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到荣毅仁家赴宴
如何面对共产党，是上海资本家忐忑不安的一个大问题。在他们多数人心目中，国民党已经令他们彻底失望。经历了1948 年以来的经济崩溃、币值改革对他们的巧取豪夺，“打老虎”让他们心惊肉跳，所以在国民党逃离的时候，没几个资本家愿意跟他们去台湾。但是共产党来了，会不会对资本家采取革命措施，剥夺他们的资产，心里更是无数。因此，上海解放前，凡是有条件的资本家都采取了狡兔三窟的办法，抽逃大部分资金去国外和香港，然后留一部分人看着厂房和设备，观望共产党的一举一 动。
例如，上海的棉纺业和面粉业头等大户荣氏家族就在策划如何转移资产，抽走资金，到国外或者香港避一避风头。荣氏企业中部分人向广州、香港、台湾等地陆续转移资金和设备，以分散资金，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先是荣研仁抽走天元公司很大一部分资金去了泰国，接着是李国伟委托英信昌洋行，在九龙设立纱厂。荣尔仁听了宋子文的劝告，移拆了“申新”二、三厂的一部分设备到了广州，在那里开办了广州纺织第二 厂。
上海解放之前，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富商巨贾听信国民党的宣传，开始大逃亡。荣家总公司系统（大房系统）的负责人都走了，二房系统也走了部分。荣溥仁、荣辅仁先去了香港，“申一”“申九”厂原负责人去了香港，“申六”“申七”厂经理、厂长未离沪，“申二”“申五”厂负责人荣尔仁去香港后，总管理由荣毅仁负责，荣德馨主持厂务。鸿丰公司原负责人胡载之不辞而去，由总公司暂时维持。福新面粉公司在王禹卿、陆辅仁等去香港后，厂务没有人管，经理部由荣毅仁和曹启东负 责。
但是老太爷荣德生坚决不肯走。他毕生辛勤经营实业，创造出荣氏企业的不凡业绩，成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一个榜样。但是也经历了民国时期的种种黑暗，尤其是1946 年被匪徒绑架，付了50 万美元才幸免于难。虽然国民党的毛森破了案，枪毙了歹徒，但是赎金被充作奖金和办案费用，没回来多少，所以荣德生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此时他不愿意逃亡，更不愿意抛弃无锡、上海的企业。许多人劝荣德生去香港，都被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无法割舍这里，无锡是他的家，一棵大树怎可以离开自己的根 呢？
有一位好友说：“共产党来了，资本家肯定要倒霉的。”荣德生坦然地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荣德生一生为人处世问心无愧，我不 怕。”
公司的职员们惶惶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他们纷纷打点行装离开上海，荣毅仁少爷承担起留守上海的责任。他也要看看，共产党来了会怎么样。
1949 年5 月25 日解放军进了上海，而荣毅仁此前遭到国民党监察院起诉他承办军用面粉有质量问题，这天应该去旧法院出庭。一大早，“申新”二厂厂长荣德馨跑来报信：解放军进城了，都睡在马路上。荣毅仁不信，两人开车出门，眼见为实，果然如此。解放军严明的纪律，不扰民的作风，给荣毅仁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新时代真的到来 了。
上海解放仅仅一周，6 月1 日荣毅仁接到市长陈毅的请柬，第二天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开座谈会。6 月2 日下午，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大厅，90多位上海知名的产业界人士拿着有陈毅署名的请帖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时，心里都有些怦怦跳。威震淮海战场的陈毅将军，会不会没收他们的企业资财，革他们的 命？
身穿褪色布军装、脚蹬布鞋线袜的陈市长和饶漱石政委来了。陈毅开口便说：“工商界的朋友们。”“朋友”二字一出，会场气氛便有所松 动。
陈毅对大家说：“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16 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然后，陈毅、饶漱石听取了在座人士的发言，并听取了他们关于稳定上海局面、恢复生产的建议。饶漱石政委作了总结发言，他强调：你们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民族工业有光明前途，只要通力合作，定可逐步战胜困难。关于劳资问题，我们提倡双方本着劳资两利的原则，合情合理协商解决。关于税率问题，我们也认为国民党时期的旧税率标准是不合理并必须加以逐步改革的，但目前对情况还未加以调查研究前，只好暂时维持现状，以防改良不当引致混乱，但今日的税收是全部为国家所有，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后，饶政委又解释了产业界人士因对中共政策不了解导致的某些疑虑。他说：我们要打倒的是官僚资本，而民族资本则是我们的朋友，是应予以扶助和发展的。我们对于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业是采取坚定的保护与发展方针的。后，饶政委着重对照顾“四面八方”的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
外交流）加以解释。
