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本书卷一《让学术走向大众》）
忆往追昔，砥砺鸿鹄之志；激荡梦想，争做文化脊梁。作为作者和他所带领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始终鲜明而坚定的出版追求，“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这一“庭训”早已为国内外的出版同仁所熟知。在《出版忆往》中，作者没有“老调重弹”。但是，字里行间无不彰显着他“争做文化脊梁”的出版追求。他提示我们，无论过去、今天、未来，图书都是社会精神生活的承重墙，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有着的精神海拔；他提醒我们，镌刻在历史长河里的精神遗产，一定是文化的积淀和思想的创新；他还呼吁，出版从业者要继续“精编、精印，出精品”“占据学术制高点”“激荡血肉、潜入历史、化作永恒”，真正地把握好出版工作的价值皈依。这些无不表明了一位人民出版家在商业大潮席卷下依旧秉承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担当。
（选自本书卷二《书是社会精神生活的承重墙》）
我初知道来先生的名字，应该追溯到十年前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恩师韩琦要求我们博览群书，我便也七七八八地找来书读，其中《古典目录学》《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等，都曾经眼，虽然因为根底太浅而大多只能一知半解，但“来新夏”这个颇有些“奇怪”的名字却已经留于心中。后来韩师还说起，他与来先生颇多交集，并向我们说起了来先生一些有趣的往事，更加深了我对这位老先生的印象。 工作后，机缘巧合，我很快便得以与来先生“结识”。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重点打造“专题史系列”图书，已经出版了三十余种。主事的资深编审虞信棠与来先生有多年交情，他向来先生建议，将他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合二为一”，以《中国图书事业史》为书名重新出版，列为“专题史系列”之一种。来先生欣然接受。 但来先生毕竟年事已高，且在开展其他的研究，无法全力以赴投入“合二为一”的工作中。经过商量，我便承担了对二书进行初步删改合并的任务。根据安排，先由我对二书进行删改，删改后的初稿再经虞编审把关，然后送给来先生阅定。 虽然《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都是已出版的作品，看似这一删减工作并不复杂，但实际上，来先生在写作时采用的是“三史合一”的体例，将图书史、目录学史和图书馆史集合为“图书事业史”，主要特点就是资料翔实、述论结合。因此，要将其中的内容作直接的删减是不可能的，大多只能通过适当的改写来实现。这项工作持续了近一年，其中，来先生自己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重新阅定。在此过程中，我与来先生多有电话交流，我向他请教哪些部分可以删繁就简、哪些部分可以重新归并；他则对我勉励有加，并来电告知有的地方可能过度简化了，应该恢复原有的内容作适当修改，他还戏称，我们的交流是“跨越空间、跨越年纪的跨时空近距离交流”。等来先生的稿子返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稿面字迹密密麻麻，有很多地方已经又重新改写了。
（选自本书卷五《跨越时空的交流》）
