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抵达奥斯维辛
那是1944年5月，囚犯们被用来装载牲畜的闷罐车押运，前往纳粹集中营。每个车厢中塞进去90个人，车厢牢牢上着锁，车上便桶里的排泄物由于太满而溢出来，大小便的恶臭充斥着运送的路途，挥之不去，让人无法呼吸。
这是一支运送被放逐的犹太人的车队，整整四天，四十辆一模一样的囚车昼夜不停地前行。车队先是穿过斯洛伐克，接着穿过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把我们载向未知的目的地。我们只是批数百万被宣判死刑的匈牙利犹太人当中的一部分。
车队经过塔特拉（Tatra）之后，穿过了卢布林（Lublin）和克拉科夫（Krakau）。这两座城市在战争期间被当做重组营，它们还有一个更确切的名称：集中营。在这两座城市，所有反对纳粹的欧洲人被集中起来，按人种分类，后遭到灭绝。
经过克拉科夫之后不到一个小时，车队在到达一个重要的地方之前停了下来。当我看到几个哥特体字母拼出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奥斯维辛”（Auschwitz）这个单词之后，我心中隐约觉得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
透过囚车的缝隙，我注意到车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直跟随我们的纳粹党卫军换成了其他人，车上的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车队。从别人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捕捉到一些端倪，我们将很快到达此行的终点。
车子随后又发动起来。20分钟之后，伴随着从车头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哨声，整支车队终停了下来。
透过车上那条缝隙，我看到一片荒漠般的情景，土地是微黄色的黏土，就像西里西亚东部的那种，上面间歇点缀着几棵绿树。混凝土电线塔并行排列，绵延到天际，其间布满了高高的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上面有着明显的标示“高压请勿靠近”。这些电线塔与铁丝网围成一个个巨大的方形广场，每个广场上都有覆盖着绿色沥青纸的营房，它们有规律地排列着，在广场中间划出长长的规整的道路。路网与遍布两旁的营房一眼望不到边，直到视线的尽头。
营地里，囚犯四处走动，有些人身穿粗麻布条纹囚服，有些人穿得破破烂烂，有些人在搬运厚木板，有些人则挥舞着镐头和铁锹。在远处，还有一些人正在将粗壮的树干抬上卡车。
沿着带刺的铁丝网，每隔三四十米就有一个高高的瞭望塔，每个瞭望塔上都有一个党卫军警卫，以及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机枪，警卫站在机枪旁边，随时准备射击。这就是当时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用日耳曼人的话来说，叫“KZ”（全称为“Katzet”），你知道的，他们什么都喜欢用简称。一开始看到的景象无法令人心生鼓舞，但至少当时的好奇心胜过了恐惧。
我看了看与我一起进来的人，我们这个小组里有26名医生、6名药剂师、6位年轻的女士，我们的父母、孩子和亲戚，以及一些老年人。他们或者坐在行李上，或者坐在车的隔板上，面无表情，精神萎靡，他们的脸上透露出一种不祥之兆，就算是刚到陌生地方的兴奋感也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几个孩子睡着了，有些醒着的孩子用力地咀嚼着我们仅剩的食物，其他的孩子没的可吃，只能用舌头舔舔已经干裂的嘴唇。
沉重的脚步声在外面嘎吱嘎吱响起，大声的命令打破了枯燥的等待。牢牢锁着的车门终于被打开，伴随着缓缓滑开的车门，我们已经能够听到传来的对我们的命令声。
“所有人下车！只能拿随身行李，所有大件行李都留在车上！”
