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
太宗用人，虽不定各当其才，要可说绝无界限，此一点就其命相观之，即显而易见。今试依《新唐书》六一《宰相表》，从即位日起至临终日止，计曾居相位者共二十五人；就中如许敬宗、褚遂良同籍杭州，江左派也。王珪（太原人）、温彦博（并州人）、张亮（郑州人）、李世（滑州人），河东与河南之编氓也。高士廉（北齐之后）、房玄龄（临淄人）、封德彝（渤海人）、魏徵（魏州人）、戴胄（相州人）、侯君集（幽州人）、马周（博州人）、高季辅（德州人）、张行成及崔仁师（均定州人），又皆来自山东区域者也。他如刘洎（江陵人）、岑文本（南阳人），与西魏旧朝亦未见有密切关系。尤其是马周以布衣上书，三命召见，（《隋唐嘉话》）卒登相位。计上举十八人，已占宰相总数十分之七强，宁能谓太宗保持着“关中本位政策”乎①？抑太宗不特任相如此，命将亦然，列传具在，可以覆检，此处不必繁叙。
“关中本位政策”或称为“关陇集团”，以谓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而代以新兴进士。殊未知初唐已优待太原元从，（参《会要》四五）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果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为此论者无非太重视长孙无忌贬死之一事，然无忌之死由于不党武后，许敬宗非关陇人，却获宠任，可比观也。
一姓崛起，多破格录用其辅佐立功之人（唐时称为“元从功臣”），是任何兴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然而阅时稍久，元佐凋零殆尽，不能不别谋选举之方，亦事势应尔。自唐兴以至高宗之末（六一八—六八三），历六十余年，已脱离开国时期，正应用人复上轨道——即循资之日。奈武后任事率情，好恶无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内包三十八姓；除去两《唐书》未立专传者约占四分之一②、出身非进士、明经或不明者约占七分之三外③，确知为进士或明经出身者只各得十一人④。突出之例厥为韦什方，由嵩岳山人一跃而作相，破格则诚破格矣，然尚未见有偏向进士科之痕迹⑤。抑武后过事残戮，每欲见好士林，藉图挽救，故举人无论贤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试官以处之（试官者非实官之谓），致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谚。中宗复辟，权落韦后，常用墨敕、斜封除授，有员外、检校、试摄、判知种种名称，多者比原额数逾十倍，时人称为三无座处（《通典》十九，指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仕途之滥已极。
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
用人之正当方法，较古者为选举；然不能如今时普选之先行发动民众，结果常权操著姓，对封建统治阶级许多不利，故渐归淘汰。
次是学校；贞观五年以后，国学生八千余人，（《唐会要》三五）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国学、太学所教，都属贵族子孙，四门虽有收容庶人子之条文，（均《旧唐书》四四）为数有限。且封建时代财政紊乱，取于民者虽多，大半由官吏中饱，俸禄犹或不给，更安有余力供养莘莘之士子。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语见《唐摭言》）本封建统治阶级集权之目的，行科举则国库不须负担巨额开支，同时又可收中央集权之实利，选举、学校被科举所排，正专制政体发展适合之转进。
唐代科举法，隆重者曰制科，名目繁多，随时不同。肇于贞观⑥，称制科及第者著于显庆⑦，犹清代“博学鸿词”“经济特科”之类；已中进士，亦应制科，且有一应、再应者⑧。入选之人，每次不过三数名，又非岁岁举行，对仕途无如何影响。
此外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项；秀才科，贞观后因事废绝⑨。明法、书、算三项比较专门，正如《通典》一五称：“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今更进一步推阐开元后进士科得势之必然性。
据《通典》一四，隋炀帝始设进士科⑩，只试策问，与明经科相同。高宗调露二年，刘思立奏二科并加帖经，进士又加试杂文（即诗赋），中间或暂有更张，但不久即恢复旧制，（参《通典》一五及《会要》七六）此为唐代考试进士之常式。由是，可见进士于诗、赋之外，亦兼“经术”。至于两科考试，依《六典》所举，都经过三关，现作比较表如下：科目 初试 二试 三试
明经 帖一大经（《礼记》或《左传》）及《孝经》《论语》《尔雅》，每经帖十条，能通五条以上者入取 口问大义十条，能通六条以上者入取 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以及第进士 帖一大经及《尔雅》，每经帖十条，能通四条以上者入取 试文、诗赋各一篇 试时务策五道
两项比观，明经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明经初试之及格标准，比进士增一条。进士三试策问，比明经增两道，所差亦有限。殊异者在二试；明经只口问经之大义，进士乃写诗、赋各一篇，吾人对此，首应讨论者两科所习，是否可以“旧学”“新学”为分野？考诗体溯源于三百篇，赋体两汉极盛，初唐诗格仍上继齐梁（元好问《论诗》，“风流初不废齐梁”）。乌得谓之“新学”？永隆二年敕：“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开元廿五年敕：“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均《会要》七五）应明经试者之空疏敷衍，活画现形。又开元十六年杨玚奏：“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天宝十一载敕：“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出者也之乎颇相类似之处下帖，”（同上《会要》）考试主司之无聊作风，有同儿戏，究其极则如唐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南部新书》乙）流弊如此，安得称曰经术？更安得谓由门族之异而所习各殊？
