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眼不朦胧
我认识汪曾祺的时候，他还并不到花甲，但容貌却十足地使我觉得老气横秋，背已微驼，头上毛发稀疏，牙齿也已经七零八落。我头一回见到他，是在粉碎了“四人帮”后，在林斤澜家中，那时知道他是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执笔，身份是北京京剧院的编剧，在单位里处境似乎不是太好，谈话间，他绝不提文学艺术方面的事儿，但说到烹饪什么的，却既内行，又生动。倒是林大哥有劝他写小说的话，他也不接那话碴儿。
那时候，我算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有一天去单位，路过《北京文学》编辑部，只见也是老气横秋的李清泉坐在那儿，手里举着份什么稿子，就着窗外射进的阳光，两眼透过瓶子底般的眼镜，嘬着嘴唇，在那里审读，觉得他那姿势神态非常地可乐。老李1957年以前曾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粉碎“四人帮”后到《北京文学》主持编务，真是把憋了二十多年的劲头全卯上去了。过了些天，我跟几位文友模仿起老李看稿的痴迷样儿，他们都笑软了；但同时就有人正告我：“知道吗？他签发了一篇有突破性的短篇小说！”那就是汪曾祺的《受戒》。
那个时期的文学，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浪潮涌过后，《受戒》把沈从文曾挥洒过，而中断了多年的田园唯美小说，重新引回了文学百花园，令人精神一爽。年过花甲后，汪曾祺被人们普遍地尊称为汪老，他的创作生涯，竟出乎他自己意料地，进入了一生中顺畅也辉煌的时期，他的小说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出来，好评如潮，崇拜者甚众。近我看到一本书，批判十位名作家，其中一位是他。编写这种书的批评家，对非进入经典名册或非为世人所耳熟能详的作家作品，是不屑一顾的；汪老仙逝已有数年，不知他在仙界读到时，会现出怎样的表情？
1982年，我曾和汪老、林大哥等人，应四川作协邀请，在全川兜了一大圈。二十多天里，我熟悉了汪老的人间表情。汪老嗜酒，但不是狂喝乱饮，而是精于慢斟细品。我们到达重庆时，正是三伏天，那时宾馆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我和一位老弟守在电扇前还觉得浑身溽热难耐，汪老和林大哥居然坐到街头的红油火锅旁边，悠哉游哉地饮白酒，涮毛肚肺片；我们从宾馆窗户望出去，正好把他们收入眼底，那“镜头”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模糊。后来他二人酒足肉饱回来，进到我们屋，大家“摆龙门阵”，只见酒后的汪老两眼放射出电波般的强光，脸上的表情不仅是年轻化，而且简直是孩童化了，他妙语如珠，幽默到令你从心眼上往外蹿鲜花。
后来更发现这是一个规律：平常时候，特别是没喝酒时，汪老像是一片打蔫的秋叶，两眼朦胧昏花，跟大家坐在一处，心不在焉，你向他喊话，或答非所问，或竟置若罔闻。可是，只要喝完一场好酒，他把一腔精神提了起来，那双眼就仿佛又充了电，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寥寥数语，即可使满席生风，其知识之渊博之偏门之琐细，其话语之机智之放诞之怪趣，真真令人绝倒！
1987年，我访问美国时，应邀到爱荷华大学写作中心参加一个三天的活动，在那里遇到汪老，他是被邀住进那里的“五月花公寓”，作三个月长客的。为到美国他安了满口假牙，衣装也比在国内光鲜，但见到我时连说：“哎，我已经倦游！”其实他说这话时才在那里呆了不过十来天。那里缺少中国白酒，即使弄到了，又哪来重庆火锅那样的佐酒物？更何况缺少林大哥那样的“珠联璧合”的酒友。
1994年，汪老，我，以及另外几位大陆作家，应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邀请，去台北参加“两岸三边华文文学研讨会”，在香港机场转机时，汪老可真是老得糊涂了，过海关闸口时，他既拿不出护照，也找不见机票，懵懂得够呛，我和山西作家李锐两人，忙在他身上翻口袋，总算替他找全了应供检验的东西。但在台北活动中，酒后提起了精神，他仍能容光焕发，出语惊人。
据说，汪老写他那些小说，都是在酒后，双眼不仅不朦胧，而是熠熠放光时，一挥而就的。我以为，若有人研究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汪老是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