是这一系列先驱者的一个后继者。
总之，“文革”初期短短几个月，我所领悟到的超过了读几年书，我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走进哲学的殿堂。当然尤其使我敬仰的还是马克思。他在那苦难的深渊中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洞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放荡不羁，一边喝酒击剑并和同学斗殴，一边探讨真理的那种不怕神威、不怕天堂的雷霆的精神使我觉得振奋和解放。
任何一种解放，即使它的后果是导致虚无，开始阶段都是美好而令人欢欣鼓舞的。当时我心中雷声隐隐，自以为理解了辩证法的真谛，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别人在写大字报，我却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读马克思的原著，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一直追溯到黑格尔。由于我经常在和同学的讨论中诉诸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在一段时间里，我被朋友们称为“金格尔”。其实，当时只有20岁的我，除了对哲学和真理追求的满腔真诚以外，知识广度和理解深度是极为有限的。我只是被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所鼓舞，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我心中的追求，它代表了我对思想解放的渴望。很快，和整个红卫兵运动一样，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危机马上就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