原夫材质、生活，彼此不齐，事务执行，难易有别，国家取士，理应兼顾各方，不能专悬一目标，亦不能偏用一特低格式，职是之故，考试方法本来相同之明经、进士两科，遂逐渐发生歧异。然而某种方法施用于某科，只属定制时偶然之性，及其施行稍久，进士优胜、明经落后之趋势，乃得形成。换言之，中唐以后进士科之重用，始属于必然性，其理由如下：
1．明经“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会要》七五）不负责任之主司，便不难徇情作弊。进士诗、赋限韵，要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而且进士及第人之文策，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防弊之术亦较密。
2．明经试策只须“粗有文理”，便可取中，可见悬格已低。
3．“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一五）又大和四年格，进士不过廿五人，大和八年格，明经不过一百一十人，（《会要》七六）大抵取录进士之数，平均每年总不过三十，故当时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摭言》）何况，隋开皇三年以后，海内一命以上之官，都经吏部除授（见《隋史》二节），自须安插若干士人；故权德舆云“取明经初不限员”，而一般急于求禄资生者咸出其途，趋之既多，取之就不能不放宽矣。
4．朝廷典制对于两科升沉，影响亦非常之大。唐承六朝骈俪，高宗后风始渐革，具见前节，唯是除授制敕，依然保存旧习。诏敕起草者初为中书舍人，玄宗时始渐移其重要部分于翰林学士，机密之件，有时直须宰相执笔。骈文与诗、赋性质相近，若粗有文理之明经，安能胜此？“权德舆为礼部侍郎，擢进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镇、岳牧、文昌、掖垣之选，不可悉数。”（《汉唐事笺》后集五）固由德舆衡鉴较精，亦进士能适应上级工作有以致之也。
通前文观之，进士比明经钻研较广，悬格稍高，名额又较少，《通典》所称开元廿四年以后“进士渐难”，自是实情。再从客观方面说，人情都贵难而贱易，社会上当然轻视明经；同时，进士所习能适应于上层工作，仕途上应易于进展。从主观方面说，人而志气低下，不肯奋斗，就会相率走向明经一途；反之，志趣高尚者则虽在寒门，亦必力争上游，不甘落后。由是寒族遂向进士科与贵族作殊死斗争，斗争愈烈，斯发展愈盛，两科孰优孰劣，已造成必然之趋势。
斗争之胜负何如耶？其态势自不难推知，偶遇主政者特殊助力，寒族非无暂时战胜之望，如高元裕奏请“科举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见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武宗追榜，放顾非熊及第，天下寒酸皆知劝，（《唐摭言》）昭宗颇为孤寒开路，崔凝覆试，但是子弟，无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同上）是也。然而当封建时代，政治率为反动势力所把持、笼罩，主司恒被其支配，故大中进士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北里志》）六年崔瑶知贡举，牓出率皆权豪子弟，（《语林》三）又咸通中以前，牛、孔数家凭势力，每岁主司为其所制，（同上）职是之故，当时进士名额被旧族公卿子弟占去不少，其著者，凤阁王（易从）家自武后至大中朝有进士十八人，（《旧书》一七八）范阳卢氏自兴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举二年外，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语林》四）大和初冯氏进士十人，宿家兄弟叔侄占八人，（同上）崔雍兄弟八人、赵橹兄弟五人、李景让兄弟三人皆进士，（《金华子》及《语林》四）徐彦若四世进士，（《旧书》一七九）此外张元夫家有进士七个以上，杨虞卿、令狐楚家各七个，杨於陵、杨收、李宗闵家各三个，结果终是寒族失败。
简而言之，进士科之初立，与明经本无轩轾，经过数次无意中之改制，始造成进士比明经优胜之趋势，非政府原来分科早有如是之企图，从举子来说，应进士或应明经，一方面为社会上意见所范围，别一方面又因个人志趣、能力或家计之不同以决定其选择，寒族虽可藉进士科而新兴，旧族却未尝受进士科之影响而堕落（六朝至唐所谓“门第”，并不以官宦为重要标准），进士既多落在世家，如何能说两科各以一定之社会阶级为代表？如何能划分进士科为新兴阶级？
科举之浮华无用，自武后以迄唐末，屡屡有人建言。早则天授三年（六九二）薛谦光疏称：“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通典》一七）次则宝应二年（七六三）礼部侍郎杨绾奏：“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原误“祖”）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颂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并近有道举，亦非理国之体，望请与进士、明经并停”；疏上后，交廷臣会议，李廙、李栖筠、贾至、严武等均赞成其说，（《旧书》一一九及《新书》四四）李德裕对武宗称，其祖栖筠恶进士“祖尚浮华，不根艺实”，（《旧书》一八上）即指此事。同时，赵匡亦著论称：“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同前《通典》）更后则会昌间高元裕亦抱“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治”之见解。（同前引杜牧书）上举诸人，绾及栖筠、元裕均进士，是知进士确为朴实者所诟病。然科举苟废，统治者究无良法善其后，此所以延至近世而始绝也。《新书》称李德裕“尤恶进士”，求其实，只恶浮华之进士，非全屏不用，可于下文论德裕无党一节见之。
科举术语，唐人文字屡见之，今并略揭其重要者：进士及第有状报于朝，名居首者谓之“状头”（如授官称“敕头”，授勋称“甲头”），亦曰“状元”。各州申送举子赴京应进士试曰“解”，因之名居首者谓之“解头”或“解元”。进士通称曰“秀才”（说见前）。得解者曰“乡贡进士”，解而得第者曰“前进士”。同榜及第者曰“同年”（即今所称“五同”之类），主试者曰“座主”。未试前造请权要者曰“关节”。（参《唐国史补》及《唐摭言》）又进士、明经考试，初由吏部之考功员外郎主之，开元廿四年因其位轻，易以礼部侍郎，终唐末不改（《会要》五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