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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一、康德的生平和著作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伟大改革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东普鲁士哥尼斯堡城一个马鞍匠的家庭里。他的双亲都是虔诚派的基督教徒。1732年,8岁的康德被送到培养神职候补人员的“腓特烈学校”接受神学和拉丁文的教育。1740年康德考入哥尼斯堡大学,在学习期间,除了哲学和神学科目外,他对自然科学越来越感到更大的兴趣,以致在1746年他就写成了一部理论自然科学的著作并将其付印。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去世了,康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学校和出生的城市,到东普鲁士偏僻乡村担任家庭教师达9年之久。在这些年里,他不仅取得了教学经验,熟悉了社会和增加了生活阅历,而且利用空闲时间进行了大量的阅读、研究和写作,以致他1754年一回到哥尼斯堡就陆续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极有分量和价值的理论自然科学的论著。   康德回到哥尼斯堡的头等大事不在于发表他的成果,而在于实现他在大学执教的意愿。1755年4月他向哲学系提交了硕士论文《论火》,经过口试,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康德又提供了“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论文”《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答辩后被授予讲师职称,即编制外(薪金由听课学生负担)的教师资格,从而登上了大学讲坛,开始了持续达40余年的教学活动。而他的这篇论文也就成了他对哲学的兴趣逐渐上升而超过对理论自然科学的兴趣的标志。   1756年和1758年康德曾两次向当局申请递补教授职位,都因故未果。1766年康德兼任哥尼斯堡王家图书馆副馆长至1772年。1766年和1770年初爱尔朗根大学和耶拿大学先后聘请康德担任教授职务,他都谢绝了。1770年康德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哥尼斯堡大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内正教授,这一任命由于他8月提出的就职论文《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通过答辩而生效。这篇著名的论文一般公认为标志着康德“前批判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终结和“批判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开端。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以崇高的责任感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从事于一种伟大的哲学改造工作,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脑力劳动,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批判哲学体系。与此相应,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一种独身的、高尚的和极其有规律的学者生活。随着康德的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在学术界支配地位的确立,他获得的光辉荣誉有增无已。1786年他被选为哥尼斯堡大学校长和柏林科学院院士,1794年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他的平静而有序的生活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仅有一次蒙上了暂时的阴影。1794年由于正统教会的仇恨,他受到普鲁士国王的申斥,而被迫答应不再对宗教问题发表意见。但国王一去世,他立即声明不再受诺言的约束,又在著作中谈论起宗教问题来了。1796年6月,康德讲了后一堂课,1800年发表了后一篇文字,1801年底退休,1804年2月12日因衰老去世。   教学活动是康德作为大学青年导师的重要活动,它占据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起初他每周至少要讲16—28小时的课,后来减少了也有14小时之多。讲授的课程从一开始就包括了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和数学,随后还开设了人类学以及矿物学等等。他的讲演,思想深刻而又机智风趣,充满激情而又循循善诱,引导人们去进行独立的思考。这些讲授在学生那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康德的影响不胫而走,远远地超出了大学校门之外。   著作活动是康德作为哲学家的根本的活动,它在他一生中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前批判时期”康德著作的特色是:构思精巧,阐述明快,文字优雅有时甚至是华丽,理论性的论著中灌注着火热的激情,即兴式的创作散发着幽默的讥讽,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1755),《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1755),《自然单子论》(1756),《三段论四格的虚伪烦琐》(1762),《证明上帝存有的惟一可能的论据》(1763),《将负量引入哲学的尝试》(1763),《论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晰性》(1764),《对美和崇高的情感的观察》(1764),《以形而上学家的梦解释视灵者的梦》(1766),《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1770)在一定意义上也应归属于这个时期。   进入“批判时期”以后,康德著作的特色为之一变。它们作为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开辟新径和反复探索、艰苦思虑的成果,一方面是重大的主题,崭新的观点,深邃的思想,沉郁的信念,令人肃然起敬,玩味无穷;一方面是刻板乏味的结构,艰深迂腐的术语,冗长纠结的语句,晦涩枯燥的文字,令人望而生畏,难以卒读。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1781),《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786),《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793),《永久和平论》(1795),《道德形而上学》(1797),《实用人类学》(179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