我们跳下了车，然后转身接住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因为车厢离地面太高了，接近1.4 米。警卫让我们沿着轨道排成一列。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名年轻的党卫军官，制服非常精致合身，一枚金色的徽章优雅地点缀在他的翻领上，他的军靴闪闪发亮。虽然我对纳粹的各种军衔等级并不太熟悉，但从他的臂章推测他应该是个医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集中营党卫军的首领，同时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任医师”，门格勒博士。作为集中营的“医生筛选者”，他在这里等待每一趟运送囚犯的列车。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才真正明白在奥斯维辛，所谓的“筛选”是什么意思。在随后的各个阶段里，有的人幸运地经历了“筛选”而未死，但有的人却命运不济。
一开始，党卫军根据性别快速把我们分成两组，只让14岁以下的孩子跟着他们的母亲。恐惧很快淹没了我们，但警卫却用一种慈父般和蔼的语气回答了我们焦虑的问题：“没什么可担心的，按照惯例，他们只是去洗洗澡、消消毒，然后回来与你们团聚。”
当警卫给我们分组的时候，我有机会四处看看。在夕阳的余晖下看到的景象，与我在车里透过缝隙看到的景象有所不同，要更加怪异并且充满危险。有个东西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眼球，那是一个用红砖砌成的巨大的方形烟囱，下粗上细。它立在一幢双层建筑上面，看起来就像是奇怪的工厂烟囱一般。烟囱的四个角上都装着避雷针，避雷针中间冒出的巨大火舌使我吃了一惊。我甚至想象，大概只有地狱里煮饭才需要这么大的火焰吧。突然，我意识到我是在德国的地盘上，这里遍地都是焚尸场。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十年，从医学学士到医学博士，我清楚地知道，在德国，再小的城市都配备了焚尸场。
所以，这座“工厂”应该就是焚尸场。不一会儿，我看到了第二个带着烟囱的建筑物，然后，在灌木丛后又发现了第三座。这时候，一阵微弱的风卷杂着烟气向我吹来，瞬间，我的鼻子里、喉咙里全都是令人作呕的味道，我知道那是焚烧肉体、烤焦毛发的味道。那里有太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但容不得我多想，第二阶段的“筛选”已经开始了。我们站成一队，男人、女人、儿童、老人依次通过筛选委员会。
“医生筛选者”门格勒医生做了个手势，所有人被分成两组一字排开。左手边的一组是老人、残疾人、病人以及带着14岁以下儿童的女人；右手边的一组由身强力壮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因为他们可以干活。在右手边的队伍末尾，我看到了我的妻子与我14岁的女儿，我们不能再通过言语和对方交流，只能简单地做做手势。
那些身体过于虚弱、上了年纪以及疯疯癫癫的人都被送上一辆有红十字会标识的“救护车”。我所在的这一队中，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医生询问他们是否也可以进那种车里，但没人答复他。“救护车”离开后，左手边的一组按照警卫的指示，排成五列，从侧面离开了。几分钟后，我们的视线被浓密的灌木丛阻断，他们消失于灌木丛后。
右手边的一组留在原地。门格勒博士命令所有的医生向前迈一步，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队伍，大约有50人。他又问有谁曾在德国的大学学习过，谁具备完备的病理学知识，并且精通法医，他命令这些人再向前一步走。
“请仔细考虑，”他补充道，“你们必须能够胜任这项任务，要是你们名不符实的话……”他那威胁的手势使我们不敢多想，我瞥了我的同伴们一眼，他们可能被吓傻了。这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在心中作好了决定。
我走出队列，举荐了自己。门格勒博士问了问我的身高，在哪里就读，我的病理学导师是谁，我是如何习得法医学知识的，我实际操练多久了等等。很明显，我的回答令他很满意，他立刻让我出列，并命令其他人回到队伍中去。现在，我必须声明一个我当时还不知道的事实，那就是左手边的队伍和“救护车”在随后几分钟驶进了焚尸场的大门，那些车上的人无人生还。
02 编号A8450
我与其他人分开之后，独自待了一会儿，我想到了我在德国奇妙又曲折的命运，我曾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我生命中快乐的日子。