陈毅、饶漱石两位首长的话，资本家们听得真真切切，又惊又喜。会后，荣毅仁兴冲冲回到家里，对满屋等候消息的人宣布：“明天就开 工！”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是陈毅对上海各界人士统战工作的条原则。但是实行起来谈何容易！首先就是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怎么搞。那天会后，刘靖基、荣毅仁对财政接管委员会副主任许涤新说：他们想请陈毅先生到家中吃饭叙叙。许涤新在一次会上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问在场的人去不去，有的主张去，有的则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分子，如果我们去吃他们的饭，划不清阶级界线，就会在政治上丧失立场。陈毅听后笑着说：“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难道对资本家就怕起来？难道吃了这餐饭就会丧失政治立场？难道你们不会利用吃饭的机会去了解他们，去对他们做点思想工作？我带头，你们敢去的跟我去。有工作的，不想去的，我不勉强。”
8 月的一天，陈毅和夫人张茜，潘汉年副市长和夫人董慧，以及刘晓、许涤新等领导干部一同来到荣公馆，出席荣毅仁的家宴。陈毅摇着一把大葵扇，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完全没有一点官架子。4 个小时很快过去，双方沟通了感情，对荣家人和上海资方影响很 大。
交朋友归交朋友，问题归问题。陈毅明白，荣毅仁请吃饭是“投石问路”。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长江口封锁，原料涨价；逃走的家族成员抽走近1000 万美元资金，在上海的企业实际是个空架子、烂摊子。国内市场没理顺，厂子不能顺利开工，拖欠工人的工资也无法兑现。荣毅仁心里明白，这些困难有的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有些是自己家族造成的，政府会真心帮助他解决这些困难 吗？
这不是荣家一家的问题，而是上海工商界多数企业的问题。大难题是劳资纠纷，战后重建，百废待兴。因为生产和销售尚未走上正轨，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工资难以发放，6、7 月发生2000 余起纠纷。抽逃资金的资本家哭穷叫苦，工人们要求打倒资本家求解放。陈毅说：“解决这问题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包火，要从起火根源上去控制这火。”这就是指资本家多年虐待、剥削工人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比如纱厂工人要求废除“抄身制”，纱厂经理想不通，说“这样纱厂还不被偷光”。陈毅亲自登门谈心，做劳资双方工作。厂里的工会要教育工人树立主人翁精神，做企业主人，提高觉悟。资方也要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开工，不要依赖政府救济。为了解决劳资纠纷，上海市政府指示干部深入各行业了解情况，通过协商订立劳资两利的合 约。
1949 年7 月5 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发了《关于解决私营企业中劳资纠纷问题的指示》，指出：“解决劳资纠纷的方式，应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主。在现代化的企业中，可以由每个工厂企业的工会组织，直接与本企业的资本家谈判订立（如在同一城市中，有几个同一性质的工厂企业，而资本家又有联合组织者，好还是由产业工会与资本家的组织订立，而不个别订立，以免高低不齐互相影响）。在旧式的小企业、商店、作坊中，必须由同一行业工人店员组成的工会与本行业资本家组成的同业公会订立。因为在同一城市中，同一行业，都有大致相同的习惯或行规，因而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就有基本相同的共同点。这种办法，可以做到使同一行业包括的许多企业、作坊或店铺所发生的问题，在一个集体合同当中得到基本解决。这样，才能使零碎分散的作坊、店铺中的劳资纠纷，做到有条理、有组织的解决，而且比较容易做到合理恰当，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差。如果不
这样办，而让每个小企业、作坊、店铺的劳资纠纷都单独解决，必然造成混乱现象，难于掌握。”
上海市人民政府年的工作总结 说：“围绕于工商业叫苦的斗争，是我们几个月来工商工作的重心。好多资产阶级分子尽想减避负担（包括公债、捐税及工资），并尽把困难向政府靠，尤促成尖锐的阶级性的斗争，我们在斗争中仍力求团结。工商局通过工商联和各种关系，坚持统一战线的团结斗争，是有成就的。但对私营企业业务的督导和市场管理工作，都做得很不够。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剧烈团结斗争的过程中，虽鼓励了工商界对前途的信心，击破了他们一
味想倒在政府身上的不正确念头，提高了他们对暂时的困难的认识。但他们不论在经营上和观念上，不可能短时间全面放弃旧的一套，今后斗争和团结工作仍未可松 弛。
“劳资问题上，我们是本着劳资两利、共同渡过困难的原则，在照顾资方确实的困难，维护劳方应有的利益之前提下，并阻止资方赖皮，纠正劳方过左情绪，做调解仲裁工作。这一工作是我们一切斗争中基本的阶级斗争，我们一进入上海，特别慎重处理纠纷事件。每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劳资问题终是居着重要的地位。次代表会议后，我们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程序》和《复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把劳资争议的调处纳入正轨。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年奖办法，废除工厂抄身制及劳资仲裁委员会的组织等，起了相当缓和作用。第三次会议通过组织私营企业的劳资协商会议，将以更具体的协商办法，团结他们共渡暂时的困难。已经有了成就的集体调解、集体协议、集体合同等办法，在与劳资协商会议相配合之下，当求其更高的成就。劳动局过去曾有某些左右摇摆及调解仲裁后缺乏检查的缺点，尤应当迅速纠正。同时，我们在研究处理劳资争议的专业化的分
工负责制办法．以增强调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