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开始想要逃离庸常生活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学着自己亲手做一件夏克尔家具。我在纽约上州拥有一个小农场，那里看上去可以让我达成这个目标。于是我开始在五金店里寻找锯子、凿子，翻看DIY手册。我想象自己在工坊里耐心地打磨着榫孔和榫舌，格伦· 古尔德演奏的巴赫无伴奏古钢琴曲萦绕在耳畔。
然而，就在建造这间梦幻木作工坊前，我居然开始研究地图，考虑一次旅行，这种事我以前就做过。那可不是一般的旅行，不是什么为时两周的意大利之旅，也不是更长、更深入的类似于吴哥窟探险或婆罗浮屠之旅的旅行。我考虑的是一次特别的旅行，已经思考良久，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快就会揭晓）而未能成行。从某种程度来说，那是一次从中国到印度而后再返回中国的朝圣之旅，沿着一位中国佛教徒7 世纪时为寻求真理前往“西天取经”的路线。那位僧人的名字叫作玄奘，我认为他是历伟大的旅行家。虽然西方人对他不太了解，但他的名字在东方却是家喻户晓；在中国和印度，他的故事世代流传。我很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不过一定是在我被称为“汉学家”的那个时候。在哈佛读研究生期间我开始研究中国，当时我在著名学者费正清的指导下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后来我发现我并不适合做学术，于是开始为《时代》杂志工作，我被派往香港，那是当时大部分美国人能接触到的靠近中国内地的地方。1979 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1980 年我被派到北京组建《时代》杂志驻北京办公室。
那些年在中国的生活十分刺激。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在方方面面都非比寻常，从残垣断壁到其正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闭关锁国，作为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小世界，中国有待被重新发现。可以这样说，对那个时代的大部分西方记者来说—去之前他们都在学校学习过中文—去中国工作更像是度假，而不是为开启新闻事业的新篇章。我们总是在谈论中国，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过去、中国的大理石拱桥以及天坛这样的古老建筑。
时代过去了，中国正处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致力于经济改革，打造世界奇迹，人们迅速意识到古老的中国正在消失，这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人小圈子中再次激起异乎寻常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我们在老北京胡同里的古玩店进进出出，欣赏早起出门遛鸟的长髯飘飘的老者，还有穿黑衣、裹小脚的老太太。我们看过一些书，它们描写的是我们抵达之前的古老中国，那让我们崇拜有加，我们非常羡慕那些比自己了解更多中国古老文明的人。乔治· 凯兹的《丰腴年华》，描写了石碑、城门、城墙、庙宇、拜月亭、流动小贩，他们的吆喝、街头京剧表演以及皮影戏，它们大部分都将消失殆尽。另一本书没有那么广为人知，但对我们几个来说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部16 世纪的小说，也就是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这本书描写的是一位佛教徒在一个五百岁的能力超凡的猴子的陪伴下所做的奇幻之旅。我们中的一些人知道这位历史人物玄奘，他在629 年到645 年抵达他所谓的“西方”，玄奘本人所写的《大唐西域记》，19 世纪由英国传教士、学者塞缪尔· 比尔翻译成英文，它被认为是一部中国文学经典。在印度，玄奘的记录成为大家了解中世纪印度历史的重要来源。玄奘取经的经历被改编成数百部故事、小说、戏剧、戏曲作品。因此，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及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知道他的故事。
从中国古都长安（现在的西安）出发，玄奘骑着马匹、骆驼和大象，有时也步行，到达了大约5000 英里（1 英里≈1.61 公里）之外的印度南部，然后沿着和去时不完全相同的路线回到长安，途经世界上条件严酷的沙漠、耸的山脉。他此行的目的是求取佛教原典，中国佛教经典译自与中文迥然不同的梵语，他希望为其找到真实可靠的原典。另一方面，玄奘也希望粉碎现实世界的一切幻相，深入钻石般坚硬的真相中心地带。他写道，皇帝希望他在回国的时候，能够搜集到他途经的各个国家的信息，以备制定军事和外交政策之用。但是玄奘在执行这项任务时感到困扰，他认为印度对他来说是无上智慧的源泉。他去往那里的目的是为获得超凡的理解，他称之为“胜义谛”（终极真理），唯此才能让众生领悟佛教的真谛，让我们从无可遁逃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那并不是我的目标，或者说不是我认为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我也希望能摆脱苦难，而且我也接受，至少从理论上接受，佛教认为的对世俗幸福的追求会给人们带来无休无止的争斗、折磨和失望。但是“胜义谛”对于我这种非佛教徒的怀疑主义者来说，太过抽象。对这位僧人的朝圣之旅，我所感兴趣的只是他的追寻过程和他所取得成就的美妙壮阔。与马可· 波罗相比，玄奘的丰功伟绩对我来说更为震撼。那位伟大的意大利人在旅行中毫发无损，但是玄奘的旅途则漫长而艰险；马可·波罗旅行的目的是为获得财富和名誉，而玄奘则是为了智慧，为了一切人类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