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个女人来撰写这样一本书的序言， 一定有人会为此感到惊讶。 对我的朋友来说， 无须作任何解释， 但我认为， 还是有必要向那些不了解我的人简单说明一下原因， 以免他们认为我狂妄自大。
这部著作是我挚爱的丈夫在他人生的后十二年里完成的。 尽管倾尽心血， 但他却从未想过在他有生之年将本书出版。 当我劝他改变这种想法时，他总是半开玩笑地——或许也带着某种不好的预感——说： “ 应该由你来出版。 ” （ 他每次这样说， 我都会忍不住落泪， 尽管我并未把它当真。 ） 正是这句话，让我的朋友们认为我应该为丈夫的遗著写点什么。 虽然有人对此持不同的看法， 但他们定不会不体谅使我克服羞怯心理来写这篇序言的感情， 这种羞怯往往使一个女子在做这样的事情时感到极其为难。
当然， 我绝不奢望人们把我看作这部著作的真正出版人， 因为以我的能力， 要做这件事还远远不够。 我只想当一名助手， 参与这部著作的出版工作。我有权利要求这样做， 因为在这部著作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 我也曾担任过相应的角色， 而且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成书的方式和时间， 以及我的丈夫在写这部
书的时候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和希望。 上天赋予了我的丈夫卓越的才智， 使他自少年时代就渴望光明和真理。 他在许多方面都很出色， 但他几乎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军事科学上， 这对国家的富强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并终成为他的职业。 首先是沙恩霍斯特把他引上了正确的道路。 在1810年， 他受聘担任柏林军官学校的教官， 同时他还荣幸地为王太子殿下讲授基础军事课。 这一切都促使他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1812年， 他在结束他为王太子殿下讲授的课业时写下的一篇文章， 已经勾勒了如今这部著作的雏形。 然而， 直到1816年， 在科布伦茨， 他才再次开始科研工作， 并得以将极其重要的四年战争时期（1812—1815年欧洲反法联盟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 累积的丰富经验记录下来。 起初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一些简短的、 相互间联系松散的文章。 我从他的手稿中，发现了下面这篇没有标注日期的文章， 应该也是他在这个时期写下的——“我认为，在这里写下的一些原则，已经涉及了所谓战略的主要问题。我
把它们视作早期的草稿，但实际上它们差不多已可以融合进单独的一部著作。
“这些草稿是在没有预定编写大纲的情况下写成的。起初，我只想用简短而严密的表达写下战略方面的重点，而没有考虑它们的体系或形式联系。当时，我想到的是借鉴孟德斯鸠谈论问题的方法。我认为，文章采用简短的格言式将会吸引有远见卓识的读者，因为它们一方面能够启发思想，另一方面自带许多论点。我所设想的读者，是那些足够了解战争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致力于从一些论文中只提炼重要的结论，把精髓集中到一个较小的范围。但是后来，我的个性占了上风，它促使我尽力发挥——此时考虑的是对该主题并不太熟悉的读者。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加注重分析精神。为了使著作更加系统化，我陆陆续续添加了一些篇章加以充实。
“后，我打算把所有文章再度修改，充实早期的文章，归纳整合后期的文章，使所有文章成为一个比较系统的整体，然后撰编成一部内含八篇的书。此外，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避免写些为人熟知或谈论过千百遍的东西，因为我无意写一部两三年后就会被人遗忘的书，而是写一部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人
经常翻阅的书。”
在科布伦茨， 由于工作上的事务繁杂， 我的丈夫只能抽取零星的闲暇时间来写作。 直到1818年， 他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的校长， 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可供专注于自己的创作， 并用当时的战史来充实它的内容。 根据这所学校当时的制度， 科学研究工作不属校长管辖， 而由专门的研究委员会主持， 因此他并不十分满意这个职务， 但充裕的闲暇时间使他仍乐于接受他的任命。 虽然他没有庸俗的虚荣心， 也不计较个人荣誉， 但始终要求自己真正胜任， 不愿荒废了上帝赐予自己的天赋。 在职业生涯中， 他从未得到过能满足他这种要求的职位，不过他对此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科学研究的领域， 对他来说， 人生的理想就是自己的著作能对世人有益。 尽管如此， 他仍然坚持生前不出版这本书。 这就证明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虚荣心， 更无任何利己的动机， 他只希冀这部作品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直到1830年春， 他被调去炮兵部门任职， 由于工作繁忙（ 至少在初阶段是这样） ， 不得不放弃自己所热爱的写作。 他把手稿整理封存起来， 并一一贴上标签， 后难过地与他极其热爱的工作告别。 同年8月， 他被调往布雷斯劳担任第二炮兵监察部总监； 12月又被调回柏林， 担任伯爵格奈泽瑙元帅的参谋长，直到元帅的指挥权终止为止。 1831年3月， 他陪同元帅前往波森。 由于遭到悲痛的打击（ 格奈泽瑙元帅感染霍乱去世） ， 他于11月7日又从波森回到布雷斯劳，他打起精神， 意欲继续写作， 并计划在当年冬天完成。 但是上帝作了另外的安排， 16日他就离开了我们， 他亲手封存的文稿直到他去世之后才得以打开。
现在， 这部著作按照它们被打开的样子分篇出版， 没有增删一个字。 尽管如此， 出版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要进行整理和研究。 我衷心感谢在这方面给予我帮助的朋友们。 首先感谢奥埃策耳少校， 他承担了付印前的校对工作。 我还要感谢我的弟弟， 他在我悲痛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对这部遗著的出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 他在细心地阅读和整理这部遗著时， 发现我挚爱的丈夫先的修改（ 他在1827年所写的《 说明》 一文中提到了这一未来的计划） ， 并把修改好的文稿插进篇的有关章节中。
与此同时， 我还要感谢其他的众多朋友， 他们向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虽然我无法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来， 但我相信他们定会领受我衷心的谢意。
我在丈夫身边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二十一年， 虽然我现在失去了他， 但每当我想起挚爱的丈夫留给我的回忆和关怀， 看到他深得人们广泛的仰慕和公认的赞颂， 凡此种种， 令我的幸福恒永地持续。
国王和王后出于信任， 召我到宫中任职， 这对我又是一种安慰。 我感谢上帝， 让我担任了这个我愿为之奉献一切的光荣职务。 愿上帝降福， 让我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并希望尊贵的小王子将来能够阅读这部书， 鼓舞他像他荣耀的先祖一样建功立业。
威廉王后陛下女侍从长
玛丽·冯· 克劳塞维茨
1832年6月30日写于波茨坦大理石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