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士可以夸夸其谈，将领需要的却是抽刀一战。在仗打起来之前，好的谋士可以满嘴跑火车，嘴上轻言生死，真正打起来却很可能跑得比谁都快，而好的将领却不是这样的。
好的将领可能临战而惧，却在战时无比勇猛，更有破釜沉舟、放手一搏的勇气。
自从火器成为人类战争的武器之后，人们常常会问：战场上还需要那种英勇吗？其实无论武器如何先进，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这一点和以往任何战争都没有区别。
——摘自本书第91页
多年以来，清日两国进行军备竞赛，买舰的买舰，买炮的买炮，是因为知道，一场命中注定的海战不可避免。
这是丁汝昌的命运，也是伊东佑亨的命运；是李鸿章的命运，也是桦山资纪的命运；是清国人民的命运，也是日本人的命运。
而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武器就是好的代言，铁拳就是终的手段。
以命相搏，这是一条不归路。的选择就是披挂盔甲，握紧武器，亮出獠牙，冲向战场！什么兵力对比，什么权威理论，什么阵形布局，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用实力说话的后的结果。
开炮！轰他娘的！
——摘自本书第91页
时节已经进入冬季，天气严寒，在东北作战的军和第二军下一步该怎么走？大本营产生了两种意见，一派主张乘势立即攻入北京，尽快与清军主力决战，直捣京师；而另一派主张冬季暂时屯兵，待到春夏时节再出击。
对于这两派意见，伊藤博文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观点是，战争一旦开始，的难题就是怎样结束战争。这就像恋爱一旦开始，的难题就是结束恋爱期（结婚）一样——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从奉天攻入北京固然痛快，但可言而不可行，代价巨大。因为东北天寒地冻，行军艰难，很容易陷入对日军极为不利的持久之战；即使凭着日本将士们的英勇，军队能克服千难万险一路打到北京，但作为一个战略家，不能只考虑打下北京，更应该考虑——北京打下来了，以后怎么办？
伊藤博文认为：很显然，北京失陷将给清国带来亡国性的打击，难免暴民四起，清国朝廷土崩瓦解。以日本现在的国力，无法吞下一个无政府的清国，到那时，日本便要失去和谈的对手，白给西方列强以渔人之利！所以，清国朝廷虽然很可恨，但对于日本又是如此重要，必须保证这个朝廷不灭亡。
而与此同时，又要给予清国朝廷以切肤之痛的打击，只有这样，清国朝廷才能与日本签订条件苛刻的和约。什么能让清国朝廷感到切肤之痛呢？
只有北洋舰队的灭亡。
——摘自本书第180—181页
对于朝廷的实际统治者慈禧来说，淮军已经灰飞烟灭了，这支军队是李鸿章的，同时也是她的权力基础，淮军是属于后党的。这仗再打下去，只能由帝党的人物来继续指挥，很显然，谁指挥战争，军权就会落到谁的手上。如果帝党掌握军权，这是慈禧和她的后党集团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战争一开始，李鸿章虽然明知这场战争绝无胜算，属于朝廷帝党一派的清流言官们又不断攻击，背后搞小动作，但李鸿章还是要硬着头皮打下去。只有清日之战是由后党集团的人负责组织和指挥，才能确保朝政大权继续留在慈禧和后党集团的手中。而当战争进行到有可能使国内的权力分配重新洗牌，影响到当权者权力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必须结束。
——摘自本书第216—217页
“法是要变，不过几千年的祖宗之法不是一下子就能变过来的吧？”荣禄问道。
实事求是地说，荣禄这句话说的是实情，是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忧患考虑。荣禄先生的这句话并不是要反对变法，而是询问他老康有什么办法，希望康有为能给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康有为知道真正厉害的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好，那些“顽固派”们就会见不到变法派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必须拿出一点雷霆万钧的手段让他们瞧瞧！
于是，康有为大手一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说道：“这有何难？杀几个一品大员法不就变了？”
四周一片安静，康有为突然察觉有什么不对，但具体哪里不对他也不知道。
——摘自本书第304—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