现在，我头顶的天空月朗星稀，微风徐徐吹过，令人精神焕发，只不过，偶尔还会从第三帝国的焚尸炉中飘来尸体燃烧的气味。要是它没有卷杂着尸体燃烧的气味该有多好！
混凝土电线塔的数百个探照灯射出了令人目眩的光线，仿佛织成了一张网，在这张光网后面，我感觉空气也变得凝重了，仿佛厚厚的面纱包裹着集中营，在这张面纱下面，只能看出营房的轮廓。
现在，运我们来的车上已经没有人了。有些身着囚服的人出现了，他们把我们留在车上的大件行李搬下了车，然后放在旁边的一辆卡车上。随着夜幕缓缓拉启，40节车厢慢慢地消失，直到完全融入周围黑暗的夜色当中。
门格勒博士给党卫军下达后一个指令后，就钻进了小汽车，坐在驾驶室里，并示意我也上车。我上车以后，坐在一个党卫军官身旁，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小车疯狂地沿着泥泞的道路向前奔驰，整条路都是被碾压出的车辙和雨后的水洼，车身剧烈地上下晃动。车子越开越快，明亮的探照灯在我们身边飞快地掠过，不久之后，车子在一扇装了防弹钢板的大门口停了下来。门格勒打了个手势，一个党卫军哨兵跑过来，打开了大门，让这辆他们很熟悉的车进去。我们沿着主路继续往前开，道路两侧都是军营，几百米后，车子在一栋看起来比较好的建筑物前再一次停了下来。通过入口处的标志我知道这里是“营地指挥部”。
进入指挥部以后，我看到几个人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他们的眼睛中露出深邃、精明的目光，面容精致，身着囚犯的制服。他们看到我们进来以后，马上站起来，立正站好。门格勒博士走向其中一个人，他大约50多岁，秃顶。由于我站在一个党卫军中队长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所以没有听清他们聊些什么，只看到那个人频频点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F营地的医生，森特·凯勒博士。按照他的要求，我走到另一张办公桌前，桌子后面也坐着一个囚犯办事员，他翻了翻抽屉，找出一些档案卡，然后问了我几个问题，把问题的答案记录在档案卡上，另外记录一份放到一本厚厚的文件簿里，然后把档案卡递给了一名党卫军警卫。随后我们离开了这间屋子。经过门格勒博士的时候，我微微鞠了一躬。
看到我的行为以后，森特·凯勒博士克制不住地提高了音调，看似无意却又充满了讽刺意味地说：“这种客套在我们这里就免了吧，在集中营里，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好了，不需要这种客套的礼节。”
一个警卫过来，把我带到了另一个营房，营房的入口处写着“浴场及消毒”，在这里，我和我的档案卡被交给另一个警卫。这时候，一个囚犯过来拿走了我的医用包，搜了我的身，然后让我脱掉衣服。一个理发师过来先把我的头发理光，然后又全部剃掉我身上的其他毛发，随后把我送到了浴室。他们用氯化钙溶液帮我洗头，有一些液体跑到我的眼睛里，烧得很难受，以至于有好几分钟我都无法睁开眼睛。
在另一个房间里，我的衣服被换成了厚重、几乎全新的外套和一条条纹长裤。他们把我的鞋在一个盛着氯化钙溶液的容器里浸泡了一会儿，然后还给了我。我试了试新衣服，发现还挺合身（不知道在我之前，哪个倒霉蛋穿过这套衣服）。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又有一个囚犯过来拉起我的左手袖口，核对了一下我的档案卡上的数字，用一个装满蓝色墨水的器具在我的胳膊上熟练地印上一组文身记号。一连串小小的、淡蓝色的斑点立刻显现出来。
“你的胳膊可能会有点儿肿，”他安慰我说，“但一周之后就会消肿，那时候，数字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米克洛斯·尼斯利博士已经不再存在于这个世上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中营囚犯，A8450号。
突然我的脑中浮现出另外一幕，十五年前，在布雷斯劳（Breslau） 弗雷德里克· 威廉大学医学院（Medical School of Frederick Wilhelm University）的毕业典礼上，院长一边把我的学位证书递给我，一边握着我的手祝我前程似锦，并送上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来自评审委员会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